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的传奇之旅：邂逅神秘的东方

（原标题：马可·波罗的传奇之旅：邂逅神秘的东方｜观展）

戴琪/文 公元 1271 年（元至正八年），年仅 17 岁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约 1254 年～ 1324 年）与父亲、叔父一同从意大利威尼斯出发，跨越千山万水， 1275 年夏季到达元朝皇帝避暑、议政的上都。聪明的马可学会了几种文字，一直非常讨忽必烈喜欢，封他许多官，也派他到各地为元朝皇帝的使者。这使得他在中国的 17 年中，能够广泛游历各地，对中国的风土人情有了深入的了解。

1295 年，马可·波罗返回了阔别已久的故乡。然而不到一年，热那亚与威尼斯发生海战，马可·波罗在保卫城邦的战斗中被俘。有趣的是，他的其中一位狱友是优秀的作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故事也经由他的妙笔流传于世，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马可波罗行纪》，也称《东方见闻录》。

《马可波罗行纪》

马可·波罗是第一个横穿亚洲大陆并作出详细记录的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1375 年（明洪武八年）由法国国王查理五世（ 1338～1380 年）监制的喀泰兰（Catalan）地图（存于巴黎大图书馆），其东亚部分完全取材于马可之书。著名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 1451～1506 年）曾熟读此书，并在其所读拉丁文《马可波罗行记》中加了 45 处的标记，带着它寻找新大陆。

2024 年是马可·波罗逝世 700 周年，四川博物院推出了《传奇之旅：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上的世界》特展。让我们跟随这位伟大探险家的脚步，穿越时空，探寻 13 世纪的文化交流。

马可·波罗像

马可·波罗游历路线图

纸重“千金”：撬动帝国经济的纸币

元至正通行宝钞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和使用纸币的国家。历史上第一张纸币出现在北宋时期的四川地区，由于通行的铁钱过于沉重、不便交易，富于创造力的四川富商们就联合推出了一种信用凭证——交子，作为大宗交易的通行货币，大大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和世界货币史上有重要意义。元代以后，纸币走出四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通用。

元世祖中统元年（ 1260 年），元朝政府始造纸币。中统元宝交钞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它以丝为本，以两为单位，每50两银子兑换丝钞 1000 两。使用范围不限时间和地区，可以用来兑换银两、缴纳赋税、发放俸饷等。至元二十二年（ 1285 年），全国禁用银钱市货。中统钞成为历史上首次通行全国的纸钞，是元代唯一合法的统一流通货币。这在世界货币史上是一个伟大创举，印度、朝鲜、日本等国纷纷效仿元朝发行纸币。

有趣的是，当时的纸币防伪技术就已经十分先进了，《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此种纸币制造之法极为严重，俨同纯金纯银，盖每张纸币之上，有不少专任此事之官吏署名盖章。此种程式完毕以后，诸官之长复盖用朱色帝玺，至是纸币始取得一种正式价值，伪造者处极刑。”

他在书中提到“造币局”：“在此汗八里城（元大都）中，有大汗之造币局，观其制设，得谓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缘其制造如下所言之一种货币也。”这种货币就是纸币。

书中还详细描述了纸币的制作工艺和兑换比率——“此币用树皮作之，树即蚕食其叶作丝之桑树。此树甚众，诸地皆满。人取树干及外面粗皮间之白细皮，旋以此薄如纸之皮制成黑色，纸既造成，裁为下式。”其中，幅最小的纸币值秃儿城（今法国图尔）之钱一枚，较大者值物搦齐亚城（今威尼斯城）之银钱半枚,更大者值物搦齐亚城之银钱一枚。

元至正通宝

与纸币同时流通的还有我们熟悉的铜钱，上图左、右上角的是元朝历史上最后一种铸币——至正通宝，铸于元代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宗在位期间，楷体汉字端庄秀丽，字样仍清晰可见。图中三枚钱币中，最具特色的当属下面的“八思巴文”大元通宝铜钱，上、下、左、右依次为“大元通宝”四字。

八思巴文是由西藏喇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创制的一种蒙古文字，由于蒙古在成吉思汗时期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字，这种新出现的字就世称为“八思巴蒙古新字”。 1296 年，忽必烈下诏此字为元朝的法定文字，与汉语等其他文字并行于大元广袤的土地上。随着元朝的灭亡，八思巴文也逐渐在中国的土地上销声匿迹。

四通八达：便利的驿站交通

元代商品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四通八达的驿路网络。《永乐大典·经世大典》载元朝的驿站“凡在属国，皆置驿站，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广阔的驿路网络，无数商队手持通行金牌，在发达的交通网上日夜兼程，将各色货物送到买家手中。

金牌也称牌子，“蒙古人所用牌符，计有数种，或以金质而异，或以其上嵌珠而异（一二三珠不等）”前一世纪末，曾在俄罗斯及西伯利亚发现此种牌符若干面，其中一种上刻有蒙古文字曰：“长生天气力里，大汗福荫里，不从命者罪至死”，这种牌子的用料和大小标志着持牌人身份的高低。《马可波罗行纪》中写道：“大汗畀以使命以后，又赐彼等以金牌。其上有文曰，使臣三人所过之地，必须供应其所需之物，如马匹及供保护的人役之类。”遗憾的是，马可·波罗所持的牌子没能保存下来，据推测可能是因为牌子为黄金打造，因其价值高昂而被销熔，因此世间少有。

驿站也称驿传，在大元土地上星罗棋布，《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应知有不少道路从此汗八里城(元大都)首途，通达不少州郡。如从汗八里首途，经行其所取之道时，行二十五里，使臣即见有一驿，其名曰站，一如吾人所称供给马匹之驿传也。”驿站中一般备有马数匹、物资若干，以备使臣不时之用。站中更有数名驿卒，昼夜交班，“百日路程之文书消息，十日夜可以递至，此诚伟举也”。

“凤鸣驿蘸（站）”之印

陶鞍马西安博物院藏

《元史·地理志》载，元朝“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是一个世界性帝国， 11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等众多民族。政治稳定的背景下，城市中的工商业极为繁荣，呈现出多民族交融、多元化发展的特色，活跃且富有生机，无论是衣着还是饮食，均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四方往来之时，至则有馆舍，顿则有贡帐，饥渴则有饮食”，城内民众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惬意了。

梵文银盘镇江市博物馆藏

云锦天章：华丽的织金锦

《马可波罗行纪》中还记载了蒙古人的节庆。每年他们都会庆祝大汗的生日，除年终节庆外，没有比大汗生日更加重要的节日了，“大汗于其庆寿之日，衣其最美之金锦衣。同日至少有男爵骑尉一万二千人，衣同色之衣，与大汗同。所同者盖为颜色，非言其所衣之金锦与大汗衣价相等也。各人并系一金带，此种衣服皆出汗赐，上缀珍珠宝石甚多，价值金别桑（即金币）确有万数。”

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北方的稀树草原上，冬季寒冷而漫长，除去白山黑水和青绿草原外，太阳的金色是少见的一抹鲜亮。温暖的阳光驱散寒冷，为民族带来生的希望，因此蒙古人格外热爱金色。成吉思汗及其后裔被尊称为“黄金家族”，也可窥见黄金在蒙古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书中所言“金锦衣”，便是由名贵华丽的织金锦所裁。

织金锦

蒙古人在征服各地的历程中掠夺了大量能工巧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数量庞大的官府手工业局，生产各类精美的手工艺品供统治阶层享乐，成就最突出的当属纺织业——“其染夏之工，织造之制，刺绣之文，咸极其精致焉”，而纺织技术最高水平的代表便是织金锦。《元史·舆服志》中记载，王公贵族所着服饰不少是由华丽的“织金锦”（波斯语及阿拉伯语音译为“纳失失”，一种绣金锦缎）制成。

据史料记载，织金锦有片金线和圆金线两种制法。片金线织法即先将金箔黏附于薄皮之上，再裁成极细极窄的长条，制成金纬线；圆金线织法则是将片金线搓捻附着在丝线上，制成显花的金纬线，无论哪种都需要极高的工艺技巧。或出于大汗的喜好，或出于其高昂的价格，全国生产织金锦的城市众多，游记中特别记载的便有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哈寒府城（今真定）、宝应县城、南京城、镇江府城、苏州城等。

织金锦与蜀锦等本土锦缎不同，蒙元之前的汉文史料中难觅其踪迹，应当为外来产物。那么织金锦又是如何传入中原的呢？最初应当是西域对蒙古的贡品。南宋洪皓的《松末纪闻》载：“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真破陕，悉徙之燕山、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又善结金线……织熟锦、熟绫、注丝线罗等物，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剋丝，甚华丽。又善撚金线，别作一等背织，花树用粉缴，经岁则不佳，唯以打换鞑靼。”鞑靼就是汉人对蒙古的称呼。蒙古对西夏战争期间，高昌回鹘国王曾派遣使者向成吉思汗表示忠诚，成吉思汗回使臣曰：“朕把女儿赐嫁给你，让你做朕的第五个儿子，亦都护（高昌回鹘国王）你把金银、珍珠、东珠、金缎、浑金缎等缎匹送来吧！”随后亦都护亲自携珍宝觐见成吉思汗，高昌内附。由此可见，织金锦最初应当是由西域传入内地。

杯水车薪的贡品和商业贸易远远无法满足王公贵妇们的需求，于是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将来自中亚、西亚、中原等地的工匠们集中起来，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官府手工业生产局，负责包括织金锦在内的工艺品生产，贵族们喜爱的织金锦也因此充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蒙古王公、贵妇的华服、高僧大德的法衣。

翼兽纹织金锦靴套

扬一益二：漫游天府之国

一路向南游山玩水，怎能少得了看戏听曲儿？元代的杂剧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融合所中表演艺术发展而成的，其内容往往反映社会现实，是中国古代戏曲走向成熟的标志。石刻上的状元郎头戴官帽，意气风发，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好时候；武将腰系玉带，正面着护心镜，头戴包巾。

元杂剧石刻山西博物院藏

蜀道和南方丝绸之路是古代四川盆地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马可·波罗过成都府后，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南下，到达了四川凉山和云南。在成都，马可·波罗见到了与欧洲廊桥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锦江安顺廊桥，并详细记录了廊桥结构与功用——“城内川上有一大桥，用石建筑，宽八步，长半哩。桥上两旁，列有大理石柱，上承桥顶。盖自此端达彼端，有一木质桥顶，甚坚，绘画颜色鲜明。桥上有房屋不少，商贾工匠列肆执艺于其中。但此类房屋皆以木构，朝构西折。桥上尚有大汗征税之所，每日税收不下精金千量。”

蜀地人杰地灵，物产丰饶，手工业技术水平高超，龙泉窑号称宋代五大名窑外的第一窑，是南宋主要的瓷器生产基地之一，其特色的青瓷里外施青釉，烧制后呈青黄色，展陈的青瓷盘内壁饰花枝纹，素雅而精美，遗憾的是，元代的龙泉窑已无法烧出南宋时期的梅子青色。

元代龙泉窑青瓷盘绵阳市博物馆藏

成都在唐朝称为益州，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幸蜀，升蜀郡为成都府，作为南京，是唐王朝的陪都，蜀地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广明元年（ 880 年），为躲避黄巢起义，唐僖宗驾幸成都，又一波名士跟随至蜀。唐朝，以成都为中心的?“剑南西川道”?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有“扬一益二”的美称。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是这样描写成都的：“此州都会是成都府，昔是强大城市，历载富强国王多人为主者垂二千年矣……有一大川，经此大城。川中多鱼，川流基深，广半哩，长延至于海洋，其距离有八十日或百日程，其名曰江水。水上船舶甚众，未闻未见者，必不信其有之也。商人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胜者。”

海上使者：见证丝路繁华

在中国的 17 年间，马可·波罗数次奉元朝皇帝之命巡视各地，然离乡渐久，思乡之情也愈浓，终于在元至正二十九年（ 1292 年），乘着波斯伊儿汗国求婚的东风，马可·波罗奉命护送元朝新妃，从泉州踏上了归国的旅程。由于此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相当繁荣，他们便选择从水路返乡。马可·波罗和船员们也一定亲眼见证过满载着中国丝绸、瓷器、茶叶、东南亚香料的船跨越重洋，远行至西亚、非洲；西方的船只也在商队和探险家们的指挥下，将珠宝、药材、白银等源源不断地运往东方，文明交流在一次次商业活动中深入到了千家万户。

马可·波罗归国路线示意图

元代银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眉山江口沉银博物馆藏

“银，白金也。”《说文解字》如是说。白银是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货币，丝绸之路甚至可以称为白银之路。白银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很早，殷商时期的文献中就已经发现它的踪迹，“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其中的“白”，指的就是白银。中国并不盛产白银，因此在五代之前，银更多作为装饰、赏赐和身份地位的象征，还没有发展成为主要的支付手段。两宋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大量来自美洲的白银流入中国，弥补了中国本土白银的不足，形成银钱并行的局面，至明代中晚期完成货币化。隋唐以前的银两称为银铤或银饼，由于古代“铤”通“锭”，从宋代开始，银铤一般就称银锭，而将银锭称“元宝”始于元代。

元代的对外经济贸易中，香药是主要商品之一。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中说：“欧洲人未到以前，香料交易由中国人为主，中国人贩运此种香料于印度，重载而归”。他还说在阿拉伯看到的大量中国船只，带着他们没有的香料、丝绸、瓷器和其它物品，经商人运往亚丁，再转运到西方各国。西方人对香料的钟爱始于保存肉类的需要，繁荣于中国香薰文化“东学西渐”。

宋代文人治国，爱好风雅，香薰文化在此时趋于全盛，加之航海技术高度发达，海外贸易比隋唐时期更加繁荣，巨大的商船把南亚和欧洲的乳香、龙脑、沉香、苏合香等多种香料运抵广州、泉州等东南沿海港口，再转向内地，同时将麝香等中国盛产的香料运往南亚和欧洲。由于沿“海上丝绸之路”运往中国的物品中香药占有很大的比重，也被称为“香料之路”。

饰有花卉图案的珐琅盘子威尼斯科雷尔博物馆藏

“海上丝绸之路”中另一项大宗商品是瓷器。在英文中，“中国”这个词是“China”（首字母大写），而“china”（首字母小写）指的就是瓷器，可见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俨然就是“瓷器之国”。宋赵如适《诸蕃志》记载，宋瓷远销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达非洲东部的坦桑尼亚。根据水下考古发现，有学者认为，从宋代开始，“海上丝绸之路”便可称作“海上瓷器之路”。著名的南宋初年沉船“南海一号”中计有南宋瓷器 30 余种、 6 万余件，这些沉没海底 800 余年的瓷器大多完好如新，主要有江西景德镇青白瓷、浙江龙泉青瓷、广东德化白瓷等。除此之外，船中还有大量阿拉伯风格的瓷碗、盛手抓饭的大瓷盘等，被认为是海外“来样加工”，专供海外的瓷品。到了明朝，随着郑和七下西洋，中西贸易通道进一步繁荣，出口海外的瓷器在崇祯九年（ 1636 年）达 259380 件，崇祯十二年（ 1639 ）竟达 366000 件。

元代瓷器的明珠当属元青花。蒙古族以白色为尊，白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神圣的地位和象征意义。《马可波罗行纪》中有记载：“是日（白节/元旦节）依俗大汗及其一切臣民皆衣白袍……臣民互相馈赠白色之物，互相抱吻，大事庆祝，俾使全年纳福。”

全国各地在此日还会入贡极富丽之白马十万余匹、象五千头，其身披锦衣，背上各负美匣二，匣中满盛白节宫廷所用之一切金银器皿甲胄，并有无数骆驼身披锦衣，负载是日所需的物品，皆列行于大汗前，可谓是世界最美之奇观。如今蒙古人依旧称正月为“白月”，忽必烈宫廷新年服白衣为一种蒙古风俗， 1421 年外国使臣入朝明帝时，曾被告知禁止穿白衣，因为中国人丧服用白色，如今汉人仍依此俗。

元_佚名_元太祖成吉思汗半身像，身穿白色衣服

蓝色亦是蒙古人喜爱的颜色，元代宫殿就曾大量使用蓝色琉璃瓦作为的装饰，这也是青花瓷能在元代上层社会迅速流行的文化原因。事实上在唐宋时期，青花瓷就已出现，然而当时青花瓷的工艺尚不成熟，产量少，做工也相对粗糙。到了元代，海陆通商均十分发达，商人们从西域、中亚等地带回了当地独有的颜料“回回青（即氧化钴）”。其色泽青翠而浓艳，清雅而不失活力，十分适合用于描绘瓷器上的花纹。工匠们将“回回青”与中国自有的“石子青”相混合，便成了青花瓷独有的青色。来自中东的染料与中国江西景德镇洁白的瓷胎一经结合，便震惊了世界。

古代西亚人在与元帝国交往过程中发现了遥远的中国能够生产精美的瓷器产品，加之古代西亚人信奉的《古兰经》中明文规定禁止人们使用金和银制作的餐具进食，拒绝炫耀财富的举止，元青花就自然而然成为官场和贵族们餐桌上迅速流行的精美餐具并一路向西影响到了欧洲贵族们的审美情趣。元青花随着海路运输大量供奉到欧洲王庭，成为宫廷最时髦的装饰品。

乔凡尼·贝利尼《诸神之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标准和时代特征，随着瓷器传入西方的还有中国的传统审美。著名的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乔凡尼·贝利尼最后一副传世名作《诸神之宴》中就有两件明代弘治年间的青花瓷器，画中男士头顶的盆和女士手中的碗与景德镇珠山出土的弘治官窑青花瓷极其相似。

本次展览展出的白瓷观音像也是中国审美传入欧洲的代表，它是意大利重新诠释中国瓷器风格的典范，由一家获得皇家授权的都灵工厂所造。

瓷观音像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除了某些特定的时期（如明清时期阶段性的海禁），包容的中国人总是信奉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不同文明的到来。商贸、物种、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中国的香料、丝绸、陶瓷等在传播的过程中，与世界各地的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交相融合，碰撞出了新的文化面貌，而我们也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因子，并以各种形式融进了民族的血脉。“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或许就是中华文脉中的“丝路精神”吧！

观展攻略

传奇之旅：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上的世界

地点：四川博物院一楼临展二、三厅

时间： 2024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5 年 4 月 15 日

票价：

参观预约方式：可通过“四川博物院”小程序线上预约，关注后点击“预约服务”——“预约订票”，下拉至“马可·波罗特展购票预约”，购票预约即可。成人票： 85 元；优待票（未成年人/学生/老人/退役军人）： 45 元；亲子票（ 1 成人 1 优待）： 120 元；家庭票（ 2 成人 1 优待）： 200 元。

出行路线：公交车有 151、165、170、19、35、58、82、1024、1031、151、165、 170 路等（送仙桥站）。地铁 5 号线，在“青羊宫站”下，距离 700 米。地铁 4 号线，在“草堂北路站”下，距离约 1700 米。地铁 2 号线，在“中医大省医院站”下，距离约 1300 米，地铁 4 号线也可在这里下。

参考文献：

1、姚沁.宋元时期福建的香料与海外贸易J.艺苑,2016,(03):97-100.

2、林元平.宋元时期闽南窑业的繁荣与海外贸易的互动J.南方文物,2005,(03):75-79.

3、王观.元代海外贸易政策与元青花瓷器贸易研究J.南海学刊,2024,10(03):126-136.

4、徐红,单小红,刘红.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活化石——艾德莱斯绸J.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03):365-368.

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4982993497798204

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4078065582944799

7、https://www.sohu.com/a/395737393_120420806

8、传奇翰墨编委会编著. 香料之路M.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01.

9、（英）约翰·凯伊（John Keay）著；荣岩译. 香料之路一部关于欲望探险和帝国的历史M.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24.07.

10、（英）乔迪·托尔著；王静译. 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的千古之路M.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22.02.

图片 | 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