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130岁的咸亨酒店

（原标题：寻访130岁的咸亨酒店）

今年6月和8月，我两次到绍兴，都住在鲁迅故里的咸亨酒店，见到了酒店董事长宋金才先生，得知酒店正在筹备建店130周年庆典。

130年前周家族人开设的咸亨酒店，只经营绍酒和小菜，现在酒店按鲁迅作品描述再现了部分场景。据鲁迅二弟回忆，酒店“有双间店面，坐南朝北，正对着鲁迅故家新台门的大门。这是周家的几个人所开设，请了一个伙计一个徒弟照管着，但是不到两年就关门了。时间大致在光绪甲午、乙未，即一八九四至九五年，当时鲁迅的父亲伯宜还在世。”1894年爆发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国人对割地赔款的耻辱记忆清晰，这回忆当属可信。也就是在那一年，鲁迅父亲对母亲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将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留学。”

一

绍兴被称为东方威尼斯，水上乌篷船自然就是“中国贡多拉”。咸亨酒店大堂的摆设，如文房四宝等无不体现出鲁迅故乡的文化气息。楼宇之间有小桥，乌篷船，营造出水乡氛围；房间的家具摆设和装饰，颇多鲁迅元素。会议大厅取名“树人堂”。

今年初，我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呐喊〉评注》（线装版名《〈呐喊〉笺注》），像古人对待四书五经那样，将《呐喊》视为现代“经书”详加注释。因为对绍兴的人文地理、民情风俗了解不深，有疑问的时候，我会向当地朋友请教。虽然如此，因为缺少实地经验，对方言乡音仍有把握不准之处。如咸亨酒店的“咸”字，我在注释《孔乙己》等作品的时候，没有拆开来解说，更没有想到与周边地理环境联系起来。

这次，当我走过廊桥时，突然想到：咸亨酒店开在咸欢河边，酒店名称的第一个字莫非取自河道名称？

如果有机会修改我的注释，我想加上这样一个推测：130年前，周家几位族人商量合伙开一家酒店，掌柜由周椒生的次子周仲翔担任。椒生是光绪二年丙子（1876）举人，仲翔也是秀才。酒店命名自然由周椒生担负或者父子一起商量。我设想他们一开始的想法可能很简单：“北临咸欢河，就叫‘咸欢酒店’吧！”但也许觉得店名应该显得有学问而典雅，便从古代典籍中找依据了。这自然也不难，《易经》的《坤卦》中有“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咸亨！这么一转音，咸欢酒店成了“咸亨酒店”。这卦辞刻印在酒店很多位置。客人一踏上走廊，就能看见地毯上的卦辞，不过不是古书的格式，而排成长条一直延伸下去。

《孔乙己》开头，叙述者自我介绍道：“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我在注释中没有详细交代鲁迅本人生活经历与小说中人物形象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可以确定的是，1894年酒店开业时，鲁迅13岁，与酒店的小学徒同庚。甚至，他认识这位学徒，因为这种家族小店雇佣的一般都是亲友。

鲁迅兄弟到南京新式学堂学习，得到叔祖周椒生的关照。因为周椒生在学堂担任汉文教习，他是一位举人，在一些地方任过职。然而，周氏兄弟后来写回忆文章，对他似乎不大恭敬。鲁迅的《琐记》把他写成反对变法、痛骂新党而不让侄孙看《天演论》之类书籍的保守派形象。侄孙辈佩服康、梁，怨恨朝廷，对他的教训不以为然，连带着也贬低他的学问。但周氏兄弟的批评透露出新一代国民在新学兴起后，贬低科举制度、张扬新文化而反对旧学的倾向。实际上，中举还是需要有相当学问的，至少需要熟读经书。

现在看，至少周椒生的命名水平不低。鲁迅的小叔周伯升进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时，因为就读的是军事学校，椒生觉得走的不是读书人的正路，就为他改名“周文治”，对应的是“武功”，看来周椒生觉得孩子们虽然上的是军校，也还是文一些好。鲁迅进校的时候，他照此办理，将周樟寿改为“周树人”，取“百年树人”之意，随后入学的二弟改名叫作人，虽不一定是他亲自命名，但无疑也是随着大哥的以“人”为指归了。

我的注释也有一些得意的地方，如关于酒量。当时卖酒的量器是窜筒，一窜筒称一提，倒出来是两浅碗。周作人说，当地人一般吃黄酒“起码两浅碗，即是一提”，“若是上酒店去只吃一碗，那便不大够资格，实际上大众也都有相当的酒量，平常少吃还是为了经济关系，大抵至少吃下两碗是不成问题的。”孔乙己第一次到店里买酒说的是：“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排出了九文大钱。”这是一种“套餐”。后来手中没钱，只好赊账。最后一次到店，有了残疾，用现钱只要了一碗酒，是连短衣帮也不如了。

二

我住进酒店，翻看书桌上的书籍。有几本鲁迅作品，大抵是小说选之类，看《孔乙己》等篇什，注释得并不详细。那么，我新出的详注本或能为读者增多一些认识途径。

老店里曲尺形柜台应该是游客（读者）最感兴趣的地方。游客在这里叫几个菜下酒，在门口与孔乙己的雕像合影留念，又是一个旅游“套餐”。但如果细究起来，或者说拿着鲁迅的作品来实地考察，就可能对不上了。因为酒店的布局、摆设经过多年的发展，历经多次改造，早已非复旧观。

几年前我出差来绍兴，听当地朋友说，鲁迅故里还要扩大。鲁迅小时候寄名的佛教寺院长庆寺，乃至阿Q寄宿的土谷祠，都要纳入到故里景区了。

咸亨酒店既是周家家族生意，应该也是周氏兄弟常去购物之处。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对小店的酒菜介绍得很详细。小店的菜品少，连顶普通的茴香豆、鸡肫、花生、豆腐干、皮蛋之类，咸亨也并不能全备，一般只有两三样。荤菜如鱼干、醉虾等，只有绅商专用的大酒馆里才有。可见咸亨酒店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短衣帮”。

咸亨酒店只开了两年就告停业，80多年后又以旧名重张。为什么停业？周氏族人无所交代。我尝试找了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样子太傻”的小徒弟或小伙计，因为手脚不够麻利，不会“做手脚”即往酒中羼水，影响了生意。我过去读《孔乙己》，把羼水想象成往酒缸里一瓢一碗注水。看了周作人的解说，才知道手法奇特而迅捷：“温酒在乡下通称烫酒，也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自己烫了吃时，冷热的水候是很难调节得恰好的，在柜上烫酒，如这里所说，更是困难，因为这不是水的冷热而是水的多少的问题了。没有真正当过酒店伙计的人，固然谁也不能知道此中奥妙，但是在小时候几乎每日都去咸亨，闲立呆看，约略得知一点，便是这羼水问题在主客两面是怎样的看得重要。在绍兴吃老酒，用的器具与别处不大一样，它不像北京那么用瓷茶壶和盅子，店里用以烫酒的都是一种马口铁制的圆筒，口边再大一圈，形似倒写的凸字，不过上下部当是一与三的比例。这名字叫作窜筒，读如生窜面的窜，却是平声，圆筒内盛酒，拿去放在盛着热水的桶内，上边盖板镂有圆洞，让圆筒下去，上边大的部分便搁在板上，伙计酒中羼水，可能在吊酒的时候，可能在窜筒内留着一点水，因为他照例要先把窜筒洗一下，老酒客却高呼道：窜筒不要洗！”《孔乙己》中写短衣帮顾客要亲自察看窜筒底里有没有水，实行严格监督。

窜筒形似古代酒盏的高脚浅碗，已经是古董了，咸亨酒店应该还有保存吧，或者要到博物馆里才能看到。总之，《孔乙己》式的羼水已成历史。至于新式羼水使假，在工业生产时代的流水线作业中，一般人就更不明就里了。

另外一个原因，用今天的说法是家族企业问题。这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所雇人员皆亲戚，碍于情面不能实行奖惩。《孔乙己》中不会羼水的小学徒，“因为荐头的面子大，不好辞退”，改做专管温酒的差事，等于产生了半个冗员，增加了运营成本；另一个是赊账问题。过去人们讲信用，赊账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常态。即便是不被人瞧得起的孔乙己也有赊账的资格，最后欠酒店19个钱。孔乙己尚且如此，其他人特别族中人，赊欠想来更是家常便饭。

此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三

我浏览酒店客房的图书，发现在《鲁迅笔下的绍兴》《旅游指南》之外，有一本《店王》，正是写咸亨酒店的，相当于酒店老板的传记。从《店王》中，我了解到酒店的历史：如何创始，如何恢复，如何在艰难的处境下进行股份制改造，如何扩大生产，堪称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餐饮业发展的一个典范案例。至于说店庆130周年，略有可议之处，毕竟中间有80多年没有店面。但考虑到现在很多大学早已面目全非，连名称都改了又改，却也把百年、百廿校庆办得不亦乐乎，则从来没有变更店名的咸亨酒店，加上鲁迅如椽巨笔的加持，将建店史从头说起也就无可厚非了。

第二天，我到宋金才先生的办公室拜会了他。年过古稀的他，身体瘦小，神态清朗，透出一种沉稳和精干。他给我们介绍了酒店的近况，说最近几年生意有些收缩，特别是其他城市的门店受影响比较大，如北京原有好几家，现在只保留了一家。还好，绍兴鲁迅故里的这一家作为老店，生意恢复比较快。无疑，这借助了鲁迅的影响力。我早上8点就看到不少游客在新台门鲁迅故居前排队了。

在鲁迅文化商业品牌中，咸亨酒店是比较早的一个。大家意识到鲁迅文学形象的价值，孔乙己甚至阿Q，也都有旅游品牌将鲁迅文学的商品效用开发殆尽。但最成功的，还是咸亨酒店对孔乙己的开发，是文学商业化品牌的典范。其关键在于咸亨酒店有文学和现实双重品格，两者具有一致性。

宋先生青年时代在东南亚当过兵，因为脚部受伤做过两次手术。转业后到乡镇供销社工作。我特别感兴趣他在基层供销社工作的经验。

供销社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流通的载体，我小时候中原地区农村人们称之为“合作社”，合起来的全称是“供销合作社”。虽然这种体制与现在的市场经济差距不小，但其实也有相通的地方，都是商业行为，是物资分配。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做到有限度的“品物咸与”，可以说是宋金才先生后来经营咸亨酒店的商业实习。那时候农业生产，如春耕备耕、育秧、“战三夏”等，都要通过开现场会树立典型，推广先进经验。开会，就是聚人，就要吃饭。几十人上百人，要资金和各种票证，筹措安排，是很需要组织能力的。后来咸亨酒店阔大的餐厅里几百人同时用餐的场面，早已在他当供销社主任组织“流动食堂”时预演过了。

当然，吃饭是基本消费，还有更多生产、生活物资需要调配，如永久牌、凤凰牌的自行车、三五牌的闹钟、红灯牌的收音机等。就拿自行车票来说，他当时工作的那个区有十来万人，只拿到200多张票。如何满足各方需求，适当分配，宋金才先生在经营权和行政权的平衡中也得到了历练。

有一个时期，鲁迅文化品牌如雨后春笋生长，商家纷纷拿鲁迅作品的人物形象开发产品。中国入世前后，在商标法修改颁布前后，宋金才抓住了机遇，申请到“咸亨”商标，成为全国申请服务商标的前10名，浙江省唯一。从此，1894年开始使用、至1981年重启的“咸亨”名称才有了归属，落地鲁迅故里西侧。我这次向他询问才知道，咸亨这两个字在绍兴还被其他企业注册使用。我告诉他，不久前我在嘉兴还喝过一种“咸亨”牌绍酒。他说，这个品牌是绍兴一家酒企开发的，不属于咸亨酒店，酒店开发的品牌是一种改进的“太雕”。

品物既然丰富多样，上下左右头绪那么多，咸亨酒店的发展就需要一个磨合和融合的过程。宋金才先生是这个过程的主导者。

四

8月，我又到绍兴开会。但这一次行程仓促，只在绍兴停留了不到24小时便匆匆赶往南京。我仍住在咸亨，因为会场就在绍兴鲁迅纪念馆。

站在酒店大堂门口，往东看去，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孔乙己雕像的背影。《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满意的短篇小说，短短3000来字刻画出一个永恒的艺术经典。鲁迅没有想到的是，这篇小说还催生了一家规模巨大的餐饮企业。

老咸亨酒店，内部尽量保持鲁迅小说描写的形态，堂食的一张张八仙桌，木纹清晰，给人古朴的感觉。门前一尊孔乙己的全身雕像，表现的是他蘸酒写茴字的姿势。很多人在雕像前留影——不但到此一游，而且因为读书人渐多，与孔乙己共情者也就代不乏人了。

落魄读书人的代表孔乙己名气越来越大，而且在可怜、可恨之外，也颇有些可爱了。

我注释《孔乙己》，引用了一个过去不大被人注意的情节，原来周作人曾经穿长衫到市场买过菜！鲁迅借小说情节，反映了弟弟周作人少年时代的一段经历。祖父周福清出狱回家，对后辈办事诸般不满，对家务也胡乱指挥。他让周作人去买菜，却不许他穿短衣而必须穿长衫——因为是读书人。于是，周作人成了提篮子买菜队伍中唯一穿长衫的人，每天早起，以九十几文面值不一的铜钱，讨价还价地买东西，四两虾、一块胖头鱼、一把茭白、两方豆腐，最难堪的是，上街一定要穿长衫。二里左右的路，又是夏天，热得满身汗不说，别人都是短衣，只有自己穿白色夏布长衫，带几个装菜的“苗篮”，在鱼摊菜担间挤来挤去，十分显眼。这情节与鲁迅作品中那句“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若合符契。

孔乙己成为遭遇知识贬值的读书人的一种象征符号，或者“越教越瘦”行业从业者的自我调侃。我有一位朋友，日本埼玉县女子大学的宫泽教授，研究英美出使中、日外交官的生平和著作。他对鲁迅很感兴趣，在所在的大学和社区讲鲁迅，自称“日本孔乙己”。他发现鲁迅在东京“伍舍”居住期间养的一种叫朝颜的花，早开夕落，让人们感念生命短暂，韶华易逝。鲁迅后来写系列回忆文章，本来计划总题目是“旧事重提”，成书时忽而改成诗意的《朝花夕拾》，宫泽先生认为，鲁迅是有感于朝颜的命运。我跟他说，书名可能取自《楚辞》中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他却认为用典太过遥远，而且兰与菊也属普通常见，不如鲁迅对朝颜的亲见手掬。有一年，我陪他到绍兴做“朝颜行”，中午在咸亨酒店与当地朋友聚会，与孔乙己雕像合影，让他激动不已，多喝了三五碗绍酒，以至于下午的兰亭见学活动不能成行。后来见面通信，常说还欠我们19个钱呢。

鲁迅文化总是能生动地体现在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这也正是我第二次去绍兴开会思考的问题。在发言中我提到，既然每年上千万观众到绍兴鲁迅纪念馆参观，应该以各种方式用好这个品牌。现在，文创理念深入人心，产品也丰富多样，而博物馆、纪念馆的展览、教育活动、研学项目也是大文创，延伸开去，咸亨酒店何尝不是一件大型文创产品？鲁迅故里的酒店，兼有展示、会议、休闲娱乐等功能，举办展览、研学活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未来故里扩大，还会有更多的文创项目，会有更多顺应时代需要、符合观众口味的好创意。我提出“元”鲁迅，同时也在想“元咸亨酒店”，也就是要尽可能恢复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的原貌，既尽量满足读者求真的态度，也为他们发挥文学想象力提供场景。

五

我到绍兴，对饮食总有一种回味和联想。这是地域文化中很具魅力的一部分，也自是酒店的主业。咸亨酒店办得好不好，菜品是关键。宋先生告诉我，他接手酒店伊始，咸亨酒店的菜品没有特色，但生意不错，因为游客多，做粤菜和川菜照样盈利。但绍兴特色不明显总是一大缺憾。

鲁迅在作品中提到过一些绍兴菜，但总体上似乎不十分赞成，他在《论照相之类》中批评家乡人爱吃干菜之类及发酵的食物：“S城有一种习惯，就是凡是小康之家，到冬天一定用盐来腌一缸白菜，以供一年之需，其用意是否和四川的榨菜相同，我不知道。”他推测是因为历史上遇到大饥馑，吓怕了居民，人们便喜欢储藏干物品了。

话虽这么说，鲁迅的味蕾在绍兴已经形成，实际上是很难改变的。鲁迅亲友的回忆录中说他在北京生活期间，原配妻子朱安在家中为他和老母亲做绍兴菜。咸亨酒店在鲁迅与家乡菜的开发方面做过很多尝试，做出“鲁迅家宴”“咸亨宴”等。对鲁迅文化中的饮食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将鲁迅作品中关于绍兴菜的描述系统整理出来，是未来绍兴菜博物馆的一大主题。

我在鲁迅纪念馆中看到过风俗展览，其中有婚礼部分，展出包括新娘的花轿在内的各种器具。传统礼俗存活在当今市民生活中最大者莫过于婚礼。咸亨酒店有婚礼大厅，在礼仪的活态展示方面大有可为。

《易经》中还有一句卦辞：“咸亨利贞取女吉。”原来，“咸亨”二字还有别的含义：“咸，感也，二气感应而相与，止而悦，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原来咸亨也与婚嫁有关，真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男下女”的意思是，新郎要把新娘放在尊贵地位，亲自到新娘家迎接，恭恭敬敬扶新娘上车，亲自驾车走一段路后，把鞭子交给车夫，自己骑快马赶回家，立在门前恭候新娘驾临。各地风俗不同，对新娘或抬或背或抱，都是“下女”的表现方式。

对鲁迅而言，婚姻却是人生一厄。读者、观众对鲁迅的婚恋情况很感兴趣，但传记中对青年时期鲁迅的婚姻往往语焉不详，大约因为是包办婚姻，让鲁迅深受其苦，传记对之叙述总不如对后来的恋爱叙述详赡。鲁迅1906年回乡完婚，为了让母亲满意，自始至终对各种安排没有提出异议，行礼如仪。那么，鲁迅的或者当地一般的婚礼，长达半个多月的活动，乃至前期的三书六礼，总体上昭示着姻缘的不可轻易随便聚散，是纪念馆和酒店进行多样化展示的好题材。然而，怎么展示才能更好地体现当地风情和婚俗变迁，怎样才能更生动、更吸引观众呢？我想以后有机会去绍兴，再见宋金才先生，在很多要向他请教的问题中，这算是一个。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