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反直觉思考的价值

（原标题：追寻反直觉思考的价值）

——重读经典 |《反直觉思考》

文/姚斌

迈克尔·莫布森原是“莱格·梅森三杰”之一，又是圣塔菲研究所董事会成员、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客座教授。他著有《魔鬼投资学》、《实力、运气与成功》等多部著作，其中的《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一书是阐述如何避免不理性的决策失误。莫布森认为，在风险较大的决策中，反直觉思考具有更大的价值，可以帮助我们避开直觉的陷阱，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

■ 内部观点存在局限性

在莫布森看来，有三个因素决定决策的结果：看待问题的方式、行为及运气。运气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即使它可能会决定结果，尤其在短期内。最具挑战性的决策包括了某种不确定因素，我们只能以概率的形式来表达可能的结果。当一个决策涉及到概率时，好决策可能会导致坏结果，而坏决策也可能会导致好结果。这是因为世界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可以确保所有的人随时看到好坏两种结果。因此，在一个概率性的环境中，要想取得更好的成效，就要关注决策过程而不是结果。

在评价决策，如果关注的是决策过程而不是结果，那么我们会获得更大收益。有很多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运气取得成功的。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然而，当运气对他们停止微笑时，他们几乎总是会得到他们应得的惩罚。同样，要是有能力的人在某一段时间遭遇坏结果，那么他们往往会获得好的机遇，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运气最终会稳定下来。

所谓的内部观点是通过关注特定任务和使用近在眼前的信息来考虑某个问题，并根据这样一组有限而独特的信息作出预测。而所谓的外部观点则不会把一个问题看成是独特的，相反，它要弄清楚的是，如果其他人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可比性，那么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积极资金管理者就是依靠内部观点来证明他们的策略和费用是正当的。他们表现得就好像他们可以对抗概率、实现跑赢市场的回报似的。

许多专业人士通常都依赖内部观点作出决策。就像企业并购，大多数交易并不能为收购公司的股东创造价值。研究显示，当一家公司购买另一家公司时，收购方的股票2/3的时间都是下跌的。基础数学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公司在收购另一家公司时不会增加价值。对买方来说，价值变化等同于以下两者之间的差别：合并两家公司时现金流量的增加（协同效应）；以及收购所支付的超过市场价值的金额（溢价）。公司希望所得的收益大于所支付的价值。因此，如果协同效应超过溢价，买方的股票价格就会上涨，反之，则会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协同效应的价值低于买方所支付的溢价，从而证明了价格的下降。仔细观察一下相关数据就会发现，与股票融资的大额溢价交易相比，市场对现金交易和小规模溢价交易的反应更积极。因此，通过了解什么交易趋于成功，公司可以提高从某次收购中赚钱的机会。

史蒂芬·古尔德是哈佛大学的一位古生物学家，当他的医生诊断出他患有间皮瘤之后，他的医生说，50%的人只能活8个月。古尔德意识到，虽然一般患者会在8个月内死亡，但另一半会继续活更长的时间。果然，古尔德又活了20年。从统计学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功与失败的比例必须相当稳定，以确保某个参考类的有效性。如果系统的属性发生变化，那么根据过去的数据作出的推论就有可能是误导。理财顾问根据历史统计数据向他们的客户提出资产配置方面的建议，但因为市场的统计特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转变，所以投资者可能会以错误的资产组合而告终。

■ 最棒的人不一定会赢

在这样的非线性系统中，微小的扰动可能会引起大规模的转变。这就叫做“相变”。由于这些系统中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因此借鉴过去的经验会更加困难。由拳头产品驱动的产业，如电影和图书，就是很好的例子。众所周知，对于制片厂和出版商而言，预知结果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成功和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影响，这是一种固有的、不可预知的现象。成功预判的记录越差，就越应该调整自己的预测，使其趋于平均值。当因果关系明确时，就可以对自己的预测更有信心。这就是外部观点的力量。所以，当我们找到正确的参考类时，发现成功率并不是很高。因此，要想提高自己成功的机会，就必须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对于愿意打破传统的人来说，外部观点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胜利。这对于愿意进行反直觉思考的人是个机会。

人类天生就有连接因果的欲望，他们的做法不外乎为自己所看到的结果编造一个理由。这就产生了观察相关性的风险——通常是由几率所引起的——以及假设因果关系的风险。当我们听到一种相关性时，一定要考虑以下三个条件：先后顺序，关系，没有额外因素可以造成其他两个因素之间的关联。

许多人都热衷于确定最佳组织，但是，在一个高维度领域中为获胜者加冕却是毫无意义的，即在多维度的领域中不存在“最佳”实践。在大多数情况下，获胜策略都是非传递性的：所有玩家都有优点和缺点，在所有玩家中，个人玩家不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如果失败者偶然想到正确的策略，就可以击败最受欢迎的玩家。

人类渴望拥有成功的公式。有时，我们的经验和秘方是有效的，但更多的时候，它们还是会令我们失望的。原因通常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现实，即指导我们决策的理论是以属性为基础的，而不是环境。基于属性的理论会很自然的来到我们身边，而且通常很有说服力。从先前的经验到新的环境，人们经常试图在这个过程中推断出成功的选择，然后套路，因而糟糕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有缺陷的研究从表现较好的组织中吸收常见属性，并且把这些属性当做获胜的一剂良方。这种现象很普遍，它没有考虑到环境因素。

在一个名叫“布洛托上校游戏”中，每个玩家要将100名士兵（资源）分配到3个战场（维度）。玩家私下里将各自战场分配的情况记录下来，然后把结果拿来比较。每个战场士兵人数最多的玩家在某场战争中获胜，而获胜次数最多的玩家则成为胜利者。该游戏通过改变游戏的两个主要参数、给一个玩家更多的资源或改变战场的数量，我们可以发现可能成为赢家的竞争对手。该游戏展示了弱者何时有最好的获胜机会，为什么有时候没有最好的团队，以及参数变化如何影响这些结果。很简单，该游戏能让我们洞察到决策错误，即未能适当地思考竞争环境。我们从布洛托上校游戏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你必须在评估决策和结果时保持谨慎。由于非传递性和随机性，资源的属性并不总是战胜维度的环境。在一个复杂的游戏中，最棒的人不一定会赢。

■ 警惕“无形的脆弱性”

所谓的“相变”就是起因中较小的增量变化会产生大规模的影响。物理学家将其称为“临界点”。比如，把一盆水放进冰箱，直到它变成冰。在许多复杂的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的互动会产生集体行为，而临界点就发生在这些系统中。在所有这些系统中，原因和结果在大部分时候都是成正比的。但它们也会有临界点，或是阈值，相变就发生在这个位置上。当一种形式的反馈压倒另一种形式的反馈时，这些临界点就会发生。

当156人在桥上行走时，几乎不会对桥产生什么影响。但当积极反馈发生作用时，即使只增加10人，也会使振幅发生剧烈变化。这就表明，临界点为什么对适当的反向思考如此重要：考虑一下可能会发生什么。对于我们所看到的每一次相变，有多少人可以侥幸脱险？有害的摆动就在我们意识之外的某个地方等待着。大范围的结果源于系统的内部运作方式，而不是某些外部冲击。然而，风险的存在却是真实的。莫布森把这种现象称为“无形的脆弱性”。

包括人类的身高和运动员的成绩，结果不会偏离平均水平太多。但有些系统的分布会出现严重倾斜，在这里，关于平均值的想法意义不大，或者根本没有意义。这些分布通过指数定律得到了很好的描述，这就意味着，少数结果真的很重要，或是有着很大的影响，而大多数观察这是微不足道的。看看城市的规模，纽约市大约有800万居民，是美国最大的城市，而最小的城镇只有约50人。由此可见，最大和最小城市的人口比值超过150000 ：1。

纳西姆·塔勒布把幂律分布中的这些极端的结果称为“黑天鹅”。按照他的定义，黑天鹅是可以产生重大影响的局外事件。由于塔勒布的努力，更多的人意识到黑天鹅和偏离钟形曲线的分布，但大多数人仍然无法理解传播黑天鹅的机制。这正是关键点和相变发生效用的地方。积极反馈可以导致偏离正常范围的结果。关键点有助于解释我们对黑天鹅事件的持续惊讶，因为我们很难理解这样一些小小的增量扰动会导致如此重大的结果。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它们到来，因为它们超出了我们的期望范围。

在社会系统中，对群众智慧的研究，就是这些关键点。当满足多样性、整合和诱因三个条件时，人群倾向于做出准确的预测。多样性是指人们对事情的不同观点和看法；整合意味着可以把团体的信息聚集在一起；诱因则是做对事情的奖励和做错事情的惩罚。当涉及到人类时，最有可能被打破的条件就是多样性。群体由聪明到愚蠢的转变并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某个关键点上，即使是一个很小的渐进式减少也会导致系统性质的改变。

布兰代斯大学经济学家布莱克·勒巴伦在他的电脑里面创建了1000名投资者，给他们资金、分配投资组合的指导方案和多样性的交易规则，然后给他们充足的自由。他的模型能够复制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看到的许多经验特质，包括周期性的繁荣和崩溃。但他最重要的发现或许是，即使多样性的决策失败，股票价格也可能继续上涨。看不见的脆弱性开始滋长了。但临界点表明，随着多样性的再次增长，股票价格将会下跌。“在走向破产的道路上，群体的多样性日渐减少。当他们普遍的良好表现被加强时，主体便开始使用非常相似的交易策略。这使得群体变得非常脆弱，原因在于，股票需求的小范围减少可能会对市场造成强烈的不稳定冲击。”

■ 关注变化的相关性

因为相变的存在，会引发一些常见的决策错误，比如归纳问题，即如何通过逻辑的方式从具体的观察得出一般的结论。尽管哲学家们一直警告我们不要根据自己所看到的进行判断，但避免这样做仍然非常困难。看到很多白天鹅并不证明一个理论，即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但只要看到一只黑天鹅，就可以提出反驳，即证伪。不断重复的好结果为我们提供了确定的证据，即我们的策略很合理，但这个错觉愚弄了我们。

尽管实证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表明资产价格的变化并没有遵循一种正常的钟形分布，但经济理论依然停留在这个假设上。大多数经济学家在描述市场特征时都会使用更简单的价格变化分布，但这些分布是有错误的。许多高层次的金融崩盘，包括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都显示了这种偏见的危害。

伯努瓦·曼德布罗特早在1964年指出，资产价格变化比他之前所假定的模型更极端。但很多经济学家并不相信他的说法。曼德布罗特坚持认为，经济学家之所以坚持适度的随机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简化的世界，使数学问题变得更容易处理。虽然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怎样的极端事件，但他确信，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简单模型将无法预见这一点。

统计学家和数学家李祥林曾经提出一个方程式，以此处理一个棘手的挑战，即测量违约和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在将投资组合多元化的过程中，相关性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考虑两种潜在的投资：保护伞公司和野餐篮公司。如果天气恶劣，保护伞公司的股票就会上升，而野餐篮公司的股票就会下跌。当然，好天气会产生相反的市场反应。因为股票的绩效是不相关的，所以如果同时拥有两种股票的话，那么无论天气怎样，都会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但是，如果股票变得具有相关性——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两种股票同时上涨和下跌——你承受的风险将会比想象中更多。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失败解释了不断变化的相关性如何能够造成严重破坏。根据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观察，在前5年里，其多元化投资之间的相关性小于10%。为了对其投资组合进行压力测试，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假设相关性可能上升30%，远远超过历史数据所显示的任何水平。但是，当金融危机在1998年爆发时，相关性却飙升到70%。多样化付诸东流，基金蒙受了致命的损失。

物理学家约翰·凯利在20世纪50年代推导出一个公式，用来计算基于信息理论的最佳投注策略。凯利公式会在考虑你优势的基础上告诉你应该下多少赌注。该公式的一个核心教训就是，在一个产生极端结果的系统中投注太多会导致毁灭。投注太多解释了许多大型机构的失败，包括美国国际集团，该机构未能考虑到极端的结果。

莫布森的反直觉思考就是识别何时会进入某个危险地带，因此在适当的时间找到正确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精明的商业家都知道，一个人的错误就是另一个人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理智的思想家将最终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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