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与战争资本主义：美国内战的经济学解释

（原标题：棉花与战争资本主义：美国内战的经济学解释）

《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是颇具学术野心的书，作者斯文·贝克特对“美国为什么崛起”“资本主义如何诞生”这些老生常谈的命题，提出了新解释。

通常提到工业革命，普通人脑海里会浮现城市、铁路和巨大的钢铁工厂，蒸汽机的鸣笛吹响了文明的号角。贝克特则把工业化的源头指向了农村棉花地。南北战争前夕，全世界八分之七的棉花来自美国南部各州。

南北战争是因为产业分歧吗

《棉花帝国》这套观念带有查尔斯·比尔德（1874-1948）经济史观的痕迹。学者比尔德创造性地提出，美国内战表面上出于奴隶制和种族问题，深层原因在于产业结构，杨基佬（Yan－kee，在一段时期专指美国北方人）致力于工商业发展，南方人则企图维持棉花种植经济模式。同时，比尔德对“美国内战出于大众同情废奴事业”的道德主义史观也颇有微词。

纽约、费城等一线大城市面临来自欧洲进口工业品的激烈竞争，主张用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的弱小新兴制造业。这就跟南方的贸易自由主义针锋相对，合众国南部尤其是深南部州（Deepsouth，又名南方腹地，大致是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阿拉巴马州等奴隶制最根深蒂固的区域）气候炎热，适宜棉花生长，当地以农业为经济支柱，跟英国大宗贸易往来频繁，出口棉花、烟草等农作物，自然而然憎恨高关税。

1828年白宫出台了一份被南方人称之为“可憎关税法（TariffofAbomi－nations）”的法案，政坛斗争激烈，南卡罗来纳州甚至闹到以独立建国为要挟。

林肯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1834年仅当了一届州议员，便被选了下来再选众议员，又输掉了，再选联邦参议员，接着输；1852年为辉格党的温菲尔德·司各特竞选，然后辉格党失败。他能够在政治上屡败屡战、逆袭翻身，因为逐渐抓住了关税议题。林肯来自于西北部的伊利诺伊州，身处内陆庄稼地，对沿海的新英格兰（美国东北部靠近大西洋的六个州，也是全国废奴主义气氛最浓的地区）的工业化茫然无知，在宦海浮沉中，林肯慢慢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其支持率也随之上涨。

1860年大选，共和党用关税的甜头，拿下了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后一个州的规则比较特别，通常各州的选举人票赢家通吃，新泽西不然，在新泽西的七张选举人票里林肯赢了四张，另外三张票由民主党道格拉斯派系拿下）两个工业重镇，奠定胜局。

林肯当选的消息传来后，《查尔斯顿信使报》用先知一般的笔调写道：“茶叶已经倒入海中（波士顿倾茶事件，此处南部把自己抵抗高关税，比作当初殖民地革命者反抗英国的税收和不公），1860年的革命开始了。”

1860年，立即脱离联邦的也是深南部各州，棉花经济欠发达的上南部则比较犹豫迟缓，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弗吉尼亚州西部地区甚至没加入南部同盟 （theConfederateStatesofAmerica）。服务于工商业集团的林肯，在总统任期内签署了不下十个提高关税的法案。

查尔斯·比尔德擅长从社会产业入门，另辟蹊径 (他的另一个著名论点是建国先贤们并不高尚，统计了费城制宪的五十四名代表的家庭、财产后，发现其中有不下于四十人是公债利益集团的代表，各人拥有的公债从几十元到十万美元不等，有14个人手里有土地投机生意，工商业和航运业集团的代表至少有11个，没有一个人是农民或工人。制宪只是既得利益群体的买卖，并非崇高的民主和理想主义)，淡化南北战争的废奴因素，强调经济动机。后世的一些学者采纳了比尔德史观，菲特、李斯的《美国经济史》认为，“高额关税在美洲的叛变中第三次起了作用”。

南部支持工业化的党

比尔德史观看似鞭辟入里，仿佛比“内战缘由废奴道德论”要“深刻”，但是政治上的博弈要更复杂。林肯的党脱胎于辉格党，这是一个提倡中央集权，对工厂主实行产业政策扶植的政党，它跟大财阀大资产阶级关系密切；民主党则富有乡土情怀，代表农业集团的利益。

19世纪中期联邦的两党格局大致是尽管辉格党官方上没有谴责过奴隶制，但社会上最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几乎都在这个党，而民主党里面却找不出多少道德上同情黑奴的群体，后者的群体中普遍认同白人优越论。并且，在中央和地方的结构中，民主党往往倾向于州权派，华府不能干涉州权，所以也无权管南部各州的蓄奴制。

无论怎么看，美国南方应该是民主党独霸天下，北方则清一色支持辉格党，界线分明。然而查尔斯·比尔德推演的逻辑在实际选举结果中却显露漏洞，辉格党成立后，投入的第一场总统竞选（1836年大选），在南部获得了微弱多数票。该党缔造者亨利·克莱的老家肯塔基，以及肯塔基州隔壁的田纳西州，属于铁杆票仓，辉格党在另外三个南方摇摆州（北卡罗莱纳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佐治亚州）也经常有收获。只有弗吉尼亚、阿拉巴马、密苏里和阿肯色属于民主党深蓝州。辉格党从诞生到崩盘的历次总统竞选中（1836-1852）没一次拿下这四个州。

因为两党存在模糊地带，并非楚河汉界。北方工商业集团跟庄园主并非完全对立，即便从产业利益角度来讲，南北经济也是深度绑定的。南方的棉花收获之后，是由杨基佬的纺织厂加工成产品的，在棉花生产和销售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代理商也以杨基佬为主。

“帝国州（EmpireState，纽约因财力雄厚，而获得这个外号）”跟南方的关系尤为亲近，华尔街向种植园主发放信贷，承担棉花的运输保险。南北战争期间，帝国州对国家统一的事业并不热忱，州长拒绝了林肯下达的组建非洲裔军团的提议，纽约黑人想要为本民族的自由而战，必须远赴其他州参军。

甚至在战事刚起的阶段，纽约市试图宣布独立，变为“自由城邦”，如同中世纪欧洲的那些城邦共和国。当地颇具舆论影响力的《纽约先驱报》还特意写了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汉萨城邦的政府结构，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三岛自由市（FreeCityofTri-Insula，预想中纽约市脱离联邦，新政权的名称）”的组织结构。

纽约市市长费尔南多-伍德表示：自己的城市可充当白宫和里士满（南部同盟的首都）之间中立的联络人。尽管这个分裂计划很快破产了，但是纽约延续了不忠诚的态度。1863年7月纽约市的亲南方分子，煽起了反林肯的骚乱，暴徒们攻打共和党的办公场地，涌进黑人聚居区大肆破坏。数百家店铺惨遭抢劫，大约120人死亡，联邦政府从宾夕法尼亚调回一个团的兵力才镇住暴徒。

很多现代学者意识到，北方深度卷入了奴隶制生态，《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和《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都对比尔德史观产生质疑，南北经贸互补现状对工厂主、大资产阶级其实更有利。庞大的国内市场让北方商品销路不愁。亚拉巴马州的一家报纸用一连串排比罗列描述当地的奴隶主“他穿北方的衣服，用北方的马鞍，夸耀北方的四轮马车，读北方的书……他的产品是用北方的船运至市场的，他的是用北方的轧机脱籽的；他的甘蔗是用北方的机器榨糖和加工的；他的河流上行驶着北方的汽船。他的医生是北方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他的学校里聘请北方教员……我们从北方购买全部的奢侈品和必需品”。

这些跟南部庄园主合作的工商业群体被称作“棉花辉格党人（cottonWhigs）”，靠着这一层关系，辉格党得以成为全国性大党，势力横跨南北。比尔德那套北方工商业/南部农业的产业二分法，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以高关税、工业化为纲领的党能在南方获得支持者。

后来出任南部同盟“副总统”的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国务卿图姆斯原为辉格党人。林肯本人也是辉格党出身，他很有党派忠诚，共和党在他老家建立了地方和州级组织，他坚持了两年不肯加入。1856年大选，林肯在支持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约翰·C·弗里蒙特的情况下，对外仍然表示自己不是共和党人。

有现代学者做过推演，假设林肯的幕僚在1860年总统大选继续打辉格党的招牌，重点把林肯包装成亨利·克莱的继承人，至少能争取到一部分南方人的好感。林肯出生在亨利·克莱的老家肯塔基，他的妻子玛丽·托德，妻族跟亨利·克莱有世交之谊，玛丽的父亲罗伯特·托德，是亨利·克莱在肯塔基州议会的同事；在废奴态度上，林肯绝非最强硬的那批人，他不主张快速给黑人选举权，结果引发强硬废奴主义者的不满。甚至，林肯的边疆开荒人背景，可能吸引到具有乡土情怀的民主党人。

值得玩味的是，现代学者采用社会学方法描绘亚拉巴马州的政治版图，结果出乎意料。六次总统大选中，奴隶主势力较强的县(黑奴人口比例在50%以上的县，一个县投入的黑奴越多，显然棉花业越繁荣，反之越弱)，在83次投票中有49次投了种族主义色彩更淡的辉格党。而蓄奴势力越弱、以不富裕的小农阶层为主的县（奴隶人口在30%以下的各县）则是民主党的基本盘，117次投票中只投了23次辉格党。

这种选举现象再次验证了两党的阶层分化，尽管民主党在白人至上主义和州权立场很强硬，但其经济政策更倾向自耕农，富裕的庄园主自然而然选择一个右倾的政党。另外，家大业大的奴隶主对“白人优越论”兴趣也要更弱，他们自身的地位已经够高了，不需要别的什么来获得优越感。

棉花经济真的先进吗

斯文·贝克特对比尔德史观进行了修补，《棉花帝国》不仅浓墨重彩地叙述了南北经贸互补，更重要的是对“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做了扩展，把棉花种植经济也纳入资本主义的范畴。在贝克特眼里，种植园农业跟工商业并非对立关系，如果没有美利坚南部每年不断扩张的数百万英亩的棉花地,英国和西方世界无法启动工业革命。他把这种生产关系称呼为“战争资本主义（warcapitalism）”，即北美发起西进运动，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改种棉花，再从非洲抓捕黑人，充作种植园劳动力，棉花为工业革命提供原料，这一切离不开战争和暴力。

工业革命以纺织业为基础，而棉花又是最适合纺织业的农作物。棉织衣物轻便廉价，比昂贵的亚麻布和粗糙扎人的毛料衣服都要适合市场。棉花本身是大多农产品中最不易损坏腐烂的，容易保存，在交通缓慢、仓库匮乏、乱装乱卸的条件下能够大量运输。

合众国建国之时，南方主要种植烟草，一种利润即将见顶的经济作物。南卡罗莱纳等州的人们已经在肥力枯竭的土地上耕作了25年，烟草产量越来越少。所以，华盛顿乐观地预测，再等十几二十年，烟草产业必然衰退，届时南方社会就摆脱了对黑奴劳动的依赖，奴隶制自动消亡。但是，山地短绒棉的横空出世改变了美国政治，这种棉花对土壤、气候和日光的适应性比传统的长绒棉强很多，产量也更大。在1787年，伦敦当局从大洋彼岸进口的棉花只有2200万磅，到1840年增至3.66亿磅，棉花成为英格兰最重要的进口货物。

如果曼彻斯特的工厂选择用羊毛衣物来启动工业革命，那么英国需要用2300万公顷的土地用作牧羊草场，才能生产出跟棉花同等的纺织原料，而不列颠岛的农业用地面积全加在一起也没有那么大。

细心的读者在翻看《棉花帝国》时，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微妙的割裂感。贝克特抒写种植园经济如何推动工业化，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先进的账本核算等制度是从棉田率先诞生，再应用到其他工商业领域，宛如“棉花为王”（1858年，参议员詹姆斯·哈蒙德声称:“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敢与美国的棉花为敌,我们的棉花就是王!”很多南方人深信奴隶制棉花经济具有优越性）的翻版论调。

作者贝克特一边斩钉截铁地宣称“种植园是资本主义的急先锋”，一边又好像碍于种族议题，于是例行公事般，夹杂两句“奴隶制不道德”“棉花经济给黑人带来巨大的苦难”。《棉花帝国》的内容一半仿佛歌颂棉纺业欣欣向荣的赞美诗，另一半则像是痛斥奴隶制黑暗残酷的左翼报告文学，以至于分不清哪句是真心话，哪句是场面话。

抛开书里提及“奴隶制道德问题”的部分，贝克特的“战争资本主义”在政治学上也很难立得住脚。不管贝克特再怎么妙笔生花，声称“种植园兴旺，种植园代表了更先进的资本主义”，也无法解释为何南方在工商业和文教各项指标要低于北方。

在工商业方面，1860年，马萨诸塞州的工业品产量超过了南部同盟十一个州的总产量，肯塔基这种小农经济状态的蓄奴州，城市化水平很低，造不出茶杯、碟子、玻璃杯等器皿，当地人盛酒喝水用最原始的葫芦。在文化方面，新英格兰几乎达到了全民识字的程度，四分之三的人口普及了义务教育，新闻业朝气蓬勃，1835年印刷机每小时印出5500份报纸。而南部白人的人均报刊发行量不及北部人口的一半。甚至在农业技术上，南方也是落后的，杨基佬有了机械化农业，采用世界最先进的马牵引犁和中耕机。而南部同盟一些州，锄地用的是还锄头，耕种用古老的骡拉铁锹似的浅耕犁，而没有用北方那种先进的马拉模板式深耕犁。事实上，当时美国的有识之士就对南方社会出过批判。景观设计师弗雷德里克·洛·奥姆斯特德曾评价过，北部一个自由工人的效率相当于一个奴隶的两倍。

在北方，工人伙计跟老板吵嘴顶撞是很常见的事；而在南部同盟各州，大庄园主可以容忍黑人偷懒耍滑、磨洋工、小偷小摸，但绝不允许有人质疑他的权威。在刻板印象中，北方人性格沉静、精于做生意、注重节俭克己，南方人则脾气暴躁、尚武、喜好打猎享乐。和讲究契约法治、个人主义的杨基佬不同，南方庄园主和他的经纪人做生意，基于口头协定、非正式的谅解，双方的义务不见诸文字。奴隶主不觉得自己有多么“资本主义”，在他们的头脑里资本主义接近于贬义词。

内战前的十年，奴隶制的首席辩护师——乔治·菲茨休，他在辩论时候的拿手好戏便是逆练左翼理论，用“剥削”“劳动价值”来抨击资本主义社会。每当杨基佬在报纸上宣称“北方工商业发达，繁荣富裕，蓄奴州黑暗落后”，菲茨休就针锋相对，表示“这正说明你们剥削效率更高”。他对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解是，社会每产生一个百万富翁，就会产生一千个穷工人。资本家的利润大大高于奴隶主，这正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远远超出奴隶制。他一再重复“(北方)自由社会的人们，你们跟我们都一样,全是食人者!”其代表作也起了这个名《全是食人者》。

菲茨休出身于弗吉尼亚的门阀世家，当了25年的律师，业余则是奴隶制的鼓吹手。根据学者考证，他应该读过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对傅里叶、普鲁东等其他派系的社会主义也有间接了解。加里森等资深废奴主义者最大的论敌就是此人，林肯也发文批判菲茨休。

南部民主党领袖卡尔霍恩顺着菲茨休的逻辑进一步推演：城市化和社会进步打开了礼崩乐坏的通道，当今世道，杨基佬中盛行着各种乱七八糟的思想，乌托邦思想、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己方有一套尊卑等级秩序，能够打造保守主义的天然基地。

在他描绘的种植园里，主人辛辛苦苦地关照奴隶，奴隶心悦诚服地爱戴主人，一幅和谐的社会景象。南方的大庄园主还受到白人佃户、工匠、女性的天然拥戴，平民在路上碰到绅士会脱帽致礼，骑士精神广为尊重。一个贫苦白人很有可能是同一教区某个高层绅士的堂表兄弟或外甥侄子。大庄园主每年举办一、两次餐会，招待穷苦的邻里，如果他想竞选议员，这种饭局更要风光体面。还有野餐、民兵训练、收玉米聚会（cornhuskings）、上大梁聚会（barnraisings，庆祝新居建设），各种民间活动维系乡土社会。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北部工商业正处在生机勃勃的上升期，卡尔霍恩却断定资本主义开始衰亡。其判断依据是，贫富差距一天天越来越大，劳资两大阶级的末日决战近在眼前。而南方社会讲究尊卑礼法，不兴个人主义那套，所以也不存在阶级斗争。

1857年，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北部银行大面积倒闭、停工，南部没受影响，而且棉花由于跟英国市场绑定，价格保持在高位，受波动影响较小。这进一步加深了南部人的制度自信，他们更加迷信“棉花为王”的思想。用“淳朴”的农业乡村道德观对抗现代工商业，是近代各国的普遍现象，沙俄的斯拉夫派、印度的甘地主义、民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均如此。

美利坚南方的棉花经济和社会体制也不是什么独特的新生事物，然而经过斯文·贝克特的包装，成了“战争资本主义”，看上去仿佛十分时髦。于是《棉花帝国》的叙事显得不顺畅，前面洋洋洒洒大篇幅描述南部如何发达，极尽铺陈，写到了萨姆特堡(南北战争的开端)，本该是高潮阶段，却突然岔开话题，下一篇章急匆匆转进到印度埃及的棉花。几乎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总结南北战争经验，都会提到北方的生产优势，在钢产量、铁路里程数等方面的优势，显然贝克特不敢提及，唯恐暴露出南方的短板。贝克特甚至无法解释，为何作为原棉种植地的南部各州，自己的棉纺工业能产却只占全国的6%。他把机械化水平低下，秉持农业价值观的南方各州渲染成“资本主义的先驱”，这实在是学术界的怪奇另类、剑走偏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