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宝良：确保决策部署落实，明年经济增速有可能达到5%

（原标题：祝宝良：确保决策部署落实，明年经济增速有可能达到5%）

12月18日，在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24金融发展论坛上，国家信息中心原总经济师祝宝良表示，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能够达到5%左右。

祝宝良表示，当前经济运行中主要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收入面临较大压力、风险隐患较多、国际不利因素对我国的影响加深且不确定性大等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祝宝良进一步表示，从宏观政策取向来看，我国要加大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着力惠民生扩消费，稳定楼市股市，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切实解决营商环境存在的问题，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社会信心。  

祝宝良认为，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各项政策的部署并能有效执行落地，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达到5%的水平。

以下为演讲全文：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的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对明年的经济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宏观调控政策以及主要工作任务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表述和举措，究竟该如何理解这些变化？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今年的经济形势。今年以来，总体上中国经济保持着相对平稳的运行态势。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表述就是“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同时指出经济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9月26日果断部署了一揽子增量政策，有些政策还进行重大调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了9月26日之后的政策取向，做了详细的安排。

怎么评价今年的经济增长和整体形势？总体来说，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全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预计达到4.9%，顺利完成预定的5%左右的增长目标。结构调整继续推进，新能源、数字经济等一些经济结构方面持续发展。改革开放工作稳步推进，民生保障方面也做得比较好。特别是9月26日之后，开始着手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得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得到了较好的管控。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算慢，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比较可观。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导致9月26日之后政策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国内情况来讲，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有效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表现得很突出，特别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城市里的中产阶层，他们的消费增速在下降，而且城市规模越大，下降得越快。深入分析背后的原因，主要有这么几点：首先，有5000万个家庭背负着住房信贷；其次，股票市场这几年的下行幅度比较大，这种财富效应对中产阶层的消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最后，近几年经济下行之后，降薪的情况比较普遍，这也对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造成了冲击。

二是房地产市场仍处于深度调整阶段。2024年5月17日，我国基本放开房地产的管制，把限购、限贷、限价、限售政策都取消了之后，房地产的投资、销售以及价格却依然在下跌。我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房地产金融化程度以及政府财政依赖房地产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房地产风险通过宏观经济、金融、财政三个渠道向经济领域传导。

三是地方财政困难，债务风险较高。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少等因素影响，部分地方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特别是隐形债务问题突出，这些债务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其他非正规渠道积累起来，增加了债务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023年以来，部分省份开始实施化债方案，财政收支更加困难，出现了乱罚款、乱收税、异地逐利性执法即“远洋捕捞”等现象，严重破坏了营商环境，打击了企业信心。同时也影响到了政府的消费支出以及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也在上升。

这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也就是消费增速放缓、房地产投资收缩、财政支出下降，政府消费总数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内需出现不足。而生产端由于中国这两年产业链比较完整，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供给就显得比较多，这样就造成了价格不断下跌，特别是工业品价格的下跌。从历史经验来看，只要工业品价格下跌，往往企业就会没有利润，政府税收减少，居民就没有收入，就业也会受到影响。价格的下行对企业的经营打击很大，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的收入就业也就面临压力。这些问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会形成了恶性循环。

从国际方面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世界经济环境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在加深。主要原因是特朗普当选之后，可能会对中国采取增加关税的措施。基本上，大家都认可这样一个结果，如果对美国的出口关税增加 1%，那么对美国的出口就会减少1%。去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近5000 亿美元，如果关税从现在的19%左右提高到60%左右，那就相当于关税水平增长了40%，按照这个比例，出口可能会下降40%，也就是减少2000亿美元左右，按照人民币汇率来计算，就是14000多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中国GDP的1.1%。

当然，世界经济总体还是有一定韧性的。中国对美出口下降之后，由于国际需求仍然存在，我们可以增加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美国的进口也不会下降太多，它会从其他国家进口，所以总体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没有估计得那么大。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看，虽然我们对美出口出现了下降，但是我国在世界上的总体出口份额并没有下降太多。

关于明年的经济工作，主要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考虑。

一是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该怎么确定。目前市场上普遍的建议是，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该和今年差不多。大家都清楚，中国在过去的这两年，即便面临诸多困难，依然保持了4.9%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现在还存在需求不足的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超过5%。而且从长远来看，要解决就业问题，并且要实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也大概需要5%左右的增长速度。

二是，物价的下行压力对企业经营和宏观经济都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需要采取一些措施让物价回升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在过去，我们一般认为3%左右是比较合理的物价水平，而发达国家一些高收入国家因为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通常把物价目标定在2%左右，我们也需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推动物价回到合理区间。总体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要思路体现在五个重要方面。第一，采取措施来惠民生、扩消费，把内需稳定住并且扩大起来。第二，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第三，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第四，稳定资本市场，让资本市场能够发挥财富效应的作用，发挥融资功能，并且能够推进科技创新、解决卡脖子的问题。第五，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特别是要增强企业家的活力和信心。

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财政赤字率，这样就能使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和总量增长速度提高，因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根本表现就是财政支出速度要快于经济增长目标。二是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三是发行超长期的建设国债。财政支出主要是惠民生、扩消费、增后劲。

扩消费的主要政策包括：一是今年实行的“两新”政策，也就是 “以旧换新”与设备的更新改造，特别是“以旧换新”政策，只是增加了消费，并没有增加存量消费，是把旧的换成新的，实践证明这个政策是有效的，所以明年不仅要继续执行，还要扩大力度和范围，比如从现在的家电、汽车领域，可以扩展到手机、家居等领域，甚至一些服务性领域也可以纳入其中。二是财政扩张出来的钱用来改善、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性收入，主要是在社会保障方面发挥作用，像职工的养老金、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尤其是要扩大60岁以上农民的基础性养老金，还有失业保险、医疗等方面，中央财政都可以加大投入。三是增加生育补贴，降低居民生育成本，减轻居民负担，这些财政政策对消费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还要继续开展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公共服务项目，特别是城市更新，比如老旧住房改造等项目。不过，这几年有些基础设施建设，像园区等可能存在过剩情况，投资不能再盲目地往这些领域去，积极的财政政策关键是要更积极、量更大。

在货币政策方面，这次明确提出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在2008年、2009年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曾经用过这种政策，特别是 2009年—2010年，货币增长速度非常高，M2曾经接近30%，确实对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从2010年之后，随着应对美国次债危机取得成效，我们改成了稳健的货币政策，一直持续到现在。鉴于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物价下行压力大，在保持物价合理水平方面，货币政策能发挥很大作用。从经济学原理来讲，货币政策的主要作用不在于直接拉动消费，因为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比如通过降息、货币政策宽松虽能增加经济增长、收入、就业，进而拉动消费，但社会上有部分人，特别是退休居民，他们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利息收入，降息后这类人群可能反而不敢消费，转而扩大储蓄了。不过，货币政策对投资是有作用的，尤其对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作用明显，所以货币政策可以在稳定资本市场、稳定房地产市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财政政策扩张后，有可能导致利息利率上升，为扩大内需，货币政策就需要跟财政政策配合，适当宽松一点，让利率下降，避免阻碍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这就是采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根本原因，以此来完成前面提到的增长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可以更有弹性。

同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发挥作用，一方面要跟其他政策，比如就业、产业、贸易等政策配合；另一方面，也要跟改革政策配合，通过改革一些政策，增强居民信心，提升社会预期，解决好民营经济面临的环境问题，这样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作用就能放大。要是微观主体，包括企业、居民，对政策反应缓慢甚至不相信政策，那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要打好政策组合拳，让各项政策协调配合发挥更大作用。

其次是财政货币政策要配合解决创新问题，尤其是科技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同时对基础性研究也要加以支持。 

再次就是通过体制改革让财政货币政策发挥更好的作用。体制改革目前主要涉及几大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问题，要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相关要求。第二个方面是推进中国的财税制度改革，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解决企业内卷问题。这里我解释一下“企业内卷”，企业公平竞争的内卷往往会推动科技进步、降低价格，对社会是有好处的。但如果企业进行恶性竞争，采取不正当手段，甚至地方政府也参与其中，通过各种补贴、市场封锁等办法保护本地企业，那就会带来严重问题，所以需要改革中央给地方的财权事权，推进财税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加快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比如这两年单边的对外开放、单边的放松签证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要处理好于世界各国的关系，加大对外开放力度。

第四个方面是进一步防范化解风险，这里主要涉及房地产问题以及一些金融机构问题。就房地产而言，这次明确提出要稳定楼市，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收购一些土地，盘活存量房地产。9月26日，中央政府提出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这就表示着政府要对房地产市场采取一些措施，也就是说政府要发挥市场不能发挥的一些作用，让房地产市场尽快出清，从而止跌回稳。政府要参与房地产市场，不仅仅是要保交楼的问题，还要收购一些土地，减少房地产的供给，同时保交楼以后盖出来的新房子卖不掉的这些新房子要政府收购，用作保障性住房，解决城市市民的住房需求，推动城市化的进程。通过这个办法也可以拉动消费、拉动投资，所以政府要发挥这个作用。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些政策的部署，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年的经济大概会呈现这样的走势。明年的消费增长速度有可能在今年的基础上加快，并且成为稳定明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房地产的投资可能难以回正，但是房地产投资下降的幅度可能会有所收窄。同时，我们也看到制造业的投资这几年增长较快，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由于出口受到影响，可能制造业投资会减慢一点。不过，整个投资有可能与今年相比基本稳定。出口方面，虽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关税提升对我们出口的影响虽然大，却可能并没有像市场上很多人估算的那么严重。

总体来看，如果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些政策的部署，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还是能够达到5%左右的水平。当然也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贸易到底会怎么发展、怎么反制、发展到什么程度。关税方面，我也强调一点，特朗普当总统之后，他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要让美元不要升值过快，同时要降低美国的利息，使得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但是美国加重关税以后，恰恰会导致美国的通货膨胀上升，美国通货膨胀上升以后，利率下调幅度就会减小，而中国又在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美元升值的可能性就很大。也就是说特朗普想加重关税，想要的效果跟经济政策是矛盾的，这就会制约大规模增加关税。所以，我们既要做好政策储备，但也要进行必要的周旋谈判，尽量减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要充实政策工具箱，为关税冲击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