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前行轨迹的“相变”

（原标题：人类社会前行轨迹的“相变”）

著名经济史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DeLong）在《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一书中将1870年至2010年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定义为“加长版20世纪”，并且认为这个加长版20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唯一一段以经济发展为主旋律的时期。在这个加长版20世纪之中，纵然纷争不断，还有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扰动，但经济发展很快又能成为人类社会前行的主线。尤其是在二战之后的这70多年时间，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经济繁荣发展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了这段时期的主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对于二战之后出生的人来说，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全球政治相对稳定似乎是常态，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未来也会沿着过去的路径继续前进。但上述想法只能说是美好的愿望，事情似乎发生了变化，目前全球正在发生的演变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2022年底，《柯林斯词典》将“躺平”（QuietQuitting）、“趴直”（Sploot－ing）、“聚会门”（Partygate）等作为年度英文词汇候选词条。在当时，由于地缘政治氛围的变化，“长期危机”（Perma－crisis）也是年度候选词汇之一。由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Brown）、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MohamedA.El-Erian）、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以及里德·利多（ReidLidow）等人合著的《长期危机：重塑全球经济之路》一书对当前全球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几位作者在书中指出，我们正在经历有生以来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动，即新型大国竞争、保护主义以及民粹式民族主义。在过去的数十年里，经济事务支配了政治决策；如今，政治考虑已经开始支配经济决策，民族主义和国家安全成为主要关切，一些国家为了国家内部利益不惜以邻为壑，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正在土崩瓦解。世界正在改变，未来走向何方有赖于各国决策者的选择。

全球政治秩序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对于像我这样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一代人来说，经历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见证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一度攻城略地、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一段时期内甚嚣尘上、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的密切协调合作，切身体会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经济思维也是我们看待和分析很多问题的首选模式。即使在过去几十年存在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发展曲折，但很快又回到了我们所认为的正轨之上，这也使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世界会按照过去的路径继续前进。经济学中有一个适应性预期（AdaptiveExpectation）的概念，即我们会根据过去的情况来形成对某一个变量未来的预期，实际上也就是思维上的路径依赖。我们对全球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正是适应性预期的体现，但适应性预期存在很大缺陷，完全依赖过去预测未来，很多情况下预期与现实会偏离很远。几位作者在书中认为，全球正在发生三大结构性巨变：从单极世界走向多极世界、从新自由主义转向新民族主义、从超级全球化走向有管理的轻度全球化。这三大巨变将重新定义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

首先是从单极世界走向多极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各种政治经济框架确立了几十年来维持世界运转的经济和政治秩序，这一经济和政治秩序支持美国成为其他国家无可匹敌的单极力量，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都是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存在，但目前这一切正在走向崩塌。无论在经济、军事还是在政治上，当前美国的影响力与二战刚结束后的一段时期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的崛起，逐渐成为世界新的一极；而欧洲与美国的若即若离，也使其成为一股新的平衡力量；此外，一些地区性的经济联盟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总体来看，世界正在由单极走向多极。

其次是由新自由主义转向新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自1980年代以来在国际经济决策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政策主张是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但目前政治逻辑正在取代经济逻辑，互利商业活动的双赢经济学逻辑，正在被有输有赢的零和博弈逻辑所取代。诸如“美国优先”之类的口号和运动可能升级为“我们对抗他们”的地缘政治路线。新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经常倡导“我们”和“他们”对立的思想，强调外来者的罪恶，播撒仇恨的种子，煽动敌视外国人。新民族主义有两个变体：一个是防御式民族主义，这可能带来保护主义倾向，认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理念；一个是侵略式民族主义，其表现是重商主义，即动用国家力量和资源单纯追求自身利益，不惜损害国际合作。如果说上述两个新民族主义的变体在之前还体现的不明显，那么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之后，我们的感受是非常深切的。巧合的是，新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存在大批的拥护者，这与下面所提到的经济增长缺乏包容性密切相关，并将国家内部不平等恶化的矛头指向了全球化。

再次是从超级全球化转向有管理的轻度全球化。世界史著名学者彼得·斯特恩斯（PeterStearns）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全球化的历史，并把全球化的开端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但大多数经济史学家认为全球化始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时代，20世纪后几十年则是全球化的飞速发展阶段，也被称为超级全球化。超级全球化时期，资本、资源、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即使流动过程中有一些摩擦，成本也还是比较低。而且，在超级全球化时期，各国也在着力降低要素流动的摩擦和成本；但现在我们所经常见到的是对劳动力、资本、技术流动跨境流动不断增多的限制、提高的壁垒和抬高的成本。完全基于效率最大化和比较优势构建的全球经济运转越来越不畅。出现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世界政治秩序走向分散和破裂，当前已经不是贸易在改变政治行为，而是政治考虑在影响贸易行为。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将当前跨境贸易和投资放缓、供应链断裂和萎缩的世界称作“慢球化”（Slowbalisation）时代，在慢全球化时代，企业和国家强调韧性高于效率；但《长期危机》一书的几位作者更愿意用“轻度全球化”这个词汇（Globaliza－tion-Lite）来描述当前的情况。轻度全球化的特征是各个国家在一体化与独立性之间寻找某种平衡。

毋庸讳言的是，美国的选择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某期的封面文章探讨了特朗普新一届任期的外交政策，文章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不仅会比第一任期更具破坏性，而且还会取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愿景。文章分析，特朗普将抛弃二战以来美国历任总统的外交价值观，即拥有权力的同时也伴随着责任，他将频繁使用权力、武力威胁和制裁杠杆来达到美国的目的，但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当权力的使用不受价值观的约束时，结果可能是全球范围内的一片混乱。目前，特朗普已经走上前台，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也得到了证实，特朗普就职后签署行政令，对来自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暂缓一个月实施），对来自于中国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未来他还会做出何种选择，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全球经济秩序正在发生何种转变

20世纪80年代至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这30年时间，全球经济增速较快、通胀率较低、周期性波动减弱，这段时期也被学者称为“大缓和”时期。之所以出现“大缓和”这种现象，与全球化、发展中经济体融入全球增长进程、人口结构、技术进步等很多因素相关，上述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提升了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能力，供给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已经被破解，但目前这些因素正在发生改变。

首先是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势头的衰减。从19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20年左右的时间里，发展中经济体快速崛起，这些经济体通过动员资本、土地、劳动力等未充分利用的资源而形成庞大的产能，发挥了遏制全球通胀的能力，但目前除了中国、印度等少数发展中经济体之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动能正在减弱。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指出，本世纪头10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达到1970年代以来最快，但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2014年以来，除中国和印度外，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平均比富裕经济体低半个百分点，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其次是老龄化快速发展。曾经，人口过多被认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资源的有限性一度是我们看待人口问题的重要出发点，但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人口持续减少的趋势，伴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目前，全球经济产出超过75%的份额来自正在经历老龄化的国家，这意味着生产线上的工人越来越少，社会福利体系的压力越来越大。老龄化的另一面是劳动力供给紧张，尤其是在一些发达国家，服务业人口需求较大，机器人、自动化等技术尚难以完全替代人力提供的服务。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Goodhart）和马诺吉·普拉丹（ManojPradhan）在《人口大逆转：老龄化、不平等与通胀》一书中认为，全球人口红利的甜头正在变酸，人口老龄化将会给经济带来通胀压力。

再次是全球经济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冲击，而且冲击的强度越来越大。人类经济社会遭受各种冲击是正常现象，但近年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冲击的频率、力度和广度却在大幅增加。冲击来自不同的方向和源头：气候变化及其导致的极端事件、新冠疫情、战争、贸易和投资限制、地缘政治紧张致使经济手段被更多用作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工具和武器。冲击趋势加剧产生了两个严重后果：一个是冲击的频率和力度足以形成重大的宏观经济阻碍，气候冲击尤其如此。一个是各国政府和企业正在改变自己的行为，以缓和冲击的影响。例如，企业在调整供应链，促进原材料、资金和市场的多元化，从而提升经营韧性；政府则对之前由市场主导的决策实施干预，制定改变全球互动方向的政策，从而巩固经济和国家安全。

最后是生产率放缓的趋势非常明显。经济的长期增长要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根本动力来自于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这已被各国经济增长实践所证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出现了生产率增长放缓的趋势，经济增长动能减弱。作者在书中指出，2005年以来，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美国单位劳动者产出损失了9.5万美元，非农业部门的总产出损失了约10.9万亿美元。而且，与制造业等可贸易部门相比，生产率放缓在非贸易部门（主要是各种服务部门）表现的更加突出。之所以这个现象非常重要，是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并不是将收入按固定比例花费在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上，而是对服务的需求提升更多，这就可能对非贸易部门产品的价格产生上升的压力。

上述几个因素合起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经济供给的灵活性和响应速度下降，当需求发生快速变化但供给却调整缓慢，就会出现供求失衡，这也产生了前两年美国所出现的畸高通货膨胀水平。全球金融危机至新冠疫情这段时期，即使货币政策极其宽松，失业率逐渐下降，各国通胀也都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当时学界以及政策部门在思考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的原因以及菲利普斯曲线是否已经失效，新冠疫情则促使通胀以一种未曾预料的方式卷土重来。

全球经济前景也不是没有希望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正在极力维持全球化，全球化步伐虽然蹒跚但仍在继续前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浪潮正在赋能经济增长，有望较高地提升各领域的经济效率；全球的能源转型在带来较大痛苦的同时也蕴藏着丰富的商机。人类社会已经在以经济为主的轨道上快速前进了几十年的时间，除非发生非常大的冲击，否则即使是惯性的作用，也会使得各国继续沿着过去的经济轨道前行一段时间。

全球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

期待完美的政策从来都是不现实的，在如何管理经济方面，人类距离完美的境界显然还很遥远。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或者二者的某种组合都已经被各国所实践，政策的干预程度也因所选择的经济模式而存在差异，但目前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是，完全放任经济自由运行是不可取的。在经济和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之时，政策不用过多干预，政策的作用在于如何避免经济和金融运行走入歧途，以及在走入歧途之后如何尽快重归正轨。几位作者认为，国家内部和多边经济管理的失败损害了增长和繁荣的前景，除非能够彻底改造过时的经济管理模式，否则本可以避免的危机将一再发生。作者认为，过去的经济管理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首先，过去的经济管理更倾向于维持经济平稳运行。本书的作者有过这样的经历，经常有人向他们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没有为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做好准备吗？作者坦诚，能够做好准备，也应该做好准备，但事实上却没有。危机发生之后，各国政策部门的初心固然令人钦佩，它们采取激进的危机管理措施所带来的痛苦和创伤却始终未能减少未来爆发危机的概率。目前，政策部门行动的焦点总是危机管理，即控制眼前的灾难，并且过于关注之前的教训，而不是面向未来做好准备。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也涉及到政策出台的动机问题，很多政策都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制定的，也就是说已经存在或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促使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其次，过往的经历和实践束缚了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选择。人类是经验性动物，自身的经历会塑造其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过去几十年时间，经济时有波动，但波动之后又会重回增长轨道，这也使政策制定者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按照过去的经历来思考政策选择。但问题是，当前和未来并不总是历史的镜像，重复过去的做法可能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实际上，出现上述现象也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很多政策制定者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处于经济触底然后再快速反弹的环境之中，并且认为出色的政策制定已经驯服了商业周期，而没有认识到经济和金融环境已经发生“相变”。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改变思维定势，以开放的态度接纳已经发生的改变，并做出政策调整。

再次，经济增长缺乏包容性，并产生了环境风险。在很多国家，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有很多群体却被边缘化，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被所有社会成员共享，不平等问题凸显，并由此产生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也对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气候风险，全球各地区对极端气候的感受日渐深切。站在结果的角度思考原因，我们会认为政策部门应该对此早有准备，并采取措施预防上述结果的产生，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最后，过于关注货币政策而忽视了其他政策选择。过去几十年间，在一些国家的宏观调控实践之中，货币政策似乎是首要和最重要的政策选择，当经济和金融形势出现波动后，政府和社会各界首先想到的是货币政策应该怎么做。在“大缓和”时期，经济波动幅度较小，而且存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等有利条件，货币政策也确实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但无视经济实际而一味地将政策调控压力都赋予货币政策，无异于刻舟求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央行的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用尽，货币政策操作进入了非常规领域，其效果也存在很大争议，继续让货币政策在非常规道路上狂奔，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本书的作者之一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在之前的著作《负利率时代：货币为什么买不到增长》一书中，对中央银行面临的困境进行了详细探讨。埃里安认为，在对央行的不懈努力高唱赞歌之时，也要认识到央行的工具有限，很多经济问题不是央行可以解决的。

当然，经济管理不只存在上述几个问题，仔细讨论起来还能指出很多问题，但我们也不应过分苛责过去做得不够好。政策部门都是在很多的约束之下做出选择，而且还面临各种制衡和问责，能实现次优解已经非常不易，最优解只能是难以企及的愿望。想想我们个人，做选择要自由得多，约束也少得多，还不是经常犯错。理论上，在很多领域都存在一个理想的最优境况，但多数情况下这个最优境况是很难达到的。如果从矛盾的角度出发，上述问题就是待解的矛盾，把这些矛盾解决好了，经济管理又会出现很大的改观。

未来的路径选择

二战之后建立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正面临极大的挑战，讽刺的是，对秩序造成挑战的正是秩序的主要建立者，这也意味着美国从当前这个秩序中获益的程度与其期望之间出现了差距，但目前美国已无力量和能力构建另外一个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国际秩序。几位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修补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些措施，包括对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等机构进行改革，例如，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使其能够行之有效；扩大世界银行的资本金规模，从而提升其向低收入国家的贷款能力；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代表权结构更能反映世界经济的现状，等等。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在政治主导经济的背景下，想在经济领域实现合作，必然困难重重，甚至很难看到希望。当特朗普再一次挥舞起关税和制裁的大棒，期望各国出现琴瑟和鸣的和谐场景只能是镜花水月。稍显不足的是，《长期危机》这本书主要讨论的是经济内容，对政治秩序的相关内容涉及并不多，让人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感觉。

器皿被打碎后，它们的归宿通常是垃圾桶。但对于更有情感意义的碎片，人们可能会用强力胶把它们复原。即便如此，器皿也已不是原来的样子，我们都喜欢完好无损的东西。我们现在也面临着一个走向破碎的世界，有些力量正抡起大锤敲打着过去的国际秩序。当然，摆在世界面前不只有一条道路，选择哪条道路有赖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主要影响者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