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谈谈鬼子小说的人性推理和文学纪律——从“瓦城三部曲”到《买话》)
广西作家廖润柏,笔名鬼子,也如他的笔名一般,在文坛是个神出鬼没般的存在。他的中篇小说《被雨淋湿的河》在2000年荣获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之后他一鼓作气,相继完成了“瓦城三部曲”中的另外两部作品——《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和《瓦城上空的麦田》,这两部作品同样获得了广泛的赞誉。鬼子也由此进入彼时中国当代作家的第一梯队。评论界也立即响应,将他和东西、李冯合称为“广西文坛三剑客”。2007年,鬼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如城镇化进程之前的一首纯情挽歌,也如市场经济改革之前的一个爱情标本,这本小说一出版就受到诸多读者偏爱。然而,就在他的创作之路看上去顺风顺水的时候,他突然偃旗息鼓。直至今年长篇小说《买话》出版,他已静观默察了十八年。
在中国当代,写作突然陷于停顿,甚至从此不再回归的作家并不少见。我至今想起那些甫一亮相即令人惊艳的作家后来放弃了写作,还是忍不住心有遗憾。当然,也都可以理解。文学之外,毕竟还有更大回报的影视创作,还有更安逸自在的生活。而且,写作毕竟是既考验可持续创造力,更考验心劲儿的行当。放弃的理由千千万,坚持的理由却唯一;耐得住寂寞或许容易做到,但要守得住心性,不为评价和反馈——包括市场反馈和评论界的定位——的眉眼高低所影响,却很难。作家是更敏感的人,写作更需要知音,所以,即便是才华一流的作家,要做到坚持多年、质量和产量都高也并不容易。
幸亏,鬼子又回来了,而且,手不生、文不旧、气不弱、意不隔,让人惊喜。重要的是,时隔多年,鬼子仍坚守着自己在此前创作中形成的特点,谨守情感多沉郁而情节务轻盈,故事黑色幽默而底部生活逻辑严谨的创作纪律。他在人性推理的基础上剪裁生活、拿捏人物,进行艺术再造和隐喻变形,努力做到既熟练驾驭又觉悟贯通,让故事自觉和形式自觉发挥到极致,充分体现自己的控制力,不失控、不漫溢,从容不迫、滴水不漏。为此,他在情节单线掘进的路上一骑绝尘,对社会和现实的网状覆盖则变为水面下的冰山。
城与乡:返乡仍是不归人
《买话》的故事内核很简单:“城一代”刘耳还乡。
一般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题材来源:一是乡土,二是革命历史,三是城乡流动。这些题材加上本土现实主义的传统和外来的现代派技法,产生了很多可圈可点的作品。在三种题材中,城乡流动题材最常出现的矛盾冲突就是人被环境拒绝,尤其是城市对人的拒绝。这种拒绝中有出身“原罪”,有阶层鄙视,有规则洗礼,也有情感接纳。从这个角度说,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一批作品,与郁达夫的《沉沦》,与司汤达的《红与黑》都有异曲同工之妙。环境对这些主人公的拒绝冷酷无情,而他们或感伤或激愤的应对办法,则体现了文本气质、时代特征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在这些作品里,环境强大而不可改变,因而人物无论是强人性格还是弱者性格,相比之下都显得被动、弱小,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改变自己、适应新环境。
后来,随着“现代派”的产生和发展,主体意志突显,小说向内转,环境与人的紧张关系开始变换主体,人开始拒绝环境、抗拒被环境绑架。同时,人越来越意识到环境带给人的荒诞处境,越来越意识到被环境异化是一种更加难堪的悲剧。加缪、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家”,提供了一系列环境与人互动的典型场景,在他们影响下,中国也产生了一批这样的作品。鬼子的中篇小说某种意义上也受其影响。
然而,人被故乡拒绝,在已有的文学作品中却不常见。尽管早有“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传统记录,但背后的底色还是接纳的、温情的和诗意的。在现代文学中,尤其鲁迅的系列作品中,返乡者往往也是启蒙者,故乡是他们的审视对象。而《买话》中的刘耳,离乡多年之后成了外人,叶落归根也需要适应新规则、融入新群体、适应新角色,故乡由此获得了主体性和选择权,这样的“冷酷”设置从未有过。这是作家鬼子的重要发现。
小说的意义不在于写了什么生活,而在于用什么眼光打量这样的生活。小说家的创造性很多时候就体现在视角上。换一个角度看生活,一下就能找到前所未有的视野,人性的观察范围也随之扩大,现实这团乱麻以前未被识别出或者曾被迟钝以对的层面,悉数被发现。寻找观察生活的创新性视角,是鬼子一贯的创作追求。
这一点,我们从他的小说标题都能感觉到。河被雨淋湿,女孩上午打瞌睡,麦田飘到半空中,绳子是水做的,种种意象反差和违背常识,都体现出作家的思考能力和创造力,更体现他写作的新意和现实的新穿透力。
《买话》也是如此。“乡”就在那里,人到老年“还”便是,没想到,“乡”不答应了,于是“故乡”的含义因此改变。这个汉语里如母体般象征包容接纳的词,让人一想起来就情感波动的词,如今变成了和当年的“城市”一样的客观环境的代名词,需要理性面对。这就无情打碎了人的成功感、归属感和依赖感。对“城一代”刘耳来说,这无异于人生梦魇,如他在城市里经历的,手握权力的儿子也把危机带到身边,随时会身败名裂一样。
同时,环境的敌意,尤其是故乡的敌意,往往加重人的身份焦虑,人会因此增加悬浮感,变成城市和故土、陌生环境和熟悉环境的双重弃儿——以刘耳为代表的第一代城市人,曾为了进城拼尽全力。那时候,他们以为这是改变命运的绝壁攀登,没想到,生活只是一场轮回,他们以为的攀登,无非是宿命般地攀缘在一个圆周上而已,时间让他们回到生活起点。在这样的轮回中,《买话》又提供了对比观察城市和乡村的崭新维度。
曾经,城市代表新,乡村代表旧。城市代表新生,乡村代表毁灭。乡村是远祖、是血缘,城市是血液。城市意味着奋斗、寻梦,代表着人生空间的扩大。城市催生各种机遇,制造改变现状的希望,闪烁着逆天改命的生命之光。城市也意味着物质的丰富、生活的便捷,意味着生活更完整。城市,意味着进步、文明,值得所有人奔赴。在那样的年代,鬼子倾情写下《瓦城上空的麦田》。小说里两个父亲为了托举孩子到城市成为城里人,呕心沥血、费尽心机,甚至为此不惜被城市的冷漠反噬,以至于死于非命。
如今,这样的对比悄然发生变化。不只是刘耳这一代,即便年轻一代,也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允诺的空间越来越小,梦想的一切要么难以实现,要么需要付出惨烈的代价。于是,乡村代表的安于现状反而是情感空间寻求的最佳所在。乡村寻根意味着退守,意味着情感变得更加完整。从曾经的争着离开,到如今的想着回来,都是时代催生的新变化。然而,《买话》冷静地提醒:此时的乡村已是可向往不可抵达,可欣赏不可体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瓦城上空的麦田》和《买话》值得进行更深入的对比研究。
任何文学都是时代的产儿。生活曾经产生一种文学主题,然后生活的发展又否定了这一主题。在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敏锐的作家做了得风气之先的人。比如当年的知青文学,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潮流的;如今的返乡文学,反映城市奋斗受挫的现实的,都值得对比思考。只是,优秀的作品往往会以更大的视野判断一种生活潮流在历史中的价值。一般而言,这种判断会有历史主义和道德主义两种态度。历史主义的冷静清醒容易显得缺乏温情,道德主义的惶急愤怒又容易变成言不及义的药方,不能解决真正的历史疑难。对文学而言,如果失去温情的道德主义,就背离了文学的本意;但如果没有历史主义的清醒,又容易陷入平庸。在这种情绪和态度的冲突中,情感与理智的互搏中,足以验证一个作家是否兼具历史的和美学的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买话》对故乡的书写,冷峻的外表下有涌动的、需要唤醒的温情,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完成了美学建构。鬼子是当之无愧的成熟的作家。
话与人:人心静默如谜
鬼子擅长人性推理,注重逻辑咬合。从情节行进的情况看,他一般是给自己的小说找到核心词,然后整个文本世界围绕核心词旋转。“瓦城三部曲”里,他分别找到了“钱”、“权”和“理”;《一根水做的绳子》里,他找到了“情”。在《买话》里,自然是“话”。“话”是小说的关键词,也是小说的独到之处:“话”,需要买,是意象出奇,也是常识背离。而“话”之所以能被当成商品,一是它具有奇妙的力量,二是它是情感的需要。刘耳向少年扁豆买话,与其说是在买乡亲的评价、买别人眼里的真实,不如说是在买辩白的机会,买陪伴、买回到故乡的入场券,当然也买心安。
仔细想来,话,在表面的交流含义之外,还藏着爱恨、褒贬、善恶,也藏着人情、人心、玄机。若是按照中国人“沉默是金”的逻辑,让人开口说话还真是不容易,话还真是很值钱。尤其是真话、秘不示人的话。同时,话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作用,“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话一旦出口,就不受控制地产生能量振动,写《傲慢与偏见》的奥斯汀曾说:话可不是虚的、无形的,它有时候特别实,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人把话说了就等于把事儿做了。
小说中写到刘耳和扁豆的互动,极为精彩。因为“话”,世事洞明的“成功人士”刘耳和懵懂无知的乡村少年扁豆实现了强弱互换。作家让刘耳偏听则暗——刘耳只知道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让扁豆兼听则明——扁豆既知道刘耳自己讲述的往事,也知道爷爷和光棍们讲述的往事,还知道老人家为代表的家乡人对刘耳的评价。因为刘耳面对着这种不透明感,使得情节推进的因果链变得异常重要,也使得他的孤独感、他的隔膜感、他自我认知的偏差感都变得异常显眼。在这样的时刻,刘耳实现了典型化,每个人都能从他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或许,对所有人而言,说出来的话不可靠,听到的话也不可靠,唯有自己内心的感受最具体、最可信、最可靠。然而,人在话语喧哗、众说纷纭的时候是不容易找到内心的,鬼子通过层层递进的结构实现对“话语”的这种发现和解读,也是《买话》这个小说成功的原因之所在,当然也是它先锋性的代表维度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买话》里,鬼子写刘耳的一生,刘耳与故乡的关系,不用他自己的回忆,而用他人的反应,这本身就是一个巧妙的构思。这种间接性充分利用了读者刺探隐秘的好奇心,避免了小说堕入庸常的窠臼,也使得每个情节的出现都成为一种意外发现。由此《买话》有了推理小说的味道,也有了侦探小说般的悬念和诱惑力——七个空蛋壳到底是谁放的?老人家如若地下有知,会不会原谅刘耳?
同时,这样的设置,也让刘耳变成了清醒的糊涂人,明明自己心里有一份往日备忘录的,来自外界的干扰让他不由自主地陷入了道德混乱和自我认识混乱。在自己眼里,他重情重义、身不由己、甘苦自知;但在乡亲们眼里,他背信弃义、负心绝情、见死不救……他作为第一代城市移民的苦痛,作为“凤凰男”在家庭中吞下的歧视,作为官员直系家属必须的自我约束,城市没人听,故乡没人懂。作家仿佛在说:“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也仿佛在阐释哲学家叔本华的话:“人们泛称为命运的事情,通常都是自己做出的蠢事。”
表与里:小说的双层意义
陈嘉映在一本叫做《感知·理知·自我认知》的书中,系统讲述对这些概念的哲学理解。他提出,其中感知是最厚重的,理知是最讲求逻辑的,而语言组织是推理的基础。如果化用这些概念到文学中,评价一部小说是否足够丰厚,应该首先看它感知生活的能力,这种能力一般体现为细节的充盈。小说中的细节最能代表作者的个性与才情,有没有细节常常意味着作者有没有灵魂。
《买话》中充满了细节:刘耳和竹子,关于牛、电筒、信的细节;刘耳和明通,关于鸡蛋、空蛋壳的细节;刘耳和明树,关于猜码、墓的细节;刘耳和老人家,关于糯玉米粥的细节;刘耳和扁豆关于鸭子的细节;刘耳和香女,关于粽子和酸的细节;还有刘耳和小白、刘耳和半桶水等。这些丰盈的细节活色生香,充满了故乡的味道、往日的甜蜜和“民以食为天”的寓意,它们和谐构建成小说饱满的肉身,让它在逻辑骨架的支撑下,在标志性的鬼子式语言的组织下,融汇成句子轻逻辑重、感知和理知兼具的文本,也充分体现出作家的美学志趣和文本理念。
在中国当代,鬼子是修辞意识非常强烈的作家,他迷恋词语本身和词语正确组合产生的美感,迷恋故事推进中的逻辑咬合和节奏张弛,迷恋现实感之上的想象力层级,迷恋人物的现实力量感,迷恋小说的话题引爆力和命运隐喻力,迷恋年龄和阅历给小说带来的新质地。有时候,他甚至只是迷恋不透明生活的朴拙本身。同时,他追求小说的“冰山效应”,为了让人物和故事可信,他进行非常精确的文学盘算,靠语言机锋形成隐秘的推力,从而呈现出双重意义:有意的创造和无意的流露相结合,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相呼应。
小说中有很多潜文本。比如刘耳儿子的成长故事和仕途故事;比如香女在城市里的故事;比如明通的生活;比如老人家先后面对女儿的悲剧和儿子的悲剧,却不知道该以谁为“凶手”的故事;每一个光棍的故事……这些情节,都被作家巧妙地、似露非露、点到即止、欲说还休地流露出来,成为在前景活动的刘耳的背景和景深,也成为小说现实容纳力的象征和表现。
小说以老人家的葬礼结尾,以刘耳和所有人一起出场结尾,自然算是一个明媚阳光的结局,自此,笼罩在刘耳心头的阴霾或许终于被“接纳”吹散,他总算给自己找到了立锥之地。然而,鬼子不满足于此,或者说,如果小说有一个高亢的结尾而没有回味的余味,他是不满足的,于是,他给小说加上最后一章:写静、写鸡蛋和小鸡的幻想,写空空荡荡的院子……葬礼如节庆,终究会过去;刘耳回乡,如石子投入池塘,涟漪也终究会消失,剩下的,依然是悬而未决的生活,是各自承担各自的命运,日复一日……一个来自生活的小说,终于又回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