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恐惑与卑贱中，成为一株植物——读韩江《素食者》

（原标题：在恐惑与卑贱中，成为一株植物——读韩江《素食者》）

葱郁的树木环绕着我，我在一个山谷里写这篇关于韩江《素食者》（TheVegetarian,2007）的评论。就像一个自然主义冥想者一样，我专心聆听着周围树木的声音。然而，在红枫、白栎、槐木和松树那神秘的沉默中，我很难确定应该如何欣赏或解读韩江这部赢得国际大奖的小说。

素食者英惠渴望变成一棵树，与大地结合，成为一种植物生命，而不是一个肉体的存在。我们都知道，变成植物（无论是草本还是木本），必定会让变形者远离那些他们想要躲避的人，就如同变成一只巨大的昆虫一样。

这个故事如此离奇，作者说：“我想通过《素食者》刻画一个誓死不愿加入人类群体的女性。”植物身份居然成了人发展的一个方向！在故事结尾之前，英惠不仅消失在了植物的世界里，绝望的姐姐仁惠一度对英惠那疯狂变化的本性心生敌意，但渐渐地，她也开始倾向于树木的生命，并希望完全被其所包围。到底发生了什么？

树木的隐秘生命

我不习惯反复阅读一部作品三次（两次还可以），但我发现自己确实在第一次阅读时忽略了《素食者》中的一些微妙但重要的短语和暗示的含义。从语言和词汇上来看，这部作品并没有认知上的困难，小说的写作风格相对单一，简洁但不够紧凑，没有那种海明威式的凝练。某些场景被描绘得有如情节剧：家庭晚餐上的割腕自杀未遂、跳楼的企图、妻子发现丈夫与她情绪不稳定的妹妹有情色/艺术的纠葛。还有许多怪异的梦境，恐怖的血腥画面。

“恐惑”（theuncanny）是我在反复考虑这部小说的诸多特征时想到的一个词。除了人类与树木之间的情感联系之外，要为这部小说归类并不容易，它是一种奇异的混合体，介于现代家庭戏剧与精神病幻觉恐怖之间，充满了超现实的梦境以及人物的变形。民间故事、超现实主义的现代小说、荒诞派戏剧，以及弗朗茨·卡夫卡和欧仁·尤内斯库等作家的影响，似乎都在推动这部作品的形成。

成为素食者，显然不像卡夫卡笔下的萨姆沙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那样激进，也没有那般超现实。然而，英惠确实在精神上做出了激进的另类转变，企图超越人类的肉体存在，甚至渴望真正成为植物——一朵花、一株植物，或是一棵树。

韩江对英惠蜕变的神秘感，可能更多来自于对树木秘密生命的研究和理解。据说，她的原初构想受到朝鲜象征派诗人李箱（1910—1937）一句诗的影响：“我认为人类应该是植物。”自从韩江对此展开冥想之后，其他一些作品的出现或许帮助她深化了这一诗意想法的意义。例如，林学家彼得·沃莱本（PeterWohlleben）的《树的隐秘生命》，以及生态学家苏珊娜·西玛尔（SuzanneSimard）关于“探索树木如何以及为何彼此‘交谈’”的研究，还有西玛尔与生态学家莫妮卡·加利亚诺（MonicaGagliano）合著的《植物这样说话：植物的突破性科学发现及个人同植物邂逅的非凡之旅》。

韩江写作《素食者》时，还不知道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Powers）十余年后的小说《树语》（TheOverstory,2018），但这部作品让人们开始意识到，在地球生命日渐衰落的当下，树木和植物比人类更为重要。数十年来，林业和生态学期刊一直在研究树木的“智慧”和“交流”。虽然植物界并不完全具备人类的智慧，但科学家们确实让我们看到了树木对地球生存的重要性。树木与户外自然的关系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友好得多。作为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英惠将此视为她的拯救策略，一个安全的栖息地。

何以恐惑？

让我回到“恐惑”一词。它源于心理分析领域，并因弗洛伊德1919年发表的随笔《论“恐惑”》而受到关注，逐渐扩展至美学与存在论。我们将其翻译为“恐惑”，因为它既包含“恐”的不安，也蕴含“惑”的陌生熟悉感，描述的是熟悉中的陌生、意识中的无意识，以及生命与无生命间的模糊界限。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结合弗洛伊德的“恐惑”、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海德格尔的“非家”概念，提出“幽灵学”（Hauntology）。这一概念表达了压抑的复现，认为幽灵处于既不死也不活、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的中间状态，映射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无形、虚拟与不可言喻的事物。

“幽灵”在《素食者》中是一个持久的意象。首先是英惠，自从经历了关于黑暗森林的恐怖梦境后，她便放弃了肉食，日渐消瘦。按照丈夫小郑的描述：“妻子在我无法进入、无从得知，也不想了解的梦境中渐渐消瘦着。最初她像舞者一样纤细苗条，但到了后来则变得跟病人一样骨瘦如柴了。”最终，她变成了幽灵般的存在：

“妻子一动不动地看着冰箱。黑暗中，虽然看不清她的表情，我却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恐惧。……不知她从何时光着脚，穿着春秋款的单薄睡衣，跟听不见我讲话似的愣愣地站在那里。仿佛冰箱那里站着一个我看不见的人，又或者是鬼。”

英惠如同鬼魅一般，隐入黑暗，令人不安。小郑的印象与后来仁惠的感受几乎如出一辙：

“在等待医生的这段时间里，她和往常一样转过头望向院子里的那棵榉树。那是一棵树龄高达四百年以上的古木。晴天时，那棵树会伸展开茂盛的枝叶反射阳光，像是在对她诉说什么。但在这种雨天里，它却看上去像一个少言寡语、把想说的话都憋进了肚子里的人。大雨淋湿了树皮，渲染出近似傍晚的昏暗，枝头的树叶在风雨中默默地颤抖着。英惠犹如鬼魂般的样子与眼前的画面在她眼前相互重叠了。”

仁惠的幻觉——雨中黑色的树林与英惠鬼魂般的身影——映射了她潜意识中深藏的焦虑，以及对妹妹境遇的深切共情。这种幻觉后来甚至渗入了她的梦境。仁惠对植物世界产生了越来越深的感情，开始意识到自己缺乏自主性，活得仿佛幽灵附体。

“她知道自己在很早以前就已死去，现在不过跟幽灵一样，孤独的人生也不过是一场戏。”

仁惠的觉醒——再也无法忍受，不愿再继续这样的生活——可以被解读为她对另一种生命形式的理解与共鸣：一种静止但却充满生机的存在。这种联系也暗示着她开始接近妹妹英惠的内心世界，后者选择以植物为中心的生存方式，以此反抗人类社会的压迫。仁惠的转变与英惠的存在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鸣，如同英惠对仁惠所言：

“姐……世上所有的树都跟手足一样。”

《素食者》的残酷美学

当我由德里达的幽灵学，想到韩江笔下幽灵般的英惠和仁惠，一个名字如小小的爆炸般在脑中响起——埃贡·席勒，这位维也纳世纪末的画家。勾勒英惠的形象时，我不禁联想到席勒笔下极度瘦削、骨感、角度怪异的女性裸体，以及他那扭曲、瘦骨嶙峋的自画像。

席勒在自画像中描绘自己为具人形却带恐怖感的幽灵，以笨拙的姿态挑战健康躯体的正常观感。他笔下的女性也以空洞的眼神凝视观众，迫使他们直面那些苍白、厌食症般的身体——枯萎的乳房与乳头仿佛仅是附着在干瘦身躯上的残迹。

这位维也纳艺术家以模棱两可和越界的价值观激起观众的困惑，正如弗朗西斯·培根用尖叫的大张嘴的教皇和扭曲、囚禁、血淋淋的肖像震撼观众，让他们不安、惊恐，而非带来传统的美感。毫无疑问，培根试图通过震撼让观众觉醒。

那么，那些张开的面孔究竟在喊什么？它们诉说的，正是恐惧与残酷。在一篇关于残酷美学的论文中，默夫·埃姆雷引用让·热奈的丑陋美学，称其为“一种残酷的快感”：“唯美主义的诱惑不仅在于它对美的追求，还在于它将残酷视为艺术的本质。”

我们对超现实与暴力的情节并不陌生，它们早已广泛存在于《格林童话》及许多文化（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的神话叙事之中。然而，当这样的情节被置于一部看似现实的家庭心理小说中时，那些堆积的残酷与暴力场景——无论是充满血腥的梦境叙述、心理虐待的危机、色情艺术的剥削，还是医院中不人道的治疗方式——很可能会让敏感的读者感到恶心和排斥。然而，这些情节同时又散发着一种诡异的吸引力：我们的“艺术”从来不乏浸透着血液的作品，但却少见充斥着绿色植物粘液的故事。

韩江的作品在这一点上并非简单模仿其他艺术作品，也不能说是对现实的直接复写。更确切地说，它描绘了一种逃离非人道社会的可能性——通过将自身转化为一种截然不同于哺乳动物的植物生命。

对于一个当代现实主义者而言，在一个似乎正走向野蛮的社会里，仅仅写一些关于人们如何应对逐渐恶化生活的故事就足够了吗？残酷美学的艺术家并未选择消极退缩、静静冥想直到痛苦结束的模式，他们似乎决心走在失败的模式之前，在战争、气候危机、饥荒和物种灭绝等暴力肆虐的门槛之外，摆脱等待和观望的乏味人生，寻求一种超越我们所知的人文自然的视野。文明和人文主义并未阻止灾难和浩劫的发生，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人类来到如今的境地。我们需要一场残酷的再生，一种重新赋予生命的力量，一场彻底的转变。

弗朗西斯·培根曾说：“我认为生活是暴力的，大多数人试图逃避这一面，生活在一种被屏蔽的状态中。但我认为他们只是在自欺欺人。生育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为，死亡的过程也是暴力的。而且，正如你肯定已经观察到的，生活本身就是暴力的。”

在《素食者》中，韩江用阴郁、黑暗的色调描绘了家庭暴力。金家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家庭，而这样的家庭在东方社会，甚至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可能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更为普遍。艺术往往最鲜明地展现在它对人类心灵最黑暗、最不可理解或最令人恐惑的部分的探讨之中。一旦善意和爱的诱惑在关系中缺失，艺术在描绘婚姻的困难与失败时往往最为残酷。《素食者》中那些角色，无论是彼此之间，还是他们对待饱受摧残的英惠，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深层次的亲密与爱，除了姐姐仁惠最后的觉醒。通过两个男性角色的视角，读者看到女性气质和素食主义如何被父权制结构贬斥为混乱、令人厌恶且具有威胁性的存在。

从本质上说，这部小说探讨的是人类的暴力以及拒绝暴力的（不）可能性。英惠拼命拒绝吃肉，试图将人类的残酷从自己身上驱除。她甚至不想再属于人类，而是相信自己正在转变为一株植物。她的父亲是一名越战老兵，试图强迫她吃肉，而这一暴力场景，在小说的三个部分中反复出现。在第三部分，当医生试图在精神病院给英惠插鼻饲管时，强行灌食又一次重现。

最终，英惠把自己变成了一具尸体——她不再进食，不再说话，甚至不再动弹，就像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但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她不再对任何事物施以哪怕最轻微的暴力，达到了她理想中的纯净状态。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她挑战了自己的生命极限，直至濒临死亡。

死亡对英惠而言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她问姐姐：“我为什么不能死？”姐姐哑口无言。英惠的变化是彻底的，这意味着她与过去的生活模式完全决裂。这是一种极端的愿望，试图重新夺回对自己身体的完全控制。在某一时刻，英惠放弃了那根将她与日常生活连接起来的细线。而仁惠也承认，如果不是因为智宇——作为母亲的责任感——也许她自己也会放手不再抓住那根线。

这部小说涉及许多议题，包括家庭的无知与否认、男性对女性的剥削以及精神疾病的发作。尤其在最后一点上，它暴露了社会对心理疾病的罔顾，甚至揭示了专业医疗体系在治疗心理疾病患者方面的不足。而最耐人寻味的是，它呈现了艺术作为一种处理创伤、情感或欲望的手段的失败。

或许韩江自己并不这样认为。正如她在《少年来了》（HumanActs,2014）中所写：“在你死后，我无法为你举办葬礼，于是我的人生变成了一场葬礼。”

重新定义自身存在

《素食者》的开篇，中文版译作：“妻子吃素以前，我没有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的人。”英文版则是：“Beforemywifeturnedvegetarian,I’dalwaysthoughtofherascompletelyunremarkableineveryway.”如果从英文回译，中文应为：“妻子吃素之前，我一直认为她各方面都极为平凡。”

为什么要强调“平凡”？

韩江希望让英惠代表一种无性别、普遍化的身体。然而，这一设想极难实现。在现实世界中，女性的身体（尤其是饥饿的身体）并非一个中性的符号。

女性通过身体发声，因为这是她们被倾听的方式。这并非天生如此，而是因为女性的身体在历史上往往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与此同时，女性又通过将自身的身体公开化进入公共视野——但这种公开化通常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的。这个世界对女性的身体情有独钟——无论是受苦、挨饿、怀孕、高潮、被侵犯，还是死亡的身体，都是如此。女性的身体被监视、传播、肢解；她们的身体能卖出杂志、电影和热门电视剧。

然而，我们的世界至今仍无法接受的，是女性的思想。

试想小说的第一句话，出自英惠的丈夫小郑之口：“妻子吃素之前，我一直认为她各方面都极为平凡。”这个残酷而无知的男性角色，自然不可能真正理解英惠的思想。

“极为平凡”的家庭主妇英惠，踏上了一段挣脱父权制、等级制及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性”定义的旅程，而这一定义长期以来抹杀了女性的主体性。通过选择素食、挨饿，最终变成树，英惠无拘无束的存在，反抗了父权制规范建构的社会秩序。尤其是《素食者》中体现的女性抗争与朱莉娅·克里斯蒂瓦（JuliaKristeva）提出的“卑贱”概念（theab－ject）相呼应，二者都借助食物与血液等元素来探讨那些“搅混身份、干扰体系、破坏秩序的东西”。

根据克里斯蒂瓦在《恐怖的权力：论卑贱》中提出的观点，“卑贱”指的是当主体面临意义崩塌（如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界限的瓦解）时所产生的恐惧、厌恶等反应。尸体是典型例子，它以创伤性的方式提醒我们自身的物质性，而流血伤口、粪便、污水，甚至温牛奶表面的皮膜也能引发类似感受。

卑贱之物激起恐惧与厌恶，使主体性变得不稳定。无论是尸体、血液、排泄物还是特定食物，它们都跨越了主体性的边界，却无法完全与主体剥离。卑贱与“非人”一样，扰乱“边界、位置、规则”，而这些正是父权意识赖以维系的基础。

在《素食者》中，女性与动物意识之间的深度联结，通过英惠对食肉的卑贱体验得以呈现。根据美国动物权利倡导者卡罗尔·亚当斯（CarolAdams）的观点，肉类消费意味着动物主体性的彻底湮灭；为了让肉类出现，动物的生命性必须被彻底否定。英惠回忆起自己吃狗肉的经历，描述了狗被拴在飞驰的摩托车后拖拽致死的过程。在吃狗肉汤饭时，她脑海中闪过鲜血和白沫混杂的画面，以及狗那直勾勾的凝视。

随着狗的主体性再现，咀嚼这一机械性的肢解行为变得令人无法忍受。英惠感受到自己人格的瓦解——复活的动物主体性渗透到她的自我之中，并作为一种卑贱之物提醒着她“处于永久的危险之中”。由此，英惠下决心通过素食主义切断这种令人作呕的暴力气息，摆脱人类暴行带来的精神和身体负担。

从美学意义上讲，卑贱与恐惑（theuncanny）有根本的不同。恐惑强调的是，本来熟悉的事物因被压抑进入无意识领域后变得陌生，继而在某种情境下突然浮现，引发恐惧。而卑贱则更为强烈，它指向被主体排除在外的东西如何因其令人厌恶的特质，使主体濒临意义坍塌的境地。卑贱与恐惑都属于“否定美学”（negativeaesthetics）的范畴，即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W.Adorno）所称的一种以否定的形式揭示社会现实的美学。

克里斯蒂瓦指出：“卑贱是条边界，这是无疑的，但它更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卑贱与恐惑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指向心理中的边界模糊状态——它们模糊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界限，形成一种跨边界现象。英惠拒绝被分类，拥抱自身的混合性存在，展现出一种生态女性主义的暧昧性。书中的姐夫认为她“是植物、动物、人类，抑或介于这三者之间的某种陌生的存在”，而正是这种混合体的形态，成为对父权意识的顽强纠缠与持续的“幽灵般”骚扰，从而动摇了其稳定性和合法性。

英惠激进的植物化转变，使她脱离传统人类性，塑造了一种颠覆性力量——它致力于重建另类主体性，消解边界，追求统一而非分裂，解放而非禁锢。小说揭示，真正的解放在于拒绝父权制定义的“人性”，以跨越界限、拒绝分类的方式重新定义自身存在。从姐姐对英惠的追随中，我们看到，更多觉醒的女性将踏上这条自由之路。

在地铁上，仁惠目睹破败简易房和杂乱野草，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生活过。在冒雨探望英惠途中，她弯腰卷起裤腿，留意到柏油路间隙冒出的小小蓬草——一种顽强生长的植物，而非死去的杂草，其意义留待读者解读。《素食者》是一部为神经坚韧的读者创作的文学作品，值得反复阅读与深入思考。然而，又有多少人愿意多次阅读这样一部复杂、拼贴式且充满震撼与不适的作品？它的结局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模棱两可。艺术从未整齐有序，韩江要求读者在文本中穿梭，发掘其深处的奥秘。

这一奥秘直指人类与世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