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尼山2025｜郑长忠：现代家庭传承文化并非对传统简单复刻

（原标题：倾听尼山2025｜郑长忠：现代家庭传承文化并非对传统简单复刻）

编者按

2025年7月9日至10日，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将在山东曲阜举办。

从2010年9月创立至今，尼山论坛汇集全球专家学者，汇聚世界文明智慧，共同为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贡献智慧，正日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凝聚人类文明共识的重要纽带。

当下，全球政治冲突频发、各国之间经贸壁垒陡增，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显得尤为迫切。

本届尼山论坛的主题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间关系与全球现代化”，并设置了“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发展”“儒家文化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齐鲁文化与世界文明”“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成人之美”“文明视野下的家庭意义与社会发展”“人工智能发展与人类文明走向”等多项分议题。

这个世界如何才能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同的文明如何相处和互鉴，人类才能拥有更好的未来？结合本次论坛的主题和各项分议题，经济观察报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与专家，以下是来自他（她）们的观察、思考和期望。

经济观察报记者 郑明珠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郑长忠，长期深耕家庭形态与社会发展研究领域，他凭借深厚的学术积淀与敏锐的现实洞察力，从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元视角剖析家庭与国家、文明的内在关联，其研究成果为理解社会变迁与家庭功能演变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在2024年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郑长忠提到，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推动文明诞生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承载着文化传承、身份塑造和情感支持等功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其在文明建设中的基础地位依然重要。

郑长忠强调，家庭通过“人的自我生产与养育”，成为观念传承与技能训练的核心载体。例如，“孝悌”观念在现代家庭中，虽摆脱了传统家庭权力结构，但仍以亲情关怀、亲子陪伴等柔性方式延续价值内核。现代家庭文化传承面临“传承什么”的命题——需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而非简单复刻。

在2025年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召开前夕，经济观察报采访了郑长忠。

经济观察报：你在去年的尼山论坛中提到家庭形态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变化，能否具体谈谈？

郑长忠：理解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形态的变化，需要在长波段的历史视角中审视。人类的存续离不开两种“生产”：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为解决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二是人的自我生产——为实现族群延续，同时推动人的成长发展及相应的生活构建。在古代社会，家庭同时承载着生产与生活的双重功能，在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需要大量人口协作，这使得家庭成为生产生活的核心载体，其中，生产功能尤为关键。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生产模式从农耕、小作坊向大规模工业生产转型。这一过程中，物质生产的主体逐渐从家庭剥离，家庭仅保留局部生产内容。

生产的两类属性在现代社会出现分化——物质生产更多由经济单位承担，家庭则主要保留“人的自我生产” 及相关生活功能。生活内容逐渐走向市场化——从饮食到各类生活供给，越来越多的生活场所与资源由社会提供，促使部分生活功能“外部化”。伴随这一趋势，家庭承载的社会职能较传统时期显著缩减。由此可见，现代化进程确实深刻重塑了家庭形态。

经济观察报：家庭形态在文明建设中处于什么基础地位？涉及哪些方面？

郑长忠：文明的传承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大建设，这五大建设不断累积与传承。随着生产力发展，文明内容也会发生新变化。

我认为家庭形态在文明建设中的基础地位体现在：五大建设中的基础性内容都必须由家庭来承担，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家庭承担的方式有所差异——有的是直接传承，有的是通过父母协助完成。因为家庭具备一项关键功能，即人的自我生产与自我养育。因此，五大建设中的诸多观念、基本做法及内部关系，都需要通过家庭来传承和训练。人在成长之后要参与文明建设，在成长之前则需先掌握相关的知识与技能，所以家庭在整个文明建设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经济观察报：你曾提到，现在家庭形态呈现小型化、代际离散化、婚姻延迟化，这些特征是否会对家庭的文化传承产生深层次影响？

郑长忠：家庭作为人类组织自身的一种方式，必然与社会发展形态相匹配，其演进始终与文明进程同频共振。

生产功能大规模外移是家庭小型化的核心动因。传统超大型家族以血缘为纽带形成刚性组织体系，承担农耕时代的生产生活职能；而在现代化推动下，这种体系从古代的局部解构走向彻底分化，先是演变为独立核算的核心家庭，后因计划生育政策、生育观念转变等多重因素，进一步缩小为“夫妻+ 1—2孩”的结构，这是两步递进的小型化过程。

代际离散化本质是现代化的产物。现代社会的人口跨地域流动，使子女与父母分居成为常态。婚姻延迟化则与教育成本攀升、学业周期延长、个体发展积累需求、婚恋观念变化及匹配难度增加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现象的本质是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文化传承的具体维度来看，现代家庭的文化传承并非对古典传统的简单复刻，而是涉及“传承什么”的命题——是传承全部古代文化，还是萃取优秀传统并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以“孝悌”为例，传统家庭中，基于“三纲五常”的刚性权力结构已发生改变，但“孝悌”内核以柔性方式延续，即便祖孙分居，亲情关怀仍传递着“孝”的观念；父母通过亲子陪伴，延续“尊老爱幼”的价值内核。

在关系网络层面，横向亲戚关系（如表兄弟辈）因代际离散而弱化，但新型情感共同体正在形成。年轻人更依赖朋友群的情感支持，同时通过社区、学校等社会资源完成对子女的教育，这是对现代社会的主动适应。

因此可以说，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需辩证看待。既要承认时代进步带来的变化，也要看见其中蕴含的建构功能——这是正反两面并存的现实。

经济观察报：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齐家”是关键环节，但近些年结婚率创新低，有观点认为这会导致家庭逻辑断裂，你如何看待？

郑长忠：从宏观角度来看，我依然认为这个逻辑没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本质上强调家庭在社会传承与治理中的基础作用，这一功能的内核并未改变。不过从微观趋势和长远发展来看，确实需要关注家庭结构的变化。如果单身现象持续增多，部分人终身不组建家庭，待其父母离世后，这部分个体便不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范畴，“齐家”的功能自然无法作用于他们。

当独身群体规模扩大，可能会从数量和结构上削弱家庭作为国家治理微观载体的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功能本身被解构——毕竟只要多数人仍在组建家庭，家庭的社会功能就依然存在。这里需要先明确讨论的前提：我们的分析始终基于“人类社会存在家庭”和“生物性人类延续”的基础。如果所有人都拒绝成家，几代之后人类消亡，讨论家庭功能自然失去意义；若未来社会彻底演变为个体无家庭的状态，国家治理的微观逻辑也会随之重构，但这属于极端假设，而非当下的现实问题。因此，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引导和支持人们组建家庭，这属于对策层面的话题，而不是单纯纠结于“逻辑是否断裂”的理论争议。

经济观察报：你曾在论坛中强调多方互动对家庭建设的重要性，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一些城市在探索“家、校、社、企”四方协同，在这类协同机制中，该如何界定各方的责任边界？又该如何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呢？ 

郑长忠：家庭建设是文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基础环节。从宏观层面看，国家需要在政策、制度、组织及观念倡导上引领家庭建设；从微观层面看，它又涉及柴米油盐、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现实问题。落实到微观主体，就需要在孩子教育、老人赡养、家庭内部协作及企业等职业共同体支持等方面形成合力。

现代社会中，家庭功能较传统社会大幅弱化，小家庭成为主流，许多生产与生活功能已外移至社会和市场，因此社会与市场有必要为家庭建设提供支撑。具体来看，“家、校、社、企”围绕家庭建设协同发力，表面上是各方让渡部分资源，实则为家庭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社会主义的逻辑并非否定资本等要素，而是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各方需以“共同体”思维合作，各尽其责。

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操作，边界如何界定？我们认为，要在各方守好本职工作的边界基础上，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创造协同条件。有时“意愿”比“能力”更关键——有意愿才会主动创造条件。因此，不仅要众筹智慧与力量，更要凝聚共同的行动意愿。

经济观察报：当下年轻人对自上而下的说教式引导存在抵触情绪，你在去年的尼山论坛中提到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工程”，如何让年轻人更好地接纳？

郑长忠：年轻人反感说教并非新现象，而是自古以来青春期乃至青年期阶段的正常叛逆心理的表现，不能因抵触就放弃引导。从顶层设计看，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国家推动的整体性倡导工作，是政策制度与组织推进的总抓手。在具体实施中，需要社会各方配合，关键在于“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年龄、群体及家庭差异进行精准引导，激发年轻人的主动参与意识。如此才能让年轻人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认同，真正融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经济观察报：如今各大城市公园存在相亲角，许多年轻人倾向于通过MBTI（一种性格测试方法）等方式进行婚恋匹配，而家长往往要求“体制内优先”。这种碰撞下，中国式家庭的组建逻辑是否发生了变化？

郑长忠：事实上，家庭婚恋观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中，这种变化既体现社会发展的时代性，也存在代际认知差异。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不同时代背景下教育模式的差异；二是成年人、老年人与年轻人因生活经验不同，对家庭、婚姻的理解存在认知与经验鸿沟。这种观念差异自古以来都客观存在，尤其在现代社会快速变革的背景下，不仅代际差异显著，人际观念分歧也愈发普遍，这些都是正常的社会现象。

经济观察报：最后回到现实关切。当下许多人面临“996”工作模式，甚至无暇顾及家庭。部分企业尝试推行“家庭时间储蓄账户”，你认为将家庭时间保障作为社会必要投资有何积极意义？除企业自主探索外，国家政策层面需在哪些关键领域提供制度性支撑？

郑长忠：你提到的“四方协同”确实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家庭时间保障本质上需要社会多方力量联动。时间保障是全球性问题——现代社会以来，西方社会曾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斗争，五一劳动节的设立正是为纪念这一历程。中国也不例外，尤其在数字化发展与企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内卷” 导致劳动时间被过度延长从而侵占家庭时间。为此，国家已出台反对内卷的相关政策，许多企业也积极响应，如明确不允许或不倡导加班。

在落实层面，需国家政策、企业探索与社会尝试多管齐下。例如湖北省决定在全省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就是地方的有益探索。对这类创新，应保持包容态度，鼓励通过多方探索与智慧完善方案。我们期待这些探索持续推进，逐步构建行之有效的家庭时间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