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冬》：当命运之斧即将坠落

（原标题：《文学之冬》：当命运之斧即将坠落）

这是一本对危险的感知、预判与逃离的故事集。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从这一天开始到颁布废除所有重要公民权利的《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总统法令》，只有四个星期零两天。人们的命运在不到两个月后将被决定，只是当时尚未知晓。大量作家和艺术家离开德国，《文学之冬：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辑录了第一股持续到3月中旬的逃亡潮。作者以白描手法记录了众多命悬一线者的故事，从日记、书信、口述史中挖掘梳理，呈现出精英阶层的众多人士在极权到来前的选择。有人看到危险决然出走，有人故土难离犹豫不决，有人看到机会飞黄腾达，还有人沉浸于幻想之中执迷不悟。对这些艺术家、作家、文化官僚的管窥令人看到，历史性时刻个人的渺小、人性的复杂、把握现实的艰难，以及灾难是如何降临的。

一

自由散漫、更富现代性与个人意识的艺术家嗅觉最为灵敏，率先逃离。维基·包姆才思敏捷，对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感受力惊人。她出版于1929年的小说《大饭店》，把阶层和出身的迥异的人聚集在一家上流酒店，以一个个短暂的生命瞬间串联起他们的命运，对在没有道德和方向的社会中挣扎的人们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小说大获成功，德国戏院和纽约百老汇争相上演，好莱坞也买下电影版权，派拉蒙跟她签了高薪编剧合同。逗留美国期间，她看到德国报纸上说，纳粹认为她是典型的犹太“沥青作家”，必须尽快禁止她从业，防止其肤浅的煽情小说毁了德意志文化。所谓“沥青文学”，是指不扎根于本土现实、装点路面的文学。1932年，包姆与家人移居美国。

艺术家们的创作环境持续恶化，剧院成为意识形态的战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戏剧《措施》在首演时被警察打断，被指“以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表现引发全球革命的阶级斗争”，还被帝国法院指控相关人员煽动叛国；之后《三毛钱歌剧》《屠宰场的圣约翰娜》也相继被叫停禁演。布莱希特早就感受到了危险，却软弱傲慢、应对乏力，“不战、不降、不走”。

在1933年1月30日举行的德国作家保护协会会议上，就有人提议坚决抵制纳粹，但大多数人不屑一顾，认为希特勒的胡闹很快就会结束。在一次讨论该如何让应对希特勒清算的作家集会中，布莱希特认为应该成立一支护卫队，被认为是幻想无法操作。莱昂哈德·弗兰克提议聚集起最有名的作家抗议希特勒当总理，响应者寥寥无几，作为无产阶级出身、历经磨难方得成名的作家，他被像布莱希特这样出身资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的作家看不起。弗兰克吃惊于这些人的优柔寡断垂头丧气，遭到了布莱希特阴阳怪气的奚落。没有达成共识的打算或计划，无助感迅速蔓延。希特勒上台前四周，布莱希特就和其他人谈到将来可能的流亡，此刻形势更加危险，却没人再提流亡甚至做具体准备。

不断有朋友警告布莱希特赶紧离开，他的妻子在出演他的《无产阶级母亲的摇篮曲》时还被捕被关押了几天，但他仍旧迟迟难下决断，又对记者、作家卡尔·冯·奥西茨基表示“决不会离开”这种示威性殉道不以为然，还幻想可以在乡下等到希特勒下台。当经济发生危机，原来跟他签了长期代理合同的出版社，因他两个剧目无法在新形势下上演不再按月付款后，他才下定决心和妻子魏格尔出逃到维也纳。

二

很多人还在纠缠，有的沉湎于个人私利与恩怨，有的拘于一己声名，还有的则被理念所误。2月12日，作家亨利希·曼和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签署了革命民主社会主义者战斗同盟所做的《紧急呼吁！》海报，批评其他党无法超越意识形态对立以共同抵制纳粹党。亨利希常年积极宣传德国应坚定以西方为榜样或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导向，构想欧洲国家联盟宏图，一直是右派和顽固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钉。三天后，普鲁士临时文化部长鲁斯特要求普鲁士艺术学院院长马克斯·冯·席林斯辞退或开除凯绥·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否则就彻底解散学院或至少文学系。

席林斯约谈珂勒惠支和亨利希，以诱惑或威胁令两人辞职。关于这两人的去留，学院前后有两次会议，成员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类以席林斯、戈特弗里德·贝恩为代表，认为他们的签名令鲁斯特部长感到被侮辱，违背了不可获缺的体面，不能为两个人牺牲整个学院。贝恩认为拿津贴就要为部长服务，指责部长行径野蛮是在公然挑衅一个正当、合法的政府，此后政府才开始自保。他甚至激动叱骂某些成员把政治看得比学院利益更重要，具有伟大传统的学院是唯一能令有艺术代表性的作家得以彰显的机构。两人还各有私人原因，席林斯觉得自己没能在音乐上有所成就是因为犹太人主导的音乐界不给他这个雅利安人机会，对新的反犹当权者颇有好感。贝恩生活穷困，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得到官方认可也令他欣喜若狂。

一类如建筑师马丁·瓦格纳和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为亨利希辩护。但马丁马上遭到另一位建筑师的人身攻击，说他不是由学院选的，而是由鲁斯特的前任官员钦定的。他无法忍受一个机构的成员如此没有正义感，气得辞职摔门而去。德布林捍卫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表达权利，认为席林斯的顺从令学院丧失了尊严和独立性。但他也颇为吃惊亨利希·曼的反应。一直以来，德布林都以为亨利希是个政治警觉、信念坚定的人，亨利希却在为基本权利而战时退缩了。亨利希给说他不想被对手强加到头上一场夺位之争，不久后逃离德国。

德布林和亨利希的弟弟托马斯·曼也相继辞职，但极力避免公开抗议政府。托马斯说他丝毫没有反对政府的意图只是一心想从事创作；德布林开始对要发布的声明没有异议，但随后收回妥协提出辞职，说是不想以犹太裔身份成为系部负担。文学系吵了很久拟出一份疲软的抗议宣言，未获席林斯批准不能发表。在第二次会议上，贝恩建议集体表忠，与席林斯拟定了相应文本：不参与任何反政府的公共政治活动，承诺忠诚配合国家委派给学院的法定民族文化任务。没人抗议，任人摆布。此后学院失去了那些极富精神魅力的作家，被平庸之辈充斥。

有人失意有人得意。2月4日，剧作家汉斯·约斯特被纳粹党任命为普鲁士文化部的首席编剧。在戏剧新作《施拉格特》中，约斯特将近年来民族主义者悼念的偶像施拉格特塑造为完美无暇的骑士，信奉自我牺牲、虔诚效忠国家的“第三帝国第一战士”。该剧选在希特勒生日（4月20日）当天在柏林首演，在“爱的崇敬和不变的忠诚中”的口号声中献给希特勒，现场成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大弥撒。《施拉格特》获得国家政治最高奖赏，其他剧院竞相上演。纳粹上台后，剧场上演左翼或犹太作家戏剧的风险难以估量，这种迎合新势力的剧目一时形成垄断。约斯特借此成为新时代代表作家、帝国文学院院长、德国笔会中心主席、党卫队队长，从此飞黄腾达。

如果说亨利希软弱与过于爱惜羽毛的话，那么贝恩身上则同时呈现出顺从与超拔的悖反特质。他认为希特勒上台开启了历史新阶段，那些更为强大的古老价值重获权力，为大局牺牲自我的意愿取代了个人主义，集体和民族取代了民主制和妥协。每场革命都需要牺牲，自己也不例外，只要能发展出更体面的民族。他把神话、迷醉和非理性视为自古以来艺术中更强大的力量，不屑左翼作家视理性和启蒙为文学最高标准，认为社会公义的争斗令文学沦为庸俗宣传，斗争只证明了天真。贝恩超拔的自我认知被批评家誉为勇敢的先锋人物，坚信历史本质上对进步、道德、希望一无所知，对千百万人的命运毫无怜悯，唯一的法则是活下去。魏玛共和国和它的民主制度导致了社会颓废和崩溃，人民想在纳粹党的统治下重建更严苛秩序是历史必然，自由、多元、法治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已经过时。曾经曼氏兄弟都认为他是高超的语言艺术家和冷酷无情看待历史文化的知识分子，但德国文学界无可争议的伟大老妇人里卡尔达·胡赫认为他故作虚无的语气是廉价的姿态，而非清醒入骨的生活态度。如今，他以颠覆一切、无论道德是非的笼统话语，打开了专断大门。

三

托马斯·曼极力回避对抗政府也并没有给他带来安稳。1933年2月10日，他在慕尼黑大学发表了关于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演讲。他把瓦格纳置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叔本华、尼采等一系列伟大作家之中，称赞他是浪漫主义大家、伟大的心理学家和激情的戏剧艺术家，将其描述为在世纪之交赞颂迷醉、沉沦、朽病和怪诞的颓废派诗人先驱。瓦格纳对德意志文化传统和北欧神话的热情，令他成为民族艺术崇尚者眼中不可侵犯的人物，也令托马斯成为他们眼中的挑衅和亵渎者。托马斯只是将瓦格纳视为在歌剧中呈现极端特殊心理状态、偏好怪异趣味的现代派艺术家。

之后，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汉斯·普菲茨纳等人在《慕尼黑最新消息》上发表了对托马斯·曼的联合抗议声明。基于民族自豪感，他们无法容忍他把瓦格纳描绘成颓废派和世界主义者。托马斯在瓦格纳的音乐中不仅听到了德意志，还听到了“世界的正义，世界性的享受”，这就已经是对”伟大的德意志音乐天才”的贬损。此时，托马斯还在国外演讲，儿子、女儿以及S.菲舍尔出版社的总经理都要他别回来，他都不愿相信，请求慕尼黑市长和一位律师判断局势后，才决定暂留瑞士。到了必须移民的时刻，在妻子和岳父岳母都有犹太血统的情况下，托马斯·曼的想法听起来自私又恐怖：如果“德国人在摆脱犹太精神控制”后不是那么危险，如果没有愚蠢到连他这种人也一起赶走，那么他可以理解他们对犹太人的反叛。

托马斯最终也走上了流亡之路，在海外不断抨击纳粹暴行，呼吁德国人民回到人道主义。相较于其他人，他的思想及演变之路要更为复杂。早期，他也曾与约斯特有过交集，不觉得《巴尔》有异。两人因都认为德意志精神文化与民主、西方文明截然不同很合得来。一战后的民族主义暴力事件令他思想发生转变，还在《魔山》中将约斯特的一些特征赋予狂热分子犹太人纳夫塔，让他疯狂称颂顺从的乐趣和自我否定。两人由此交恶，约斯特发公开信指控他背叛了德意志民族性。

一战爆发时，托马斯还是个欢欣鼓舞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战争是最严肃的现实和生命力爆发，和艺术都是对安稳生活的反叛。他和德国许多知识分子都相信战争能满足深层需求，新时代的英雄神话能令颓废的时代获得新生，令德国从外部敌国的束缚和内部精神倦怠中突围解放出来。之后的魏玛共和国，政治混乱、经济衰退，因此许诺结束混乱、令德国重回强大的纳粹和希特勒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包括不少文化精英都对希特勒报以希望。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工业资本崛起，部分阶层经济受损，传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被冲击，反资本主义的情绪弥漫在社会各阶层，被边缘化的知识界亦在其中。德国知识分子长期缺乏参与政治讨论的机会与习惯，因此自18世纪、19世纪的浪漫派运动以来，不断追寻通往内心的精神之路，有着根深蒂固的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传统。现代主义艺术所带来的激进文化变革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促使人们转向发掘德意志内部文化基因，民族主义藉由浪漫主义爆发。

在1918年的《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中，托马斯把接纳任何外国文化都视为对德意志理想的削弱和贬低，反对像亨利希那样的世界主义者理念（把文化视为外界影响与自身传统交织的网络）；拥戴德国“心灵”，反对法国式民主社会。他不同意亨利希对艺术家价值在于同情他人和肩负社会责任的认定，以及用理想改造现实的文学目标，也不满他对感官的迷醉与放纵，反对在虚空中操纵人心的现代艺术。托马斯认为自己是冷静书写德意志心灵的严肃作家，超越政治的“审美者”，即不批判和改变社会，接受生活中各种对立的人，认为一切立场在深邃的现实面前无足轻重，也即“非政治者”。在托马斯看来，“非政治者”更适合引领民众，保留自由与多样性；而专制统治能保证人民的“非政治者“身份，最大程度维持个体独立和自由。这与德国浪漫派对中世纪帝制的赞美一脉相承。而鲜明反对极权主义的亨利希，认为感官自由是人性、政治自由以及文艺复兴的基础，敏锐觉察到托马斯保守道德观念与民族情感之间的联系，也曾提醒过他，让自我隐藏在群体之中，会成为专制的助力。

在1922年的《论德意志共和国》中，托马斯明确拥护民主与德意志共和国，把他所发现的民主共和的核心思想“妥协”解释为德意志品质，说“德意志性”绝非侵略、排他和破坏，而是“在最人性的意义上自由，文化上温和、有尊严且和平”。他的保守立场未变，拥护的还是德国精神文化而非资本主义文明。帝国结束后很久，托马斯仍喜欢拿德意志文化抵制国际特别是西方文明，坚守贵族和中上阶层对文化的理解，反对美英法的大众娱乐取代制定标准的精英文化。这些多少可以解释他以及相当一部分人在面对纳粹时的犹豫与迷失。

四

把握现实已经如此艰难，坚守信念更需承担风险，暴政之下人人自危。在前述席林斯在鲁斯特要求下，令亨利希与珂勒惠支辞职这件事上，只有两名未参加会议的成员表达了异议，就是阿尔方斯·帕凯与里卡尔达·胡赫。帕凯坚持学院捍卫文学和作家自由的责任，甘愿为此辞职。里卡尔达的看法更触及根本，她认为作家需要一种与国家机构成员身份不相容的、彻底的独立性。里卡尔达貌似是稳重中产，其实倔强好斗，曾与姐夫保持了25年的婚外情，终于结婚后又离婚，也写过感伤小说和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战士的传记，欣赏吓不退的反叛者。她宣布一旦了解到这两个人是怎么被逼走的就立刻退出学院。并不是因为她认为《紧急呼吁！》正确，而是不能放弃言论自由的权利。

也只有里卡尔达直接说学院没有资格强迫她表忠心，坚决反对希特勒多方面的政策。席林斯反倒让她留在学院，但威胁说她的行为可理解为对亨利希和德布林的声援。里卡尔达也不接受席林斯对她有“德意志信念”的称赞，说现任政府规定的民族信念不是她的德意志性，极权、胁迫、粗暴等都是非德意志的、伤天害理的。她说自己并不总是与亨利希与德布林观点相同，但“希望所有非犹太裔的德国人都能问心无愧地寻求正念和正行，如我素来所见的那样坦荡、真诚和正直。”写这篇文章时她已68岁，却毫无胆怯。她在耶拿的家成为反希特勒者碰头的中心。

也有人进行了更激烈的反抗。作家约瑟夫·罗特在给茨威格的信中指出，一切都在导向新的战争，地狱当道万念俱灰，以必死的信念投入了与纳粹的笔战。记者埃贡·埃尔温·基希不顾警方以“从事颠覆德意志帝国活动“为名的驱逐令，要让这些成为报道的素材和对纳粹的控诉。奥西茨基曾在柏林哈勒门的演讲中发誓，要用人格和生命担当起相信和捍卫的东西，当时玻璃门外站着警察，随时可能开枪。演讲后，对于朋友“赶紧逃走不要殉道”的劝告，他说：“就让他们来抓我吧。”

但是勇敢者要承受的代价也是惊人的。监狱里有各种严刑峻法，被打、薅头发、被灌蓖麻油、泻药都是家常便饭，还会折磨囚犯在土里反复扑进跳出、强迫父子互殴等。冲锋队或党卫队的“野”监狱里卫生条件极差，囚犯得不到医疗乃至食物。受刑者的尖叫声屡屡传到街上，有人不堪忍受跳窗身亡；还有些人伤口流脓遍体鳞伤，被发现时如同行尸走肉。米萨姆就被杀死于集中营；奥西茨基在集中营饱受虐待，就医无效死去。

所以勇敢的人总是少数，勇气是最稀缺珍贵的品质，智识不敌人性。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执念，忽视个体、集体至上，不论道德是非、颠覆一切智性至上，爱羽毛大过爱真理和正义，自信能取容斡旋又疏于方法策略。自私、软弱、犹疑、傲慢、冷酷、世故、耽于幻想、习得性无助……《文学之冬》中记录的作家和艺术家，在遭受苦难的同时，也呈现了许多性格缺陷、人性弱点与智识上的短板。他们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也是灾难的一部分。当社会文化精英呈现这种面貌，乌合之众的表现也就不足为奇。太多人中断了事业与人生匆匆离去，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巅峰。历史车轮无情碾过，几代人尽成齑粉，所有的才华、热情、野心与狂妄，都淹没在歇斯底里的激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