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江南人“何以衣冠”——草鞋山遗址葛麻残片的文明想象

（原标题：史前江南人“何以衣冠”——草鞋山遗址葛麻残片的文明想象）

6000年前，草鞋山人“穿衣戴帽”吗？

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不仅“穿衣戴帽”，而且还会戴项链、挂胸饰、吊耳环等。从裸身到饰体，草鞋山人见证了人类在自然和社会双重进化中如何自我创造、成长为精神人的“自赎”过程，从自然人进化到社会人。

进化之于人类，既是自然进化的一部分，就此而言，人是自然的产物；但，人也是自己创造的成果，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物。

人类有了“创造人自我”的苏醒，便从自然进化转向社会进化，“创造人自我”是人的本质，是人类脱胎于自然、走向社会进化的第一动力，这动力，初始于人的审美意识，有了审美的精神活动，人类才走向文明开化一路。

石器时代，不管旧石器，还是新石器，都是人对自然物的外部加工，差异在于加工程度，是打制，还是磨制，打制要粗糙一些，而磨制显然更为精致，但从一个大的体系上来看，都属于对自然界的既定之物的外部加工，还是自然属性的延展，是自然进化的一部分；而制陶、纺织、构屋的出现，则是人类借助自然的物质特性，通过思想和智慧的加工创造，生成自然界不曾有过的事物，是人类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它开启了人的社会进化的一次伟大的超越。汉语里称之为“天工开物”。如果说葛藤是“天工”，那么将葛藤纺织成麻布便是“开物”，“开物”属于人的创造。

人类以织布穿衣的方式，将人与自然区分开来，这既是社会进化，也是文明开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于文明初创时期，尤为鲜明。而关于“文明”，若非寻诸初始的汉字造字意图，就很难释读不同风土上的人类进化图景。

也许汉字思维更适合我们认识本土初人的独特进化路径。比如“文”字，在甲骨文中形似一个站立的人，人的胸前饰有一个图案，这就是“文”字诞生的第一义，意为“纹”，即纹饰或装饰人自己，以别于那个曾经的自然人。用什么来纹饰或装饰？特指用人的创造性行为、以及“人为”所表达的人的自主意识来纹饰或装饰，在自然的底色上留下了人的行为痕迹。诸如，为心灵描绘以信仰之神纹，为身体美饰以衣玉或建造房屋等。又如“明”字，甲骨文为“日”“月”两字并肩，会意为日月交辉、光芒织映。而“文明”组词，即指人类的创造之纹，明亮如日月交辉。

汉字确有“见字如面”的象形功能，人类社会进化的“文明”之“纹”，为我们认识史前“草鞋山人”的进化梯次打开了一扇窗。

感谢考古人，从六千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三片“葛麻织物”，据说这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最早的织物，残片已碳化，纹痕尚在，却愈发引起我们对草鞋山人“纹身以衣”的“文明”遐想。

草鞋山人的“名分”

1956年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在文物普查时发现了苏州市吴中区唯亭镇草鞋山遗址。其实，发现一处遗址并不难，因为在中国大地上随便触摸一下，都是滚烫的历史热土，困难的是，经历整整16年，直到1972年10月份，才开始由南京博物院组织正式发掘。发掘面积也并不大，仅550平米，但出土的文物惊人，草鞋山遗址呈现了史前马家浜文化的样貌。

马家浜文化，大约距今7000—6000年，那时的马家浜人活动范围，西濒太湖，东临大海，北靠长江，南抵杭州湾。他们以群落定居，农耕渔猎，如繁星缀络于江河湖海间，享泽国之利，自成一体，不受外界干扰，大抵形成了江南文化的地理雏形，以及江南文化的生态底版。

也许正因为富庶而又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处于文明脆弱期的草鞋山史前文化地层才得以传承有序近千年，而且文化类型迭代分明。1973年4月，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大学联手再次发掘草鞋山遗址500平方米，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及春秋时期的保存完好的地层关系。尤其史前三种文化类型依次叠压，前后承继，序列鲜明而从容，进化的痕迹在这里没有发生断层，为人类发展史的书写，提供了一个极为完整的经典坐标。马家浜人、崧泽人、良渚人，定居并被滋养在这一方富庶的风土上，繁衍为江南文化的源头，这就是草鞋山遗址和草鞋山人的来历。

但考古学界目前尚未有“草鞋山文化遗址”的称谓，为什么？

按惯例，对于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学界一般以遗址所在地行政名称命名，以标明遗址的文化类型。然而草鞋山遗址的发掘，虽负有“四最”之盛名，如最早的玉琮礼器、最早的水稻田灌溉系统、最早的葛麻织物，以及最具经典标尺意义的考古地层序列等，却没有被冠以“草鞋山文化”或“草鞋山人”。每当人们谈论草鞋山史前遗址时，必以马家浜文化层、崧泽文化层以及良渚文化层来分别称之。

原因是，当考古学界关注草鞋山遗址时，早已有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重大发掘和命名。而从草鞋山第一代居民的遗存来看，他们就是第一批创造马家浜文化类型的分散在太湖流域的“马家浜人”，是在草鞋山一带创造性进化的第一批江南人。

1959年，浙江嘉兴南湖区城南街道马家浜村的村民在挖土时，发现了大量兽骨和人类使用过的遗物。随后，各方考古人入驻现场发掘，第一次发掘的面积是213平米。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发现晚于并第一次发掘面积亦小于草鞋山遗址的马家浜遗址，有幸于1975年因学者吴汝祚第一个提出“马家浜文化”的概念而闻名于世，两年后又得到考古学家夏鼐的认同，正式提出“马家浜文化”的命名，此后，这一文化名称在考古学界立定，直到2009年进行第二次发掘，才真正体系化地确立了马家浜文化类型的文明进程。

距今6000年之际，草鞋山的第一批马家浜居民们，在这里种稻渔猎，筑屋打井，磨玉制陶，穿衣戴帽，作为江南文化的第一代创业者，一路进化，到崧泽人、良渚人，二千年一脉相承，从容有序，完整呈现了史前草鞋山一带在创造中进化的文明样式。为表达对他们创造世界和自我创造的敬意，本文称之为“草鞋山人”。

从文化地缘关系来看，有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良渚人应该来自河姆渡人，但当我们顺着进化的轨迹来看时，它们的呈现则更为复杂和充满想象的趣味。原来，良渚人是从与河姆渡文化并行的马家浜文化发展而来，草鞋山人是马家浜文化的一支。河姆渡与马家浜这两支文化，分布于杭州湾南北，成长于钱塘江两岸，反映了史前古吴越文化的分布雏形。

看来，马家浜文化的进展要快一点，从马家浜文化到崧泽文化，从崧泽文化再到良渚文化，又与河姆渡文化会合，形成了统一的史前古吴越文化的地理空间，直至良渚人迁徙，形成良渚化世界。

草鞋山人可能是一群衣冠人物

草鞋山遗址出土文物近2000件。

从草鞋山遗址看，“马家浜人”在这里，生有房屋居住，死有墓穴安葬。有玉玦饰耳，还有玉璜饰胸。如此顾盼生辉的打扮，怎能衣不蔽体？的确，他们穿衣戴帽吗？他们为什么要穿衣戴帽？

在草鞋山遗址的第10层也就是最底层，考古人发现了3块早已碳化的纺织物残片，是目前中国出土最早的纺织品实物，据此似乎可以断定草鞋山人开始穿衣了。考古人还在少数墓葬里发现了古笄，表明他们长发有笄可挽，或有葛麻巾包之并以簪插之，妥妥的一群衣冠人物。对草鞋山来说，穿衣戴帽与吃住已经同等重要了。

经鉴定，三片织物为野生葛质地。看来，那时这种草本植物的悠长藤蔓，就在草鞋山人脚下野蛮生长，甚至有可能纠缠他们的步履。但青碧如染的葛藤蔓，经过潮湿沤腐、风吹日晒，竟然纷纷解体成纤，带给人们丰富的联想空间，是否可以利用它们编织成另外一种绳索或者布片？他们开始尝试，不过，他们究竟花了多少时日才完成纺线工艺？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创造过程一定有一个草鞋山人所憧憬的动力。

或许我们可以从《诗经》之《葛覃》或《采葛》的诗景中获得某种美的启示，“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遥想6千年前的草鞋山人会不会有相思的执念？正如“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葛麻至今依然是衣饰审美的宠儿。

一般来说，织造工艺的复杂来自信仰或精神性的执着。三块残片并非简单的平纹织造，而是有着非常复杂工艺的罗纹织物。以纬起花的花纹为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并嵌有罗纹边等。织物的密度，经密每厘米约10根葛线，纬密每厘米约26或28根葛线，地部纬密每厘米约13根到14根葛线。草鞋山人缘起于穿衣戴帽的审美意识，也许就滋生在这种由线组成面的具体创造的过程中。

罗纹组织，是由一根纱线依次在正面和反面绕线圈式的纵行编织工艺，如同我们今天熟悉的条绒一样，而罗纹组织经纬凹凸，更具有立体的质感和自由的弹性，它还可改变麻线的干脆和粗硬而趋于柔软，随着人的进化而适应人体对舒适度的需求，想必草鞋山人最早的衣饰就是这种织有罗纹花的葛麻了。

考古人还同时发现了磨制的石纺轮，有了石纺轮开端，人类因纺织牵线而发生的审美意识，与玉石上磨刻的审美意识一样，成为草鞋山人的精神成长之源。

1万年到4千年之际，全新世大暖期是孕育人类文明原创力大爆发的温床，人类定型文明的所有“第一个”创造，几乎皆诞生于这一温床期。如织布、制陶以及构屋等。

墓葬和房址，表明草鞋山人开始了定居生活。不但结束了人与动物争抢洞穴的自然状态，而且开始了构屋穿衣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新时代；定居，意味着人有了自主的时间和空间，可以从自然循环中独立出来，才有可能停下来缝制衣服。如果说自然界还是自然形成的，或神创的，那么构屋穿衣的定居方式，则是人类自己的创造，成了文明进化的标志性事件。

草鞋山人“衣”欲何为

值得注意的是，草鞋山人穿衣戴帽，带给自身精神指数的成长密度，三片早已碳化的葛麻罗纹织，表现的工艺“文明”，仍然可辨草鞋山人坚定、鲜明以及极具考究的装饰意图，传递出六千年前人类精神成长的审美倔强。

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着装？着装与精神成长有什么关系？

据说，人类着装始于体毛蜕变的渐进过程，或为保护性遮蔽或为御寒等功能性需求。而大部分学者的“御寒”推断，皆来自1万8千年前北京山顶洞人用骨针缝制兽皮衣服的启示。但随着1万年以后的大暖期到来，御寒说恐怕就不适于鸟语花香、渔利舟楫的温暖之地。当然，大暖期的全新世难免有寒冷小冰期的造访，热带和亚热带也会有寒流突降。距今4千年以后，小冰期便开始迫使人类不断向温暖的地方迁徙，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锯齿式交战，多半也起因于小冰期南下的打劫。诸如西周的灭顶之灾，就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打了最后一掌，即北方游牧族“犬戎”部，因被寒冷追逐而席卷了镐京。

韩非子在他的《五蠹》篇中说，尧治理天下时，人们“冬日麂裘，夏日葛衣”，想必在4千年小冰期以后四季分明，显然葛衣并非为御寒。

韩非子所说的尧之时虽然是神话时间，但大抵可以与考古或文献所呈现的4千年光景相呼应，同时期的埃及人已经能够生产精致的亚麻织物了，而且审美品位与现代无异，甚至更加绮丽。据说，在瑞士的一个干涸的湖底，也发现了人类使用的麻织物，恐怕这件麻织物难以抵挡北欧的冬寒。截至目前，葛麻是被发现的人类最早的纺织物，而这种人类最早出现的织物却并非为御寒，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说人类穿衣戴帽的历史，始于以土石颜料涂身或羽毛饰头的话，这种审美性的装饰需求似乎更适于解读人类穿衣戴帽的起源。200万年前，当人类获得了直立行走的自由，视野便从二维的平面空间拓宽到了三维的立体世界。直立的人类，脖子可以扭上一扭，脑袋亦可上下左右灵活转动，天地瞬然开朗。这种视野自由带来的信息刺激，密集而丰富，使人的视觉感官能力不断增强，思维则开始对色彩、光线、形象等做出审美意识的敏感回应。想必这种回应大概与当下AI给予人类面临被超越时的惶恐、兴奋一样，人类再也不愿回到四腿爬行的低劣状态，哪怕被捷豹、猛虎吞噬，直立成为人的第一本质。

人类直立源于美的启蒙，在理性未萌、灵性充盈之时，人类的一切判断，皆基于灵性的审美需求。因此，审美与生俱来，作为人的本能，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第一属性，仍然是当下与未来直立人的终极标配。

人类从自然界向文明世界转化时期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创造，不同于自然进化，表现为人的“创造性进化”，而审美是“创造性进化”的第一动力。

“原始”是什么，是蒙昧吗？启蒙主义者历来这么认为。而我们不这么看，在我们看来，所谓“原始”，首先跟本原有关，其次跟原创有关，而原始人，就是直立本原，创造世界的人。

草鞋山人深谙草木之华给予人类共生的美意，凭借与生俱来的审美想象力，将葛藤创造性编织为人类的衣冠。我们还是不妨问一问，人类在文明的进程中失落了什么？如何将失落的原始性——创造与想象的本能找回来？

人之异于蛛织网、蜂筑巢，在于实用功能服从审美需求，行动追随想象，先在想象中形成，再将想象付诸实施。这样的活动方式是艺术，而其本质则为创造。通常，我们都说“劳动创造人”，当然不错，可仔细一想，蚂蚁、蜜蜂也都劳动，猴子采摘、狮子狩猎不也是劳动？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劳动创造人”，而应该说“创造性的劳动创造人”。功能性必取悦于精神性，才有可能永恒。

创造，超越进化，进化是在自然的空间里进行，而创造则在想象的空间里展开，想象，并非来自进化，创造，也不是自然的成果。如果人类命中注定要从自然里面异化出来，那他就必然要从自然的产物变成自然的改变者和创造者，从自然安排好的食物链和循环圈里解脱出来，从而具有对自然作选择的自由，选择基于审美的需求。

考古学，不能太唯物，不要过于看重遗址、遗物的“物”的一面，那些不过是时间的碎片化存在。当我们面对三块碳化葛麻织物时，不妨问一问，人类穿衣，表达了一种怎样的超越的心情？无疑，他们又找到了一个人类自我意识的表达或叙事空间。

对于人类穿衣戴帽的缘起，从古希腊哲人始，争论到如今，有太多的丰富联想和说法，可以归类为以下五种。诸如保护说、羞耻说、吸引异性说、辟邪说、装饰说。除第一种“保护说”之外，其余皆与审美和精神相关联。

有时，思想的历史无法依赖历史的思想来表现，更何况那时又尚未思想，但人是自然的产物，当然得有个自然的形态；人还是自我的产物，还得有个超越自然的样子，索性，这副超越自然的“样子”便在创造中开启了。

人类为什么要穿衣服？因为审美。

当草鞋山人织布穿衣时，全新世大暖期环球同此凉热，但进化的步调却并非一致。在考古学的框架里，与马家浜人并存的河姆渡人、仰韶人、红山人、古埃及人、苏美尔人，以至于更多的史前人定居之地，如满天星斗，覆盖在地球之上，他们是人类第一代拥有审美意识的“造物主”，在创造中进化，第一个表达符号、第一件陶制水杯、第一座房屋、第一片葛麻布等等，在全球化的社会进化进程中，有不同的文化圈，表现为不同文化此消彼长，呈现出文化类型的样子，因审美而原创了人类不同的文明样式。

（作者近著：《走进宋画——10—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