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资金融系统20多年后 我选择自己创业

（原标题：在国资金融系统20多年后 我选择自己创业）

2月5日，春节后复工第一天，老刘走得飞快，正赶去和新能源企业的朋友们碰面，讨论新的投资灵感。

距离他的汽车越来越近时，他转头说：“我希望成为一名真正的独立民间投资人。”

这个决定他酝酿了多年。

早在2015年股灾时，彼时老刘身为一家国资证券部门负责人，接连遭遇公司声誉受损、业绩下滑，他第一次萌发离开国资系统、投身市场自己单干的念头。

危机之中，他带领团队完成了一项复杂的国有资产变更项目，在集团的要求下，展开了史上首次管理模式的调整。调整暂告一段落后，老刘决定再观望一下。

这一观望，又是好几年。

近三年来，随着宏观经济形势、资本市场的多重变化，老刘感受到了新的压力。

以考核为例，他愈发感到，国资金融系统内的考核机制过度复杂。

目前，国资监管部门越来越重视客观化指标（对国有企业及其投资工作者进行绩效考核时，采用可量化、可衡量、不受主观因素影响的硬性指标），这类指标固然有其优点，在老刘看来，也在限制国企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决策效率。

新的一年，他已经正式告别工作近30年的国资系统，成为一名自己创业的民间投资者，他还带领现在的新团队，拟开发一套区域股权市场新型区块链系统。

初战

1999年，老刘大学毕业。

回想起毕业找工作的场景，他认为自己“很特殊”。

在他毕业前一年，中国经济改革来到了甚为关键的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迫切需求，中国政府在国企改革、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其中包括国企改革三年“脱困”的启幕。

在老刘和他同学的眼中，当时国企并不受关注，外企才是年轻人的优选。

老刘和他的同学们，纷纷挤在宝洁、摩托罗拉这些外企招聘点位前。从薪资上看，1999年外企月薪可达2000元左右，同期国企只有几百元，公务员工资更低。

遗憾的是，老刘没有拿到外企的offer，退而求其次进了国企，成为了一名储蓄出纳。

他的职业生涯由此开端。

一开始，他被分配到基层支行从事信贷业务。入职初期，他主要负责处理企业贷款申请，评估企业信用状况，撰写贷款调查报告，协助完成贷款审批流程等。

在基层支行的几年里，他积累了丰富的信贷业务经验，熟悉了银行的内部流程和风险控制体系。

他通过实际操作，了解了不同类型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风险，学会了如何评估企业的还款能力和信用风险。利用业余时间，他不断学习金融专业知识，考取相关专业证书，以期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在与企业客户和银行内部人员的交往中，他也积累起一定的人脉资源。

在一次大型企业的贷款项目中，他迎来了一次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凭借着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扎实的专业知识，他识别并规避了潜在的信用风险，为所在企业提供了合理的融资方案，保障了银行的利益，自此在系统内一举成名。

从那以后，他被提拔为信贷部副经理，负责管理团队，统筹信贷业务的开展。

时间来到2005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老刘所在的国资银行开始拓展投资业务。凭借在信贷业务中积累的风险管理能力和专业素养，他又被调入投资部门，负责银行债券投资和固定收益业务。

在投资部门，他带领团队研究债券市场，不仅关注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还参与企业债和中期票据的投资，通过资产配置来优化投资组合、降低投资风险。

他推动银行在固定收益领域业务创新，尝试引入资产证券化等新型金融工具，参与设计并推动其所在银行的首单资产证券化项目。

老刘开始在投资领域渐露锋芒。

股灾

很快，变数来了。

2015年股灾期间，沪指从6月中旬的5178点断崖式下跌至8月中旬的2850点。

老刘所在的国资证券企业也受到巨大冲击，公司高层人事巨变，业务受到严格监管。

他所在的团队原本计划在牛市中通过融资融券业务扩大规模，但由于股灾发生，市场信心崩溃，融资融券业务量大幅萎缩，许多客户因亏损而减少或停止了融资操作。

提起那段时间，他对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查印象深刻。

老刘所在的单位是行业头部券商之一，受到的审查更为严格。他所在的团队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合规自查，才确保业务操作符合监管要求，避免因违规行为而受到处罚。

他所在的团队整体业务受到严重冲击，公司内部进行大规模调整和整顿。跟随老刘多年的团队成员陆续离职，业务拓展计划被迫搁置。他个人的职业晋升也受到影响，原本计划的项目和业务创新因市场环境和公司内部调整而无法顺利推进。

这一切，都给老刘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不仅要面对股灾期间市场的剧烈波动，还要面对客户因亏损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老刘登门拜访老客户时，不断遭遇闭门羹，再融资项目也陷入困境。

雪上加霜的是，他所在的证券企业，评级连降两级，这意味着其丧失了部分只允许A类评级券商开展的业务资格。

上述压力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投资理念和职业规划。在高杠杆和高风险的市场环境下，他需要走一条新路。

股灾之后，他将“风险控制”提到了首要位置，不再单纯追求高收益。

这种理念的转变延续至今，让其在之后多年的投资工作中，始终更倾向采用多元化的投资策略，降低单一资产的风险暴露。他变得更加重视市场趋势的研究和分析，避免因盲目跟风而导致投资决策失误。

危机之中，他带领团队进行多轮整合，艰难地重塑市场信心，举办了数场投资策略会、发布研究报告会，试图向投资者传递不错的市场信号，帮助投资者理性看待市场波动。

同时，他花费了很多精力去维护客户关系，向客户解释市场波动的原因以及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努力重建客户对公司的信任。他还需要帮助客户调整投资策略，降低风险，以应对市场不确定性。

这一次冲击，对老刘的职业生涯影响巨大。在这一年，老刘第一次萌发了离开国资系统的念头。

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扛过来了，继续留在国资系统内。直到考核方式的变化，给他带来新的挑战。

离开

在国资系统内摸爬滚打近30年后，老刘终于下定决心离开。

让他压力最大的一点是“过度复杂的考核机制”。在老刘看来，目前的考核方式，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国资创投机构的创新能力、市场决策能力。

从管理体制上看，老刘认为国资系统内的决策流程相对繁琐，投资决策往往需要经过多层审批，导致决策效率低下，难以快速响应市场变化。

从激励机制上看，老刘认为国资系统内的激励机制相对不足，薪酬待遇有限，难以充分调动投资工作者的积极性。晋升空间也相对有限，尤其是中高层职位的竞争激烈，部分人才难以获得进一步职业发展。

而且，国资系统内资源分配存在不均衡现象，部分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核心部门或项目中，其他投资工作者难以获得足够资源支持。国有风险投资机构增值服务能力也相对较弱，难以通过投后管理为投资项目提供有效的增值服务，影响投资项目的成功率。

以上种种，都是促使其离开的原因。

2025年，老刘给了自己一个新身份：独立民间投资人。

他设想，成为独立民间投资人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投资理念和策略进行操作，无需受到机构内部的短期业绩考核和复杂利益关系的影响。

成为一名独立民间投资人，还能让他更专注于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如长期价值投资、特定行业的深度研究等。

他还嗅到了政策红利的信号。

近三年来，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民间投资的发展，强调打破公共领域民间投资壁垒，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例如，在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领域，政府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投资，为民间投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但是，现实并非像老刘想的那么简单。

他与地方政府商谈过程中发现，不止一家地方政府，依旧希望国资参与，而且最好是本级国资参与。

种种迹象表明，多个投资领域早已被国资主导。2022年下半年开始，民间股权投资就在断崖式下跌，民营私募基金普遍面临很大困难。

逆境之中，老刘还是看到了新的机遇。

他认为，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新兴产业如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些都为独立民间投资人提供了丰富的投资选择。

下一步，只要他灵活调整投资策略，紧跟行业趋势，敏锐参与到新兴领域发展中，还是有希望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

老刘还带领现在的新团队，基于之前国资金融系统内攒下的经验，拟开发一套区域股权市场新型区块链系统。

他表示，可以去香港、新加坡等申请数字资产交易所牌照，通过上述新型区块链系统筛选出优质公司并将其上链，便能吸引更多境外投资者。

新的一年，离开国资系统的老刘，对自己提出的职业要求是：不使用杠杆、不依赖融资，用自己的资金投资，有能力为自己的亏损负责。无论市场环境如何变化，都能自己承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