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里的三个澳门

（原标题：我人生里的三个澳门）

1995年初春，澳门路环各业工人互助会迎来了一位准备返京工作的领导。临别前，这位领导握住我的手说：“澳门即将回归，你们年轻人要努力，国家交给你们了。”

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华人工会、社团，有一项工作是配合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完成澳门回归祖国前社会平稳过渡。没有想到，1989年至1999年，这项工作持续了十年之久。

1999年12月20日，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两百名委员之一，我现场见证了澳门政权回归交接那一刻。39岁，我终于成为了当家作主的中国人。

再后来，澳门路环各业工人互助会发展为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属会。2004年至2024年，我连续5届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劳工界代表委员。

2024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25周年。64岁的我想回答那位特意来辞行的领导：“我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我以祖国为傲。”

过去25年，澳门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99年至2023年，澳门GDP（地区生产总值）由519亿澳门元增长至3794.8亿澳门元；就业人口月收入中位数由4920澳门元增加至1.75万澳门元。

2024年《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最富裕国家（地区）排名中，澳门以人均GDP13.41万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亚洲第一。

抗争：低人一等的澳门

我出生在1960年，这是澳门的澳葡政府时代。童年时，爸爸就总是讲要记得我们是中国人。那时候，我也不是很明白。

在我的少年时期，澳门已经以博彩闻名。比如，1962年，大家比较熟悉的何鸿燊、霍英东等人组建了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下称“澳娱”）。

当时，澳门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还比较落后。同时，在葡萄牙政府的殖民统治下，华人小孩没有读书机会，也没有好的工作机会，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都很艰难。这也是华人社会与葡人社会长期共存、未能融合的重要原因。

因为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我小小年纪就出来做事，年约16岁完成学徒生涯，在澳门路环船厂区一家机械维修厂工作。因为澳门是渔港，造船业相对比较发达，我对这份工作很满意，什么都去学、去做，一个月最高可以赚到1500澳门元，同时期普通公务员的月薪大概只有800澳门元。

1979年，澳门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年，中国与葡萄牙建交，双方在澳门问题上达成协议：葡萄牙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管理，适当时候将由中葡两国政府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同年，中葡两国实现了相互一定程度的开放，澳门迎来很多内地的新移民。

大量的新增人口进一步影响了澳门的商贸发展、就业市场。其中一部分人也被视作“廉价劳动力”。比如，我所在的船厂原本只有老板和我2个人，后来多了3个工人，我能做的事情变少，收入也大幅下滑。

不过，澳门的经济因此兴旺起来。许多外贸工厂接了生产塑料花、玩具的订单，不少老板赚到大钱，建筑业也发展起来。到上世纪80年代，博彩、建筑地产、金融保险、加工制造组成了澳门经济的四大支柱产业。那时候，来澳门的劳工赚到钱，一部分存起来，一部分买东西送回内地的家，每趟回内地的车都挤满人和物品。这是我印象里澳门和内地的第一次密切交往。

1980年，澳葡政府的管理态度逐渐放开，我也离开船厂区、投考公务员，开始从事澳门生态修复及山林重植的工作。1980年到1998年，因为公务员上下班时间稳定，我从家附近的葡语学校开始重新读书，一步步到进修大学专业课程。

1988年，随着《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生效，澳门就进入政权移交过渡时期。1989年开始，澳门的工会、社团负责人心里都很明白，要集中精力配合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确保整个社会尽可能平稳、顺利的过渡。

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些事呢？在澳葡政府时代，中国人在自己的地方低人一等，很容易受欺负。所以，很多工会、华人社团成立的初心都是希望大家能守望相助，解决民生困难，抗争不公平的社会待遇。

澳门工会联合总会1950年已经成立，大背景也是1949年受到新中国成立的呼唤和鼓舞，澳门部分爱国工会倡议成立联合组织，团结力量，支持国家建设，维护职工权益。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成立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办学校和进行爱国教育，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自发、兼职在做事。

我爸爸参加过抗日战争，见过民族的苦难，对“国家”观念、“中国人”身份很看重。他一直支持我去帮工会做事，因为工会是澳门爱国力量的中流砥柱。1980年，20岁的我开始在澳门路环各业工人互助会做义工；1993年，我成为澳门路环各业工人互助会的理事长。澳门进入回归过渡时期，从内心的期盼来讲，绝大部分中国人迫切希望这里能真正成为中国自己的地方。

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西方媒体带着偏见的新闻报道加重了不安、观望的社会情绪，澳门一些高层官员提前退休，经济条件比较富裕的人也选择离开澳门。1999年回归前，澳门的治安也经历了不稳定阶段。

那段时间，我作为地方工会的负责人，与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进行了紧密沟通。一方面，继续帮助基层工人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是加大国家“一国两制”方针的宣传，提振社会大众的信心。

这其实是澳门更新换代的一个时期，因为当时中葡双方政府明确：鉴于当时澳门公务员主要是葡萄牙人，要增加本地华人在中高级公务员中的比例，为澳门回归以后“澳人治澳”做准备。我深受工会前辈和父母教导的影响，年轻的时候也很热血，决定抓住机会“上游”。很多留在澳门的华人在这个转折点，获得了改变人生的机会。我应该算其中之一。

1992年、1997年，我分别完成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综合社会科学文凭课程和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社会行政学文凭课程。这一时期，因为大量参与粤澳两地交流的工作，我报读暨南大学社会学专业并获得学士学位。

1999年，随着澳门回归祖国，我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政总署园林绿化部自然护理处处长。

腾飞：当家作主的澳门

记得澳门回归前夜，澳葡政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当晚出席的葡籍人士衣着特别华丽，大部分人还是笑容满面。那天，我也特意打扮一番，正装出席。

1999年12月20日零时，我好开心，和人握手都特别用力。

当天上午10点，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举行成立大会，我作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真的感觉好光荣，太不容易了。

澳门回归以后，我的工作心态完全不同了。一方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还比较新，很多事情需要梳理，各项政策的成熟度也不够；另一方面，澳门已经真正是中国人当家作主的地方。我们做事的积极性不同以往，愿意勇敢尝试、大胆承担。

比如，2000年左右，澳门路凼填海工作对周围植物环境破坏很大。我主动向上级提出要解决这一生态问题，这是有些越级的。后来，我和同事在澳门红树林保育方面获得赞赏。2010年，我们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一种红树植物成株移植方法”发明专利，并且分享给内地从事植物保育工作的同行。

我做这些事的时候，其实没有功利心，就是以一种当家作主的心态。上班的时候是公务员，下班的时候是澳门市民，所以大家愿意用积极有为的心态来做事情。

更重要的是，澳门回归迎来“赌权”开放和内地自由行。2002年，澳门特区政府适度开放幸运博彩市场，将“赌权”批给何鸿燊家族的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银河娱乐场股份有限公司和永利渡假村（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澳门自此结束了博彩业“一家独大”的局面。

后来，《澳门幸运博彩经营权开放中期检讨:经济、社会、民生影响及承批公司营运状况》披露，2014年，澳门博彩税占澳门政府财政收入87%，达到历史高峰。截至2014年底，澳门政府的财政滚存达4871亿澳门元，相对于2002年底，增长达98倍。这份报告也显示，澳门大部分博彩收入来自内地豪客。

2013年起，澳门启动现金分享计划，有一些当初因为我争取而留澳发展的同事，非常高兴地向我说“谢谢”。2018年，澳门超越美国拉斯维加斯金光大道，成为“全球第一大赌城”。充裕的财政储备让澳门在城市建设、社会福利方面快速发展和完善。这二十多年，澳门的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最近几年，我陆续见到澳葡政府时代的上司、同事回澳门旅游或者居住，没有人说过澳门回归以后发展不好，只有赞叹的大小声区别。我很愿意接待这些旧同事，带他们看现在的澳门，因为我真的自豪。他们也告诉我，在欧洲都能感受到中国越来越强的影响力。

不过，事情还是要分两面看，澳门经济腾飞这些年，物价、楼价也快速上涨，澳门普通居民住房压力倍增。其实，澳门以及国家层面应该很早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所以才推动澳门与内地的融合发展，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做准备。

我相信，这也是新一届政府很重要的任务。

转型：走向多元的澳门

大约2013年起，澳门已经提出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概念。这么多年，国家领导人每一次访澳，都非常关注这方面的工作。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重创澳门博彩业。这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如果澳门单靠博彩收益不是一个健康的经济结构。

作为澳门人，我受益于博彩业给澳门带来的经济收益，但内心深处还是明白这是一个特许经营的特殊行业，不应该鼓励人去赌博。比如，澳门因博彩高速发展这些年，相信还是有一定程度影响到澳门年轻人的价值观，可能让他们觉得赚钱很容易，甚至侧面鼓励大家的赌徒心态。作为一个家长，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心存侥幸。所以，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回头再看，疫情这场危机未必是坏事。澳门以前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不够进取，疫情成为加速整个社会观念改变的重要推动力。

疫情这几年，澳门有很多商铺倒闭、关门，与他们自身生存能力不足、缺乏市场竞争力有很大关系。这看起来很残酷，但不进则退才是世事常态。现在的澳门人比以前更有危机意识，更愿意去开拓市场、去创新。总体而言，澳门向外发展、转型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了，这种转变对澳门来说最终是受益的。

我比较幸运，人生路上有时代机遇，有自己努力，从事的工作也是自己热爱的领域。2017年，我以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政总署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身份退休，但我还有很多理想，也还有精力在专业领域继续服务社会。

我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在澳门和珠海横琴交汇的十字门水道，设立具有“一国两制”特色的澳门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同时，我也建议开展红树林萤火虫复育计划、创建生态深度游及科研品牌，推动澳门多元旅游发展的产品。这能为澳门融入大湾区的生态建设和未来的碳汇经济发展寻求出路。

澳门地方小，但大湾区、祖国有庞大的市场和空间，值得澳门人、澳门企业大展拳脚，就看大家有没有本事闯出去。我希望澳门能放得更开，更有抱负。

（本报记者张锐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