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能读懂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原标题：AI能读懂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诗云、无限猴子与AI

未来，太阳系偶然出现在了一个极度发达的文明的视野中。文明的主人自诩为“神”，毁灭地球对它易如反掌，人类却用一首《登鹳雀楼》博取了它的注目。“神”在这小巧的字符矩阵中窥见了丰富的感觉层次和含义分支，它们勃发于诗律和音韵的约束间。“神”萌生了无法遏制的野心，要穷尽一切可能，拥有还未被写出的全部律诗（其中杰作，李杜也难望其项背）。

它用强大的量子设备，算尽汉字排列组合的可能，耗尽太阳系的能源、物质，制成巨大的存储设备，那是一片直径为一百个天文单位的旋涡状星云，其间的每个量子都镌刻着随机“诗行”。可当“神”望向浩瀚诗云，却陷入了沮丧——没有任何生命能穷尽诗云，悉数发现、阅读其中蕴藏的杰作……

上述故事来自刘慈欣的《诗云》，它与著名的“无限猴子定理”异曲同工：设想，如果令无穷多的猴子，在无限长的时间内不断随意敲击打字机，会敲出什么？答案是，无限可能，甚至是《哈姆雷特》。表面看，诗云和“无限猴子”展现了无限性的伟力，它令猴子比肩文豪，随机字符串胜过李杜文章，人类望尘莫及。可一旦稍加条件约束，如限定猴子的数量和敲击时长（即便限定数字看来趋近于无穷），或要求诗云中的杰作必须被阅读，无限就塌缩了。二者以反证的方式昭示，被有限性所困的人类并不弱小，人类的成就绝非不值一提。

《诗云》和“无限猴子定理”均在语言层面展开探讨，这不是巧合。伽达默尔指出，人是语言的存在。语言能力向来被视为人类特有的能力，语言不仅反映现实，还能在抽象层面阐释、归纳现实。所谓现实，也是语言参与构建的。语言指向人类不可置疑的主体性，那是一种阐释、建构世界的权力，即便在人类的有限性与宇宙的无限性激烈碰撞之时，它仍不可撼动。

但是，如果某种非人存在获得了语言能力，并充分理解其运作机制，而且，它不像人会被生命的长度和种种能力所限，人类是否就得向它交出语言的主权？没错，我指的就是AI。不久前，某同窗向我感叹，AI生成的小说和诗歌太好了，身为写作者，他看不出它们和人类创作的区别（写得更好除外）。这是一场不公平的较量，人输在了起跑线上。将来，AI生成的言语会汇入人类的认知体系，这无疑将令人的主体性变得可疑，潜移默化地改写语言甚至人的本质。

问题不止于此。语言固然是人类意识的立身之本，但自古以来，掌握及运用文字的能力也暗含着精英性——它意味着长期的勤学苦练，意味着知识与思考，也常意味着天赋与权柄。但AI将这项稀缺能力平均化，使其不值一提。突然间，每个自傲的写作者都要面对成为多余人的窘境。

我们固然可以写下去，但我们的风格、思考、开拓，甚至潜能，都必然被夺取，汇入AI运算中。当然，不仅写作这类具有专业性、创造性的工作会受冲击，数月间，“AI会让大部分工作失去必要性”就从先锋议题变为老生常谈。人类不得不重新评估知识、思想、创造力这类曾被视若珍宝之物的价值，而它们，往往与人的主体地位和存在意义挂钩。在AI的冲击下，人类的伦理架构和社会制度也将面临巨变，我们要应对的不仅有本体论问题，还有严峻的现实问题。

在近期一次讲座中，有读者询问哲学学者陈嘉映如何看待AI。他表示：这已经不是我要面对的问题了，那也不是我要进入的时代了……听了这话，我心下无比凄然：被抛在新纪元的我们，没有经验和先哲的理念可以倚仗，如何在这陌异的世界上寻求立锥之地？我们要如何承受生存和存在的双重重负？

无目的，却意味深远——存在与意义之辨

尼采断言，人类生存于永劫回归的宇宙中，这意味着发生过的事会一再发生。单就我们面前的难题而言，他所言不差。眼下的困境，宛如耳熟能详的音乐动机，反复在人类历史组曲中浮现、回响。

想象这样一个人：他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大半生被贫病折磨，他曾面对行刑队的枪口，又失去了发妻和挚爱的孩子们。他歇斯底里地赌博，同时赎罪般地写作……

想象这样一个人：他生于二十世纪中期的南斯拉夫，因成绩优异赴美求学，成了康德研究者。南斯拉夫内战爆发后，他骤然变为无力救助亲朋的懦夫、同胞心中的背叛者、美国同事眼中的敌人，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也无法承载这种矛盾……

想象这样一个人：她生于1980年代的中国，从小浸淫于人本主义思潮，把光明未来当作信仰。人生过半，她被信仰一再抛弃，在纷至沓来的打击和失去中，不断强行重启生活，却找不到出路。而AI，将剥夺她最后的价值，写作能力……你是否注意到，这3个时代、境遇迥异的人，身上有着某种共性：他们都被存在的痛苦紧紧缠住，无从脱身。

以上3个样本，分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生活》（以下简称《肯定生活》）的作者普里德里格·奇乔瓦茨基，以及普通读者——我。虽不配与他们相提并论，我仍认为我们的生命一脉相连：陀氏靠写作进行划时代的精神探索；奇乔瓦茨基靠对陀氏创作的阐释实现精神突围；而我，因他们获得了些许直面现状的勇气。共通的经验、感受在我们的生命间流淌，使我确信我们所承受的存在的焦灼是同质的。它具有典型的现代性，那是生命无所信靠、无所附着的恐惧、虚无。

《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生活》

美 普里德里格·奇乔瓦茨基| 著

赵翔| 译

华夏出版社

2024年11月

在前现代社会，人自出生就被某种理想征用，这给了个体生命确定的意义和位置。而在陀氏、奇乔瓦茨基及我身处的现代/后现代社会，人类逃脱了征用，却陷入迷惘：我们因偶然降生在这世上，而世界的存在可能也是偶然……罪恶、磨难、绝望充斥其间，却没有一种决定力量将它引向正途。如果世界没有既定目的和方向，我们为何存在？为何不拒绝承受存在这沉重且绵绵不绝的苦痛？这类问题使生命从实然变为或然，进入悬停状态：我还要停留于此吗？我是否要像陀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把生之入场券退还造物主？

伊万是陀氏笔下一个极具光彩的角色，他酷似与神角力的雅各，试图凭借智力、理性而非蛮力，与造物主、与世界存在的根本合理性较量一番。陀氏借他探讨了一个重要议题：若造物主无迹可寻，是否可以转而信仰理性？

一众先哲早就提出，完全在理性范围内理解整个宇宙是一种妄想。陀氏进而指出，知识和理性也可能有害。《罪与罚》中大学生的谋杀之举正是理性泛滥的例证。大学生认定自己有责任用谋杀来纠正社会财富分配的错误，实现公义……伊万想得更深：他期盼理性终止一切错误和苦难，创建人人幸福的新秩序，制定一套“终极解决”方案……伊万被此想法推上绝路，反观历史，“终极解决”建造美丽新世界，却常常导致更不义的结果，“幸福”“安稳”被强加给每个人，个体不被准许拒绝……

信仰失灵、秩序失灵、理性失灵，置身于破碎的世界，我们该如何安心地活下去？陀氏给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回答：去信仰世界，肯定生活。这回答必定曾让奇乔瓦茨基深受震撼，《肯定生活》正是以此为支点，展现了陀氏精神探求的线索。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和阿辽沙兄弟为“爱生活，还是爱生活的意义”而争辩。争辩没有胜负，但陀氏的答案呼之欲出；即便世界罪恶横行，弱者无辜受难，合目的性只存于想象，我们也要肯定生活。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获得生存的意义，破解存在之困。

陀氏最常描写的存在之困，是人面向生活时的迷茫和焦虑——你该怎么做？生命没有既定方向和神律可参照，个体必须全权担下每个行动和选择的责任及后果。奇乔瓦茨基认为，陀氏的人物因此常处于内心动荡中，他们察觉到了某种裂痕横亘在实然世界、可然世界与应然世界之间。在强烈的错位感里，越界这种必然的行动迸发了。

越界是陀氏小说的关键，陀氏笔下的犯罪、逃离、自杀、爱、宽恕、信仰……都具有越界性质。拒绝当下状态的持续是越界，反抗自身有限性也是越界。越界意味着主体向限制及秩序发起挑战，冲突也由此显现：越界的极限是一切皆可为，这显然不可取，可越界之边界又在哪儿？

答案是不可知的，人们只能用实际行动去探查。因此，每次越界都可能带来危险、错误和罪行。苦难与疼痛无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人类能把控的，只是如何对待这些苦痛：转身逃走，或直面承担？如笛卡尔所言，没什么比苦痛更切近、更内在于我们。对苦痛的承受能力，实为人存在的标记。对它们的承受——受难，是人对越界的担当与回应。在奇乔瓦茨基看来，陀氏笔下的受难都包含了价值冲突，它让人敏感地去反思价值选择，并重新认识、评估自我和人生。

奇乔瓦茨基强调，陀氏肯定受难，不是在歌颂无意义的苦难。苦难的合理性与人类对待苦难的态度，是不同维度的问题。陀氏肯定的是人类受难时的内心坚守，即便人注定要与无意义的苦难碰撞，仍可自主决定对此的态度：要成为圣徒还是野兽，这是个人而非环境决定的。

圣徒之路苦难重重，是什么促使人们向它奔赴？陀氏认为，是信仰。奇乔瓦茨基指出，陀氏所谓的信仰是一种与现实无关的内心态度，其中充盈着对宇宙无条件的信赖。身处偶然世界，这信赖令我们不因混乱和无序而抛却希望，恰恰相反，我们因信赖而看清世界的未完成性，相信世界仍处于完善当中。正因世界是未完成的、非决定论的，我们才有机会塑造自我，自主探求人生意义。

人生真的有意义吗？“无目的却依然意味深远”，陀氏在《白痴》中如是写道，奇乔瓦茨基以此概括陀氏对“人生意义”的态度——这个词组本就是矛盾体，“意义”通常指有序而确定的目的，“人生”则是流逝的、非决定论的偶然状态。可为何要用目的和秩序来限定意义？意义本就凌驾于一切界限、权威和体系之上，它或许无法从作为整体的生活中求得，却会独立存在于某些瞬间和人生碎片中，给人丰赡的体验。

意义的形成是个人化的（却常在自我与他人和世界的交互中浮现），是动态的、不可预见的，它指向生生不息的自我成长与超越。即便在恶劣环境中寻不到出路，我们仍可选择向内探索，凭借精神之力推动自我蜕变。而这正是人的潜力及希望之所在，陀氏坚信人人皆可成为英雄——英雄不是不犯错的超人，而是主动担下行动后果的凡人，他们在坠落后顽强爬起，在苦难中净化灵魂，至死不放弃自我提升的机会，将意义的光芒播撒进众生的心灵。

如此观之，陀氏和奇乔瓦茨基也当得起英雄之名。在精神世界被外力撕碎后，他们经年累月地将碎片连缀成全新的世界。它不再光洁、圆满，却因在淬炼中重生而更为辽阔高远。他们谦逊地向众生展示这奇迹，以此证明：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希望与意义的辉光永难磨灭。

宗教大法官——自由与幸福之辨

我们刚刚探讨的越界、选择、希望、意义，其实指向共同的内核——自由。本文之前对它避而不谈，是因为它在陀氏的创作中有着极复杂、深邃的内涵：它是主体性的终极彰显，也是沉重负担；它或是个人意志的积极实践，或是对他人存在的粗暴侵犯；它善恶不定，没有明确边界。陀氏对自由最精妙的阐释，出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宗教大法官”一章中。15年前，我为了应付作业而苦读它，却毫无见解。彼时，审视自由既不紧迫也不必要。而今，伴随新时代的到来，这审视变得空前紧要。

“宗教大法官”的故事由伊万讲述，它发生在十六世纪的塞维利亚。耶稣突然降临，掌管城市的年迈红衣主教（宗教大法官）遂将他作为异端关押。是夜，红衣主教探访耶稣，做出以下陈词：世界不能按照耶稣昭示的方式（即尊重个体自由）建设，必须有人把民众带离歧途（即用幸福换取自由），红衣主教及同僚将担此重任……耶稣听罢，只给他一吻作为回应。

我们可以对本故事进行多重解读，不过暂且将讨论局限于大法官的自由与幸福之辨。历经世事的大法官发现，人不需自由，只需幸福——简言之，获得面包和庇护，生理需求被满足。在耶稣的理想中，他将自由的许诺而非面包带到人间，人们会跟随指引，自发趋向自由。然而，他不能提供一种教授如何善用自由的简易方法论。人们不得不自行摸索，抉择，承担后果，这使自由终成重负。人们渴望逃离自由之苦，渴望面包、服从、崇拜。

红衣主教顺应了该渴望：他用威权和“幸福”引人跟随，但杜绝人们的额外需求（“额外”是自由滋生之处）。他视自由为混乱和苦难的根源——自由的冲动是辩证的，善与恶都在其中酝酿，自由会犯错（比如，人因自由而不肯与他人分享面包），那便成了幸福的阻碍。因此，必须以秩序、强制、欺瞒（自由的假象）替代自由。

如何看待上述观点？有人赞同，亦有反对之声。奇乔瓦茨基就是反对者，他指出了其中两个漏洞。其一，大法官如何证明自己的安排比耶稣的更高明？如前所述，“终极解决”靠不住，大法官也会出错，他对不义的拒绝可能导致更不义的结果。其二，如果不能容忍苦难和混乱，为什么可以接受欺瞒和强制？既然幸福世界和自由世界都有残缺，我们缘何厚此薄彼？

奇乔瓦茨基认定自由世界优于幸福世界，是因为自由固然可能产生恶果，但人人都葆有一项权利——自行决定以何种方式对其回应。有人的回应消极、卑劣，但总有人以担当和良知回报世界，关键是，人随时享有修正回应的自由，“通往更高境界的道路始终开启”。这为世界留下了无数可能，世界总存在变得更好的可能。反观幸福世界，其选择向度是单一的，可能的道路也是单一的。人们为幸福付出的不只有恼人的自由，还有珍贵的希望……

“宗教大法官”寓言至今尚未过时。试想，当我们开始依赖AI，是否就启动了幸福换自由的交易？我们是否正将AI拥立为大法官？本文撰写期间，ChatGPT4.5通过了图灵测试，AI已势不可挡。在可预见的未来，基础劳动、学习、思考、选择和判断可能不再是人必须做的，AI会预判我们的喜好，塑造我们的审美和行为，替我们创造一切……我们就都成了大法官治下注定幸福的公民。

死亡会平等抹除每个人，宗教大法官都会死，其国度也会灰飞烟灭——但AI大法官不会。每每思之，我便无比胆寒。我能做的，唯有拒绝AI的诱惑，坚持用以往的方式写作，尽管这拒绝在现实面前，宛如蚍蜉撼树。“个体的自由，并不体现在改变现实的能力。……自由的首要体现，是我们对加诸己身之事的态度。”奇乔瓦茨基写道。哪怕现实已成定局，我们仍手握坚守自我价值的自由。

《诗云》中的人类，在生死存亡之际向“神”展示了诗歌，要是我面对AI大法官，则会对它讲起自己初读《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感受——最令当年的我震撼的不是其情节和深度，而是处于当时的环境，布尔加科夫明知出版无望，却坚持将它完成。他为何而写？答案或许是：只要活着，他就不得不写。

一如人类种种实践自由的行动，写作也具有鲜明的越界性质，写作者出于对当下的无法认同及对自我的忠诚而不得不为之。越界是发生于内心的、反抗有限性的搏斗，写作者所反抗的既有现实处境，也包括自身的能力限制、自我怀疑、虚无、恐惧、内心的破溃……写作不只是对语言的调遣与对故事及观点的展示，也不只简单还原了某些经验、情感，究其根本，它承载着自我认识与探索。世间许多杰作，在诞生之初并不能交换任何东西，但写作自会给予回馈，尽管无关现实利益。

写作提供了一条自我觉知、自我超越的路径，写作者借它跨越有限性设下的藩篱，触探存在的极限。因此，真正的写作与AI无关。AI不能越界，其“作品”不承载主体性，也不指向真实的经验。它们可以被无限生产，但也会因过剩而无法被人类消费，化为大而无当的诗云。

但是，这套言论足以撼动AI大法官的威权吗？我曾就上述种种，向朋友做了一番雄辩阐述，他反问：对于读者，有何不同？即便AI生成的文本中没有主体性和真实性，读者仍会自动将感受和经历填充其中，令其生动可信。

我张口结舌。伽达默尔会对这反问投以赞许的微笑，它暗合了他的论断：语言具有无我性。而无我性恰恰证明了“我”的在场。阅读本质上是对话，每场对话都不属于“我”，而属于“我们”，对话开启者（作者）不可能通过言语把自己的意指直接递交给对方，响应者（读者）也要将自己的主体性注入言语，双方通力塑造一种容纳彼此的精神的现实。

回看AI文本，它不承载主体性，不指向主体视域中的真实，读者对镜自照般单方面决定了其“精神的现实”，这改变了阅读的性质，使阅读更具创作性。过去，作者被认为是阅读活动的主导，但AI证明，创作主体可以缺失，读者却不能缺席。人是语言存在的动机和方式，人的需求催生文本，没有人的响应，文本只是字符串。因此，AI不能从根本上夺走人类对语言的主权——即便人们停止创作，只被允许注视AI的“杰作”，但人的感受、经验、观念仍会灌注并塑造它们。那时，注视就是创作。

但在此之前，我会全力逃离AI大法官的幸福牢笼，坚持写到最后一刻。像陀氏信仰世界那般，我信仰写作，它也给予我丰赡的回馈。陀氏用写作反抗沉沦；奇乔瓦茨基靠解读陀氏修补了精神世界；而我，用本文向他们遥遥致意——顺带夹带自己当下的种种心曲：焦灼、苦痛、畏惧、不甘、渴念……我以赤诚将它们呈现于此，AI读不懂，但总会有人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