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子”之作的父亲们

（原标题：“审子”之作的父亲们）

有一类文字，虽然数量小到可称为微量，但却足以彪炳史册，其代表作品有卡夫卡的《致父亲的信》。季承先生的《我的父亲季羡林》、李南央女士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二书，也当之无愧地属于这一类。它们被称为“审父”主题，即从父辈对自己心灵的伤害、对家庭的破坏等角度，用文字做出严厉的审判。俗话说，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穷光棍最怕见老邻居，此类文字的作者，系从亲密关系中杀出来，且往往经历了锥心刺骨的伤痛后行诸笔墨，所以，这类文字读来带有震撼心灵的效果。

近日泛览，读到一组旨趣完全相反的文字——“审子”之作，也即出自父辈之手，记录对儿辈的不满、对儿辈展开批评乃至无情审判的文字。钱钟书先生说，陆游毕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喜谈兵，二是喜夸儿。这似乎也是传统父亲们对待子女的主流态度，对儿辈宁愿隐恶扬善，而对其不肖，尽管失望、愤怒，一般也只是私下里吐吐槽而已，不会大张旗鼓地诉诸笔墨。

“审子”之作的父亲们不管这些，他们不客气地表达对儿辈的失望、愤怒，留下了堪称反潮流的奇构。

第一篇，当仁不让地属于陶渊明的《责子》诗：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念枣与梨。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全诗明白如话，很好理解，唯一需要稍加说明之处，是从诗中看，五柳先生应该是有一对双胞胎，即雍与端，否则就不够五男儿之数了。通观这首短短的五言诗，真是流淌着一位父亲对儿子们的一腔不满与失望：在老迈的五柳先生眼中，所有的儿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不喜欢读书写字，同时，又都各有各的不是：老大阿舒是个无人能比的懒鬼，老二阿宣十五岁了，对文学兴趣缺缺；双胞胎雍和端，十三岁了，还分不清数字六和七，最小的通子九岁，是个吃货，只知道寻枣问梨。五柳先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超过杜甫与李白（顾随先生就持这种看法），不过，他越伟大，他的五个儿子就越悲惨，他们的不肖，算是随着老爸不朽的诗篇遗臭万年了。

其实，细究起来，五柳先生的责子诗，对五个儿子似不够公平。“子不教，父子过”，这是不易之理。五个儿子都不成材，五柳先生自己难道不该反思吗？是不是自己太贪杯了（五柳先生的诗作，写满他一生与酒的纠缠），疏忽了对儿子们的培养？再者，十三岁还分不出六与七的雍和端，如果不是失学，大概率是智障，这又有什么好责怪的呢？

五柳先生其实是很爱自己的孩子们的，在《止酒》诗中，曾写有“大欢止稚子”的诗句，极言对儿子的喜爱之情。所以，这首《责子》诗，很有可能是在他喝了这场大酒后写的，有些不讲理。

虽然对儿子们的教育很失败，但五柳先生薪火强劲，约八百年后，他的一个著名粉丝——壮岁旌旗拥万夫的辛弃疾，也写下一阕责子词，为“审子”文字增添了一个独特的案例。

这阕责子词，词牌为“最高楼”，写有短序：“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很明显，老爷子想退休、躺平，儿子不同意，因为还没挣够买房置地的钱，老爷子冲冠一怒，操起如椽巨笔，将不孝之子钉在耻辱柱上。词曰：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

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

词劈头就说：我已衰老，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致富贵？何况富贵还蕴藏着政治上的危机。潜台词是：没心没肺的小子，你不但不体贴老父年迈衰颓，还要把他往火坑里推！随后的“暂忘”五句，意为理当师法古人，及早弃官抽身，归隐田园。下阕想象退休后修园筑亭、诗酒自娱的生活，其中的“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两句，颇为精警，意思是人生富贵无常，人应该知足戒贪。“几张匙”用古吴谚语“一口不能着两匙”，告诫儿子不要贪得无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朱德才教授选注的《辛弃疾词选》一书，认为稼轩此词“拟归是真，骂子未必，特借题发挥，以抒心志尔”。这似乎是一种过度解读。稼轩先生是个粗豪之人，笔下颇多直抒胸臆之作，完全没必要用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去表达一个并不敏感的诉求。写作此词时，辛弃疾在福建安抚使任上，已经五十五岁，过了知天命之年，萌生退意很正常。可以判定，这首词，是篇为儿子量身定做的标准的“审子”之作。

往事越千年，陶渊明与辛弃疾虽光耀千载，但不幸的是，与当代的“审子”之作比起来，他们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1995年10月，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书趣文丛”书系第二辑，其中的《书廊信步》一书，出自著名学者、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垂四十载的吴小如先生之手。“书趣文丛”系列蜚声读书界，顾名思义，所收文章以读书写作为范畴。但是，吴小如先生此书，却以一篇石破天惊、游离主题的“审子”之作压轴，读来令人欷歔，过目难忘。

在这篇题为《老年人的悲哀》的不到两千字的文章中，吴小如先生先是描述了自己所在的中关村公寓楼中一代老知识分子的凄凉晚景，他们的子女大都另有住处，经常不来省视乃至周年半载不露一面者亦不止一家两家。著名教授张岱年先生八十有六了，还每天亲自买菜、取牛奶和报纸、上邮局。两代人之间时常发生矛盾，大抵是上年纪的吃亏受气。随后，吴先生以自己的一个儿子为例，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其种种不孝情状。

吴先生有子女四人，三个不在北京，只有一个儿子在北京工作，根据他的描述，这个儿子一点指望不上。结婚搬出去住之后，起初遇到父母有事还能召之即来，但生了儿子之后，父母家便成了“度假村”，只有每年“五·一”、国庆、中秋、元旦及春节，儿子一家三口于午饭前光临，饱餐一至二顿美食，搞得杯盘狼藉，“天下大乱”，飘然而去。最令吴先生愤慨的是，一次老妻脚肿不能沾地，痛得流泪，吴先生以电话召儿子，盼助一臂之力，儿子答以“现在我发烧，过几天再说”，但当吴先生把在上海的小儿子急召来京后，在京的儿子为了发财之事请弟弟帮忙，电话打到父母家找弟弟，却只字不问父母，只同弟弟谈生意。吴先生忍无可忍，在电话中予以申斥，结果儿子从此挂断电话，一年半里杳如黄鹤，俨然同父母“断交”了。这期间，吴先生与妻子老病相加，愁苦万状，他的许多研究计划都付诸东流。

文章结尾，吴先生笔下流淌出一段痛彻心扉的文字：“我只想对尚有父母在堂的中青年朋友（包括已同我‘断交’的那个活了四十多岁的儿子）说两句心里话：一是不要只为了发财与谋利而把与生俱来的的先天良知挤出了你们的躯壳，倘能保存一线天良，勿忘父母在那艰难岁月里哺育你们成长的苦心，等你们到了我这把年纪时或者能稍减自己的惶恐和惭愧；二是把你们‘孝顺’你们的独生子女的全部爱心拿出百分之一二来对待父母，那么我们这些七八十或六七十岁的老人就百分之百地心满意足了。这点要求大约还不算太高吧。”这真是泣血的文字，而把儿子拉出来当众做如此严峻的审判，也堪称千古奇文。

吴小如先生于十年前谢世，但愿告别人世前，他那“不算太高”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甚或得到了超值的满足。他没有赶上蓬勃发展的网购、快递业给老年人生活带来的便利，也没赶上养老行业的快速进步，但即便有机会享受这一切，亲情毕竟也是无法被替代的。

在一个近乎礼崩乐坏的世界，如何维护基本的家庭伦理，是一个世界性的挑战。中国学者春媚根据自己近年在美国中西部一家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写成《疯癫笔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一书。她从精神病院的美国老人身上，同样看到了家庭伦理的崩溃，风烛之年的惨烈。回到祖国、家乡，面对同样走向风烛残年的母亲，她发出这样的感叹：“对孩子我们存有无限的耐心和无穷的希望，而对于注定向下的老人，我们却只有极其有限的宽容和关注。”

这是一个青年学者感人的自省，我把它抄在这里，希望能冲淡上面那些“审子”文字带来的压抑与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