西安交大管理学院院长冯耕中：鉴往知来，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原标题：西安交大管理学院院长冯耕中：鉴往知来，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冯耕中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第六届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

在当前教育部推动学科交叉的大背景下，管理学成为最典型的学科交叉基地和载体。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具有明显的理工与管理相结合的特征，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等其他一级学科，均体现了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管理学发展。

文 / 冯耕中 来源：《经理人》杂志

2024年是中国MBA教育诞生三十余年来的重大转折点，可以清晰地感知到，我们似乎正处于寒冬时期。许多学校的招生状况并不理想，难以达到预期的招生目标，这成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从另一个视角审视，AI技术已经逐步渗透到招生流程之中，这种现象在以往是较为罕见的。在招生领域我并非专家，但我希望从一个不同的视角——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维度，分享一些个人的见解和体会。

在MBA招生工作中，更为本质与核心的问题，无疑是MBA人才培养内涵的建设，唯有奠定坚实的内涵基础，我们才能实现更好的招生工作与人才培养。因此，我选择了这一主题进行讨论。

关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去年4月26日，我们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了一场论坛，特邀王树国校长（前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共同参与系统管理思想的研讨。此次活动备受瞩目，当天的网络直播流量高达500万以上，许多人戏称我们“蹭”了王校长的热度。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这既是王校长的影响力所致，也体现了该话题的广泛关注度。在论坛上，我们成立了系统管理与中国实践研究中心，旨在深入探究我国管理学科，包括工商管理学科的发展历史规律与未来知识体系，以期为未来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下面我将从两个方面来分享我的相关体会。首先，我想就过去一年到今年这一时期的阶段性成果向大家做进一步的汇报；其次，我将结合MBA人才培养，分享个人思考。

鉴往知来：

走进中国本土管理学发展史

每当谈及管理学科，尤其是提及MBA时，人们首先会联想到这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似乎存在一种“照抄照搬”的误解。然而，经过深入研究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在我国管理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独特的现象。例如，我国管理学目前包括五个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农林经济管理、信息资源管理。这个学科建制与西方大学商学院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区别的。

基于这样的背景，自去年起，我们更多地采用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特别是多点民族志方法的研究范式，来探讨管理学科的发展历史。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研究工作。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自在、自证到自为的中国本土管理学》，时间跨度选择了1949年至1998年。为何选择这一时间段，原因在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1998年，管理学正式成为中国的第十二个学科门类，与工学等其他学科并列。因此，我们选择这一时间段来深入研究和梳理管理学科的历史发展脉络。

从1949年到1978年，这一阶段我们称之为中国本土管理学的自在阶段。1952年的院系调整，我国撤销了管理学科。当时仅保留了两门课程，即哈尔滨工业大学开设的“生产组织与计划”课程和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工业企业管理”课程。这两所学校在当时成为培养管理人才的重要基地。由于当时学习苏联的经验，这两所学校还举办了研究生班，这些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管理学科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

在这个阶段的梳理过程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三支力量。首先是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基础的工学力量，主要聚焦于工程管理学科的探索，针对重大工程和生产组织的需求，开展工程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生产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培养。

汪应洛院士就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办的管理研究生班中首位通过答辩的研究生。当时，一汽等生产企业的发展与这支力量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支力量与中国人民大学有着深厚的联系，主要围绕经济管理学科进行探索，从宏观层面研究国民经济运行管理。第三支力量主要以运筹学在中国的推广和应用为代表，其核心是对“运筹管理”学科的探索。这三支力量在改革开放之前，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78年改革开放之际，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三位老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这篇文章吹响了系统工程发展的号角，指出了中国管理教育空白的现实，并呼吁恢复管理教育。随后，在西安交通大学312会议室，汪应洛院士等来自自动控制领域的专家聚集一堂，共商大计。这次会议达成了共识，会后各参会学校于1979年成立了“系统工程研究所”。

同年，包括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在内的11所工科院校经国家教委批准开设“管理工程”专业，标志着管理教育的恢复。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管理学位教育从工科起步，授予的学位是工学学位。我在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也是管理工程的工学学位。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文科类院校得到了更大的发展。1998年，在汪应洛院士等前辈的努力下，在朱镕基总理和李岚清主任的支持下，管理学正式成为与工学、理学并列的第十二个学科门类。

这是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改革开放前管理学科虽然被撤销，但是管理研究和实践活动并未停止。前辈们仍然在各自领域孜孜不倦地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二，改革开放后，我国管理学科的恢复重建首先是依托工学而起步的，并且各支力量是在系统工程的框架下形成汇聚和发展。第三，五个一级学科中的第一个——管理科学与工程，具有典型的理工和管理相结合的特征。

第四，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等其他一级学科，均体现了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管理学发展。其中，工商管理较多地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管理教育的经验。

我曾在多个场合讲过，管理学院是当前学科跨度最大的学院之一。它不仅涵盖了文科领域的研究，也涉及了工科的内容。在当前教育部推动学科交叉的大背景下，管理学成为最典型的学科交叉基地和载体。因此，当我们探讨人才培养、MBA招生以及学科发展时，必须站在更为宏大的历史视角，从系统观、大历史观角度去思考和理解中国管理教育的未来战略发展。

在谈及人才培养时，钱学森先生多年前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2007年，我协助汪应洛院士参与了中国工程院的一个咨询课题——“创新型工程管理人才的培养”。在那次报告中，我引用了钱老的话。他在总结高等教育基本发展规律时指出：“我们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伟人，发展到19世纪中叶的理、工、文、艺分家的专家教育；

再演进到20世纪40年代的理工结合加文、艺的教育体制；随后又出现了理工文（理、工加社科）结合的萌芽。到21世纪，我们仿佛又回归到了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但有所不同的是，21世纪的全才并不是否定专家，而是这位全才，大约只需一个星期的学习和锻炼，就可以从一个专业转入另一个不同的专业。”这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应当适应、遵循的发展规律。

新征程新探索：

时代需要怎样的MBA教育

今天，我们在讨论MBA时可以看到，中外合作办学和国际合作在MBA发展中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举例来说，我也算是中国最早的MBA学员之一，1987年在西安交通大学我进入中加MBA班进行研究生学习，获得了系统工程的硕士学位，同时也接受了全套加拿大MBA课程的学习。

MBA课程的教授和教材都来自加拿大，当时很多学习的内容在国内都不存在，但是几年后，这些内容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和应用。

然而，在借鉴国际合作经验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自身发展的特点。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例，其学科发展就具有典型性。目前，学院拥有两个国家“双一流”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发展路径非常典型，从系统工程、管理工程再到管理科学与工程，体现了理工与管理的紧密结合。

而工商管理的发展则从技术经济（非经济学概念，而是大型工程决策的内容）到企业管理，再到工商管理。这两个国家双一流学科的建设，形成和发展了国际国内相结合、学术实践相结合、校内校外相结合，国际教育经验与中国特色实践相融合的系统管理学科体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对自身发展历史、发展特色及发展路径的深刻理解，如何优化人才培养，我想和大家分享三点深刻的体会：

（一）秉承管工结合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特色

尽管社会上人们常将MBA视为偏人文的领域，但我坚信管理与理工的结合是我们应持续坚持的方向，而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便得益于这一理念。例如，我国第二批五名航天员全部是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培养的学生，他们已成为目前我国航天事业中的骨干力量，像现在在太空的指令长就是我们的毕业生。

这足以证明，管理学科并不是大家心目中用一张纸、一支笔来培养人才，实际上它同样能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

有一篇文献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读过，讲的是印度对中国的真正威胁是什么？文中指出，在美国众多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有大量的印度裔掌门人。

究其原因，该文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在大多数国家，商科学生往往从始至终处于商科的轨道，但是在印度，MBA几乎成为所有学科的必修课，学生同时学习专业技能与管理知识。所以他们走的是“技术+管理”的道路，管理人员既能够理解技术方面问题，又通过MBA学习强化对市场需求、行业发展等方面的认识，大幅提升管理中的沟通、表达等多维能力。而回顾我国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我们曾走过这样的道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似乎逐渐淡忘了这一点。

当前，专业学位的教育重心逐渐向工科倾斜，而非管理学，这一变化值得我们深思。“技术+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对管理学科的发展和专业学位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

（二）培养系统思维，塑造系统观念，强化全局观、大局观和战略意识的形成

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这一点尤为关键。20世纪80年代，汪应洛院士致力于推动中国管理学科的恢复与发展，撰写了《系统工程》这一教材，这门课程至今仍是我们长期讲授的重要课程。在近几年深入研究学科发展历史后，我觉得这门课程应成为管理学科所有学生的必修课程。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当前，我们不少人往往过于关注局部问题，更多是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缺乏从全局和系统层面进行思考。诸多问题的解决，若不能从更广泛、更宏观的系统视角出发，往往难以找到根本的解决之道。在最近广州的论文研修班中，我在会上强调，单纯就论文讨论论文，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有问题，我们必须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和解决问题，这尤为重要。

（三）新时代·新征程·新理念，持续推动校友与学校的合作共赢

在MBA，尤其是EMBA教育中，学生除了注重学科前沿知识的获取外，也非常注重校友间的人脉构建。近年来，“校友经济”一词广受热议，越来越多的高校和城市开始重视这股“发展助推力量”。然而，在我看来，对于“校友经济”及校友工作的理解，我们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去年，一位杰出的校友向我推荐了一本名为《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的演变》的书籍，该书深刻剖析了美国百年公益事业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这里我摘录了其中的一些核心观点。

慈善事业的起源在于缓解贫富不均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其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最初的赈灾济贫，仅限于富人对穷人的简单施舍；进入20世纪后，现代基金会应运而生，它们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和医疗等领域，旨在通过教育和科学造福人类。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财富积累的速度加快，体量增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改革需求也愈发迫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公益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新公益时代。新公益时代的公益事业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捐赠模式，不再限定为非营利，大家也可以通过盈利的事业来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从而造福人类。这一思想转变对于我们理解校友经济及校友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谈论校友工作时，我们常倾向于将焦点放在寻求校友捐赠上。然而，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公益事业的演变，那我们对于校友工作的理念和态度，也需要相应调整与改变。以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为例，自2018年我们接手行政工作以来，便积极建立了校友会，并依据地域和专业门类进行了细分，如设立深圳校友分会、MBA分会和EMBA分会等。学院校友发展中心积极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企业采访、热点讲座、公益捐赠、行业交流等，旨在促进校友间的交流与合作。

我曾向校友工作的负责人强调，校友捐赠的资金应专项用于校友工作；对于校友工作的考核，并非仅仅看重捐赠数额，而是更注重校友在各自领域的成就与贡献。考虑到我们的校友中不乏投资人和拥有技术成果的专家，我曾提出了一项具体的考核指标，每年通过校友工作力争培育出三个上市企业。我们的校友工作应是致力于推动校友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实现校友与学校的共赢。

校友工作的核心，不仅在于增强校友之间的情感纽带，更在于为校友提供一个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平台，进而推动校友事业发展和母校的繁荣。我们要创新校友工作体制机制，构建学校与校友合作共赢机制，以“校友圈”串起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构建创新生态。

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一直先行先试，扮演着改革先行者的角色，诸多的新生事物在西安交通大学落地开花结果。可以说，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的发展历程是中国管理教育的典型缩影。

在这辉煌的历程中，有一位卓越的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汪应洛院士。汪应洛院士不仅是我国系统管理学科的奠基人，也是工业工程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更是一位卓著的管理工程教育家。

他的贡献和影响力深远，为学院乃至整个中国管理教育领域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借此机会，我们要向汪应洛院士以及所有为我国管理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让我们铭记他们的功绩，继续传承他们的精神，共同推动我国管理教育事业迈向新的高峰。

*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第六届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本文系作者在第十三届中国商学院招生经验分享暨培养创新论坛主题报告的内容，由MBAChina独家供稿，本刊编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