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黄仁勋_财经频道

（原标题：“愤怒”的黄仁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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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内容来自泰晤士报，谢谢。

布莱恩·卡坦扎罗（Bryan Catanzaro）在英伟达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在这家总部位于加州的公司里，工程师们如同蜂巢里的工蜂，而他却像个梦想家。他留着长发，戴着夸张的眼镜，穿着花哨、俗气的衬衫，就像个弄臣。他温和而有耐心，说话轻柔而平静。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拥有文科背景的英伟达工程师。

2013年，卡坦扎罗已经在英伟达工作了几年，正在经历职业上的挣扎。他的大想法是创建一个软件库，让神经网络——模仿人脑构造的智能计算系统——能以更快、更高效的方式进行训练。然而，当年年初他把原型产品展示给英伟达的软件团队时，却遭到了冷遇。

卡坦扎罗决定直接向黄仁勋陈述自己的想法。这位台湾裔美国人是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从零开始打造了这家公司。当时，英伟达的核心业务仍然是图形芯片，为《雷神之锤》《使命召唤》等射击类游戏提供计算动力。神经网络在黄仁勋的工作重心上，似乎并不起眼。

然而令卡坦扎罗惊讶的是，黄仁勋立刻被他的想法吸引。两人第一次会面后，黄仁勋清空了行程，花了整个周末阅读有关人工智能的书籍——当时他对这个领域几乎一无所知。没过多久，他们又进行了一次会面，这一次，卡坦扎罗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老板如今对神经网络的理解已经和他一样深，甚至可能更深。

到了2013年年中，黄仁勋的心情激动不已，目光狂野，浑身散发着强烈的共鸣。他把卡坦扎罗叫到他用作办公室的会议室，告诉他，他认为他的提案是公司20年历史上最重要的项目。墙上的白板上的图表被清除，取而代之的是黄仁勋神秘的缩写“OIALO”。黄仁勋说，这代表着“一生一次的机会”（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黄仁勋有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接受各种想法，但在人工智能领域，他经历了一次顿悟。“他立刻就明白了，比任何人都先明白，”英伟达前首席科学家大卫·柯克说。“他是第一个看到人工智能潜力的人。他真的是第一个。”

黄仁勋得出结论，神经网络将彻底改变社会，他可以利用英伟达的并行计算模型垄断必要的硬件市场。他宣布将把公司押注于此。“他周五晚上发了一封邮件，说一切都将转向深度学习，我们不再是一家图形公司，”英伟达副总裁格雷格·埃斯蒂斯回忆道。“到周一早上，我们就成了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真的，就是这么快。”

随着英伟达进军人工智能领域，黄仁勋放弃了自己的爱好。他对恶作剧的兴趣减退了，不再练习乒乓球，他心爱的铁板烧也凉了。他甚至不再回短信了。“他太专注于工作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延斯·霍斯特曼回忆道，“他满嘴的都是工作。”

从20岁开始职业生涯的那天起，黄先生就孜孜不倦地工作，每周工作六天，每天连续工作12个小时，坚持了三十年。如今，他已年过半百，孩子们也长大成人，他更加卖力地工作。每次开会，他都会重复说“OIALO”。

过去，为了放松，黄先生喜欢独自去电影院。他偏爱大制作的爆米花电影，尤其是《复仇者联盟》，他看这些电影不仅是为了评价剧情，也是为了给CGI的效果打分。然而，他很快就厌倦了观众缠着他自拍。最终，他不再去电影院了。从2014年开始，他只剩下工作，只剩下AI。

黄之怒

十年后，英伟达已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它的市值据称代表了公司未来盈利的预期价值，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堪比GDP规模的豪赌，押注于一位62岁老人的能力。

英伟达的价值也体现了其计算机芯片非凡的速度。英伟达的芯片采用了最初为优化《侠盗猎车手》等游戏而设计的图形处理技术，其运行速度惊人，以至于从Meta和谷歌到特斯拉和苹果，所有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现在都使用这些芯片来驱动其人工智能。

神经网络构成了聊天机器人和大型语言模型的基础，正是这些模型将人工智能带入了主流，这意味着黄仁勋的赌注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位九岁时来到美国，被叔叔意外送往肯塔基州一所专门为问题儿童开设的浸信会学院的台湾男孩，如今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93年，他在丹尼快餐店（他曾在这家连锁店做过洗碗工和餐厅服务员，赚取零花钱）创办了这家公司，如今他已成为当今最富有的人之一。

在乔布斯、贝佐斯、盖茨和扎克伯格这神圣的名单上，现在又可以加上黄仁勋的名字了。“我现在非常有钱，”他去年说。“你知道我有多有钱吗？”这可不是吹牛。我问他有没有计划怎么用这些钱。“我不知道，”他说。“一点儿也没有。”

英伟达的成功也让许多员工成为了千万富翁。然而，并非所有员工都能坚持下去。“和詹森互动就像把手指插进电源插座里，”卡坦扎罗说道。“詹森一直都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我有时会害怕詹森。但我也知道他爱我。”

黄先生首次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语气沉稳，从前提到论证，再到结论。这时，他的对话者有两个选择：要么同意他的想法，要么冒着被他激怒的风险。那些反对他的人，往往会被他爆发的怒火吓到。这就是黄先生的愤怒。

对黄仁勋来说，旁观者非常重要——当他斥责员工时，他通常会公开进行，以便其他人能够从中吸取教训。（他曾说过：“失败必须共享。”）如果一个项目被推迟，黄仁勋会要求负责人站起来，向观众详细解释每一个出错的地方。然后，黄仁勋会对他们的表现进行严厉的分析。这种公司内部的斗争会议并非适合所有人。“你几乎可以一眼看出谁能留在这里，谁会留不住，”英伟达高管德怀特·迪尔克说。“如果有人开始为自己辩护，你就知道这个人在英伟达待不了多久了。”

一位前员工回忆起自己曾经搞砸了一项小任务。黄先生当着三十多位高管的面质问他，问他在公司待了多久，工资是多少。这位员工不好意思地提供了具体数字。黄先生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这位员工的职业补偿，并要求全额退还。这番话听起来不像是在开玩笑。“他倒是挺认真的，”这位员工说。“我几乎三个星期没睡觉。”

柯克认为黄的爆发是有目的的。“对人吼叫是他激励策略的一部分，”他说。“你可能觉得他只是疯了，但我认为这是预谋的。而且这招很管用。虽然会惹恼别人，但确实有效。当他折磨别人时，他是在强迫他们吸取教训——而且他们肯定永远不会忘记。”

他的愤怒并非总是局限于办公室。霍斯特曼回忆起一次参加家庭聚会时，黄正在准备一道复杂的菜肴，却搞砸了。他站在定制厨房里，女儿麦迪逊（曾在蓝带厨艺学院学习）就站在旁边，黄勃然大怒，开始对着不合格的设备大喊大叫。“我想我们都明白，我们必须离开厨房，”霍斯特曼说。“这正好是詹森对着炉子大喊大叫的时候了。”

然而，即使是那些不喜欢黄仁勋管理策略的人，也常常对他本人给予正面评价。在采访了100多名英伟达前任和现任员工后，几乎每个人都讲述了一些关于他的温情故事。其中一位曾被黄仁勋当着数十人的面羞辱，要求退还工资的员工说，当他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疾病时，黄仁勋主动提出全额支付治疗费用。

黄仁勋心中的爱、恐惧和愧疚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极具诱惑力且强大的动力。“你感觉自己不能让他失望，”英伟达高级工程师莎伦·克莱说。“你就是不能。”

“这不是《星际迷航》”

黄的团队的忠诚和决心帮助他建立了计算机科学的曼哈顿计划，这是一台可能消除艺术、具有自我意识、甚至可能摧毁我们所知的人类的人工智能机器。

我第一次采访黄仁勋是在2023年，之后的每次谈话中，我都不断追问他释放这种力量是否明智。他每次都给出同一个答案，但答案各不相同。我提到了世界顶尖人工智能科学家杰弗里·辛顿的担忧：“人类只是智能进化的一个过渡阶段。” 黄仁勋嗤之以鼻：“很多研究人员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也许他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他自己工作的关注。”

我被这句话惊呆了。这可不是街上某个人挥舞着牌子说的；这是人工智能领域最伟大的头脑告诉我们应该非常非常担心。黄仁勋冷冷地表示不屑。“你看，你买了个热狗，机器就给你推荐番茄酱和芥末酱，”黄仁勋说。“难道这就是人类的末日吗？”

黄仁勋坚称人工智能是安全的。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动机——金钱，但也有自尊。为了让并行计算盈利，他孤军奋战了漫长而孤独，现在他决心享受它的回报。他似乎对埃隆·马斯克和萨姆·奥特曼等技术专家感到不满，他们一边夸张地谴责人工智能的风险，一边继续购买他的硬件。

黄的自信也源于人工智能与生物大脑的诸多不同。神经网络没有下丘脑、海马体或松果体。神经网络不受激素影响，没有性欲，不会睡觉，无法爱自己的孩子，也从未做过梦。一个训练有素的模型可以模仿，有时甚至超越我们自身的思考能力，但它没有记忆力，没有情感，没有想象力，没有生殖功能，也没有求生本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能说是真正活着的。

但我却无法摆脱焦虑。黄是不是被他所创造的力量所诱惑，拿我们种族的未来去赌博？我必须知道。我必须最后问他一次。

我对黄仁勋的最后一次采访是在去年 3 月的一个星期五，地点是 Nvidia 位于圣克拉拉的 Endeavor 总部，当时公司刚刚召开完年度会议。

经过四天不间断的演讲、采访和技术演示，黄仁勋显然疲惫不堪。我注意到，人们对他开始有点儿批评了。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记者问他是不是新一代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在造炸弹，”黄仁勋回答道，“我们不会这么做。”

我们的采访一开始还算融洽。我祝贺黄在主题演讲中的精彩表现，然后问起他在台湾的生活、家庭，以及如何应对自己新获得的名声。他的回答简洁明了，切中要点。

然后我问他具体人工智能可能会创造哪些新的工作——而不是摧毁哪些工作。我看到他脸上的血色消失了。我触到了他的痛处。

“这会……会毁掉工作吗？”黄仁勋怒气冲冲地问道。“计算器会毁掉数学吗？这种说法太老套了，我实在是太厌倦了。”

我不想再提这件事了。同样的话题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们发明了农业，然后把生产粮食的边际成本降为零。这对社会有益。我们大规模生产电力，这使得砍树、点火、搬运火把的边际成本几乎降为零，然后我们就去做别的事情了。然后，我们又把计算——长除法——的边际成本降为零。

他现在大声喊道：“我们让边际成本为零，一代又一代，而这种对话每次都在发生。”

我试图转换话题，但是没有用。他的愤怒中夹杂着厌恶，这种愤怒似乎毫无节制，无所不包，而且极其不合时宜。“这不可能是一个荒唐的科幻故事，”他说道，并指着桌子末端僵住的公关代表。“你们明白吗？我不是看着科幻故事长大的，这也不是科幻电影。我们是严肃的人在做严肃的工作。这不是个该死的笑话。这不是亚瑟·克拉克的翻版。我没有读过他那些该死的书。我不在乎那些书。这不是——我们不是科幻，重复一遍。这家公司不是《星际迷航》的化身。我们不做那些事。我们是严肃的人在做严肃的工作。”

在接下来的 20 分钟里，他用指责、恼怒和贬低的语气质疑我的专业性、质疑我的采访方式、质疑我对项目的奉献精神。

我离开面试现场时感到困惑不已。我和高管们进行过很多紧张的对话，但从未有人像我这样对我发火。我惊呆了——但说实话，我也有点晕眩。被黄仁勋怒斥，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荣誉：这是每个进入他核心圈子的人都要经历的仪式。走出会议室，我转向一位公关代表。“一切顺利，”我说。他笑了。“哦，那件事？”他说。“那不算什么。”

黄仁勋眼中的世界

像破产一样工作

黄仁勋鼓励员工时刻保持公司濒临破产的心态，即便公司盈利颇丰。多年来，詹森在员工演讲的开场白里都写着：“我们公司还有三十天就要倒闭了。” 即使在今天的英伟达，这句话依然是公司的座右铭。

找到制服

每次我见到詹森，他都穿着同一件印有托马斯·博柏利字母的全黑T恤。2020年，他买了24件，四年来每天都换着穿。

以光速工作

黄仁勋采用了一种他称之为“光速”的排班技巧，并以宗教教义般的热情将这一管理理念灌输给员工。“光速”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快速行动。相反，黄仁勋鼓励管理者在预算无限、一切顺利的前提下，找出能够想象到的最快完成速度。（例如，以“光速”从纽约飞往伦敦需要完美的天气、零拥堵的交通和一架超音速飞机。）

然后，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这个无法实现的常数，逆向推算出切合实际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的交付时间。黄每天都在追求这个遥不可及的理想。“我应该确保自己工作到精疲力竭，这样就不会有人让我彻夜难眠，”他说。“这真的是我唯一能控制的事情。”

总是看到瑕疵

英伟达新总部开业时，建筑师高浩带领黄仁勋和一群高管参观了新总部。“这个地方已经完工了，看起来棒极了，我们正在参观，

“他问我饮水机的位置，”柯说。“他很不高兴，因为饮水机在卫生间旁边！这是法规要求的，而且这可是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建筑！但他就是放不下。”“我永远不会满足，”黄说。“不管是什么，我只看到不完美。”

每周 20,000 封电子邮件

大约在2020年左右，黄仁勋要求公司所有人每周提交一份清单，列出他们正在处理的五件最重要的事情。从那天起，每个星期五他都会收到两万封电子邮件。

他鼓励简洁明了；黄会在深夜随机从这些信件中抽取一些内容。他每天会写数百封电子邮件与员工沟通，这些邮件通常只有寥寥数语。（一位高管将这些邮件比作俳句，另一位则将其比作勒索信。）他的回复速度超乎寻常。“你凌晨2点给他发邮件，2点05分就能收到回复，”戴利说，“然后你早上6点再发一封，6点05分就能收到回复。”

先做最难的事

早上5点，Jensen通常就起床开始工作了。他总是从最重要的长期项目开始一天的工作，他认为只要解决了这个项目，无论发生什么，这一天都不会算失败。

永远不要满足于不完美

21 世纪初，黄仁勋在洛斯阿尔托斯山购买了一块可以俯瞰硅谷的土地。

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六千平方英尺的豪宅，里面有五间卧室、七间浴室、一个游泳池和一个超大车库。他买了两辆法拉利（一辆是他的，一辆是她的），并开始收集昂贵的威士忌。

但即使是定制的梦幻豪宅也达不到詹森的标准。一天下班回家，他发现通往豪宅花园的玻璃门与后方泳池小屋的视野并不完全一致。这种不对称让他很恼火，于是他下令拆除泳池小屋，并花费巨资将其向一侧移动了18英尺（约5.5米）。

不要分担负担

管理学教授们认为，理想情况下，一位首席执行官应该有8到12名直接下属。黄光裕却有55名。

https://www.thetimes.com/business-money/technology/article/nvidia-ceo-jensen-huang-qsw6ldn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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