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原服饰之雅，重现历史之美｜文物修复

（原标题：复原服饰之雅，重现历史之美｜文物修复）

徐之南/文 看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能从一件出土的锦缎上的花纹推出它与西汉时流行的博山炉的花纹异曲同工，也能从西域出土的大量带“长乐”的织锦，判断出西汉织机技术的提升也应主要是在汉武帝时期。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读到“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但并没有去深想这意味着什么，后来才知道汉朝时就设有巨大的东西织室，每每有上万个织女昼夜生产，动不动就一万多匹送到西北去给匈奴去给屯兵的军士，像货币一样流通，后来丝绸之路开通了，它又传播得更远……

人们习惯用耕织来定义中国的文化，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我国古代的纺织技艺也曾是世界领先的，古代“事死如生”的传统又让一些纺织品幸运地保存下来，我们现在完全可以通过纺织考古，把以前只在文学作品里读到的那些美好的词汇变成实际的服装，让古代辉煌的丝织技术重现生机。

大国工匠复织中国上下两千六百年

在王亚蓉 82 年的人生中，有诸多成就。

纺织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师从著名文学家、文物历史学家沈从文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高级工程师，生前任深圳技术大学服装技术学院执行院长。

2016 年，王亚蓉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大国工匠”荣誉称号，并被中国文化促进会评为“ 2016 中华文化年度人物”。

如果我们将王亚蓉主持或参与过的重大考古排排坐，几乎就能串起一部中国纺织考古史。从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到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从北京老山汉墓到辽宁省叶茂台的辽墓、从新疆民丰的尼雅遗址到山东齐故城出土的战国丝织品残片……中国人衣食住行的“衣”的历史，依靠这些考古所得逐渐真实起来。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沈从文先生开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整理算起，中国的纺织考古已经走过了近 60 年的历史。纺织考古包括了对考古现场的纺织品文物、纺织工具等进行发掘、提取、保护、修复、复织等多个环节，而提取是最基础也是最难的第一步。

王亚蓉（右一）与沈从文夫妇的合影

1982 年，当王亚蓉第一次触摸到 2300 年前战国晚期的马山楚墓的完整衣服时，动了还原复织古代丝织文物的念头。

丝织品是所有文物里最娇嫩最不好处理的，对环境的依赖与要求非常高，在暴露在阳光下都会受损，所以需要在午夜时分进行文物的提取。“能够保存下来的或者处于饱水状态或者处于新疆尼雅、阿斯塔那样极度干燥的状态，你忽然改变环境或者提取不当，就会造成令人心痛的损毁。”王亚蓉亲眼见过完整的丝织物由于提取不当而经纬断裂难以修复的瞬间，因而对于文物的提取几乎总是用最物理的、最少干扰的方法来完成。

这座墓的纺织品需要若干张面积为长 3 米、宽 2.5 米的工作台，王亚蓉等考古人员只能以地为工作台，天天跪在地上工作，几十天时间爬来爬去，膝盖都起了茧，以后每到冬天膝关节就会疼。正是在这座战国楚墓，王亚蓉触摸到 35 件迄今所见世界上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丝织物，第一次搞清了绢、罗、锦、纱、绮、绨、组、绦等八大类丝织物的细微差别。沈从文先生激动地称之为战国时期的“丝绸宝库”，更让世界见识了楚文化的登峰造极。

揭取宝函外裹的丝带

在文物修复期间，王亚蓉发现内棺出土的很多件衣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腋下都嵌着一个方片。中国历朝历代服装都是平面剪裁、平面缝合，很整齐，这样的方片结构肯定有某种穿着功用。单纯画图，解决不了这个结构功用的问题。而且这些衣服出土时质地已经很脆硬，根本不能穿着，有些衣服的后背部已消失了，刚出土的时候颜色还很鲜亮，出土后就逐渐变得灰暗了。

“如何能让大众更直观地欣赏到千年前那些无与伦比的美，实验研究出土纺织品的复原与复织似乎是唯一的选择。”王亚蓉坚信。

要复织一匹古丝织物，光有这些数据采集和考察还不够。“不只是织造工艺本身，还需要考究丝织物的染色、锁绣、盘金等各种工艺。”做完这些，才能开始复织实验。王亚蓉要做的，就是根据这些数据，从为丝线染色开始，一次次染色、改装打造经织机进行织造，直到真正把古丝织物复织完成。

王亚蓉改装纺织机

从 1985 年开始，在沈从文的支持下，王亚蓉组织人员对马山楚墓的系列文物进行工艺复原和文物复织，磕磕绊绊历经 5 年，才解决了对工艺结构的困惑。

正是在复原的过程中王亚蓉弄明白了这个方片就是文献上称之为“小腰”的东西。这样的衣服上身后，腰部会自然收敛，胸部前耸，结带束腰，“下裳”部分即作筒裙状变化，“上衣”即呈现自然立体。所以，后来英国学者威尔蒂看到后评价说：“这是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用平面剪裁做出了立裁的效果！”

马山墓中的衣服领缘内、外都附有钉缝在上面的纹饰精美的丝质窄带，类似现在的护领或领带。这种窄带在马山墓中共出土了四种，而尤以N10凤鸟花卉纹绣绵衣上的最为精美。在复制时织工根本做不出来与文物正背结构都一样的织物。王亚蓉觉得可能是绣出来的，于是就织了一根与文物等长宽的带子，染成咖啡色，再让绣娘一针一线地绣出来，最终才将其复原，并因此发现了一种失传的新的绣法“纳缕绣”。

马山N 10 人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

用 4 色纳绣的领缘局部

在宋玉的神女赋中，已有“罗纨绮绩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的描写，而复织的意义或许就在于让你有机会重新吟诵出这句深藏心底的华章。

王亚蓉记得 1986 年时她把马山刺绣文物复织成果陆续拿给沈从文先生看，“他非常激动地说，如果能够这样一件件积累起来，放在一个屋子里，就是历代服饰博物馆。”

建立一个“服饰博物馆”这个构想最初也是由沈从文先生提出来的。 1979 年，在沈从文、王亚蓉和王?的努力下，作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最后整理完成。全书计有图像700幅，并且分为图和插图，共 25 万字，内容涉及自旧石器时代至清朝几千年间古代服饰问题的抉微钩沉，内容博大精深，精妙深邃，和他许多著名的小说一样，传递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在王亚蓉看来，根据这一本书就完全可以建起一座中国古代服饰博物馆。

修复前的丝织品

修复后的丝织品

传统针线法让千年华服起死回生

1995 年 12 月，在新疆罗布泊荒漠西北、孔雀河北岸的营盘汉晋时期墓地发掘编号为 95 BYYM15的墓葬中，出土一具彩绘木棺，棺上蒙盖彩色狮纹毛毯，棺中葬一成年男性，面罩麻质贴金面具，衣着服饰鲜艳如新、华丽奇特。

男尸服饰中尤以上身穿着的红地人兽树纹罽袍最为罕见，袍面图案充溢着浓厚的希腊罗马艺术色彩，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以此墓为代表，营盘墓地的发掘成果被评为“ 1997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修复前的人兽树纹罽袍

2004 年 7 月，从尸身上揭下来的服饰由新疆运到中国丝绸博物馆，由博物馆的保护修复团队对整套服饰进行整理修复。

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的楼淑琦和一位新人修复员受命在 4 个月内，将十几件文物修复好并组合恢复原样，而更为难的是，其中人兽树纹罽袍的那件文物的形制一直无法确定。

楼淑琦正在修复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袁世凯的上朝服饰

凭借着对服饰的了解，心细的楼淑琦在对人兽树纹罽袍在清洁过程中，从前片衣领处看到小小一团织物，慢慢展开发现后是一个长 10 公分、宽 2 公分的一个小残片，有了它才确定了形制，之后才能制定修复计划。

本次修复中，对人兽树纹罽袍主要选用物理的修复方法，即传统的针线法来修复。即在文物后面加衬一层四维呢真丝织物，通过针线缝合技术将两层织物缝合，以起到加固文物破损部分的作用。楼淑琦说：“针线修复法是一种可再处理的方法，即修复部位的材料在将来必要时可以拆除，能够较大程度地恢复文物的原状。”此方法也是目前国际上常用一种修复方法

由于这一方法要求织物必须具备一定的强度，所以袍服所用织物按保存现状分成两类。强度好的用衬垫法修复，糟朽的用平面夹持法保存。

衣服的缺损部分用真丝粗四维呢面料替代，尤其是两袖黄底红纹的绦式锦，因难寻原样，故用红黄布条拼接替代，手工缝合后按原尺寸成形。虽然此方法中袖子的替代部分是现代面料，但色彩柔和、材质相近，所以使立体陈展的效果得到了改观。

人兽树纹罽双层结构

织物修复中，选择与文物相同或相似组织结构的材料作为背衬至关重要。此件红地黄花人兽树纹罽袍，因找不到相同的毛织物锦，故选用带有横向凸条纹的真丝面料作背衬，并将其染成略深于文物的红色，以适应文物褪色的特点。砂洗处理使背衬材料更柔软、毛绒，与文物风格一致。

修复缝线选用了细且有弹性的丝线，以确保既可支撑保护文物，又不会造成损害。修复过程中根据需要准备了多种颜色的丝线，必要时也会进行染色处理。

花树纹罽挖花部位结构

修复时除了选择合适的背衬材料和缝线非常重要之外，缝线针法的运用也不容忽视，需避免刺破织物。

在修复此件文物时选择的针法主要是：回针、铺针和行针。回针的针角互相连接，正面类似缝纫机机缝的针迹，反面针迹相互重叠，其线迹总长度为正面的两倍。它主要用在有一定牢度的文物上，缝合两层织物。铺针是修复时使用的主要针法之一，它以最少限度穿透纺织品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撑。该针法用于较脆弱的纺织品文物与背衬材料缝合，缝的时候注意不要使文物受到任何的张力。行针使用在两种织物接合的区域或纺织品边缘周围。

修复好的人兽树纹罽袍，交领，两襟大小相同，基本是对襟，穿著时，左襟略掩右襟。衣长 117 cm，通袖长 193 cm。袍身合体，腰围 92 cm，领口、袖口都比较窄，下摆不是很宽大，所以在胯部两侧加缝梯形宽边，并向下开衩。

人兽树纹罽袍款式图正面

人兽树纹罽袍款式图背面

此袍的面料有两种，一种是红地对人兽树纹罽，为袍服的主面料。另外，袍的左襟边缘接缝了一块长三角形的花树纹罽。

人兽树纹罽袍图案

最后，楼淑琦按男尸原来的穿戴形式，将面具、内外袍、裤、贴金绢袜等用消毒细棉布和脱脂棉组合的填充物撑起服饰，仿佛真人一样。

“真是个美男子啊。”楼淑琦说，自己仿佛看到了一个身形俊朗高大的古代男子从梦中醒来。

文物修复后

盛装安卧的营盘男性墓主人，在国内外多次大的展览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年实验复原丝缕玉衣

玉器在古代被认为是呈祥避邪的神物。古人视玉为得天地之灵气，具有一种神秘的特质，可以寒尸、保持尸体不朽。所以，天子和诸侯王死后，为了保护自己的尸体不朽，要穿上特制的用玉片连缀而成的殓服，这就是玉衣，又称玉匣。视其身份高低的不同，用金线、银线或铜线连缀玉片成衣，称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

1983 年，广州市北郊一座被称为象岗的小山发现了南越文王墓，这一王墓的出土，被誉为近代中国五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在南越文王墓出土的 1000 多件（套）文物中，不乏精品和孤品，当中就有一件“丝缕玉衣”，堪称南越王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南越文王墓丝缕玉衣

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唯一提到：“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墓室多次进水，所以出土时，丝缕玉衣的丝织物已基本腐朽，玉片散落一地。对于玉片如何处理修复，当时是一大考古难题。”

于是，考古人员使用石膏，将玉衣“整体打包”，将整套玉衣连同其它附着物装箱，运送至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存放在条件很好的实验室，由考古专家白荣金带领的团队一点一点地进行修复，最终花费3年时间才修复完毕。

出土时玉衣紧贴棺底，保存情况不好，已塌下压成扁平，平均厚度只有 3—4 厘米。因为是丝缕玉衣，玉片之间没有金属线连系，多数玉衣片已散乱了。

玉衣出土时的状况

白荣金师傅曾参与修复中国考古发现的第一套完整的金缕玉衣，但是在面对南越王的玉衣时，他觉得：“丝缕玉衣”的修复难度远远大于其它玉衣。这是因为这套丝缕玉衣的玉片间没有金属线连系，出土时已经散乱，而且墓主尚有骸骨残存，玉衣内外又有很多玉璧、组玉佩饰，这就大大增加了玉衣清理和复原工作的复杂性。”

白荣金老先生与女儿白云燕在修复唐铠甲

发掘队发现玉衣时，清理压在下衣上面层层叠压着的器物，要分清楚哪些是同一层的，哪几件是同一组的器件，十分棘手。比如，墓主的一串组佩饰，由 32 件大大小小不同质料的饰件组合成，覆盖在自胸及腹下，由于串连的丝带腐朽，饰件散落在多个层面上，对这种现象，不仅清理时要注意，在室内整理时更要留心分析。

玉衣的修复工作分先清理后修复两步进行。由于玉衣整取时在木箱内是底部朝天的，清理工作也就从玉衣的底部开始，再翻过来，清理其正面。无论是清理底面或正面，都要按器物和玉衣片的自然叠压分层分片进行，做好拍摄、测绘和文字记录工作，每片玉片在全图和局部图上要有它的位置和编号。

首先从左鞋入手做试验，分层分片地清理起取出来的玉片，用纸板逐片剪出模型片，用作复原试验研究。有了结果，然后按照衣的头套、上身衣、袖筒、手套、裤筒和鞋依次进行。

清理工作用去 7 个多月时间始告一段落。修复工作也是先局部后整体进行的。前后费了近3年时间，玉衣的修整复原才取得成功。

如今，人们看到的丝缕玉衣的玉片为原件，丝线、麻布是修复时添加的，与玉衣原本的丝线和麻布有一定的偏差，丝线选取红色是因为玉片上的丝线残迹为红色。

修复后的玉衣长 1.73 米，如人体形状，共用玉片 2291 块。这玉衣的上衣（包括袖筒）、两裤筒的玉片，大多是利用废旧玉器或边角料切成，厚薄不一，无孔，边缘多数未磨平，用麻布做衬里，玉片平排并列在麻布上，用窄丝带作对角粘贴，组成网格状的菱形地纹，四边再以宽带粘贴成纵横的方格，周沿也用红色宽带包边。只有头套、手套和双鞋的玉片是两面磨光，边角钻孔，以丝线穿缀，里面再加丝绢衬里。全部丝线、窄丝带、宽丝带都是红色的，组成的图案显得规整鲜艳。

南越文王墓丝缕玉衣

白荣金在《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中著文详细地介绍这件“丝缕玉衣”成功修复的经验，他特别指出：“高级殓服的玉衣，出现于西汉文景之际，盛行于武帝时期，废止于三国曹魏，前后经历 300 余年，这套丝缕玉衣，显示出玉衣发展过程的早期特点。”

参考资料：

1. “大国工匠”王亚蓉：她复织了从东周到清代的中国，人物story

2. 楼淑琦.新疆营盘人兽树纹罽袍的修复与保护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9,21(01):59-62.

3. 南越王的殓服：丝缕玉衣 | 珍宝复原记②，南越王博物院

4. 王维一：“丝缕玉衣”何以体现以玉为贵的中华文明？| 东西问·镇馆之宝，中国新闻社

图片 | 徐之南

排版 | 黄思琦

设计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