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40郭凯：建议将正常资金外流与资本外逃区分开来

（原标题：CF40郭凯：建议将正常资金外流与资本外逃区分开来）

文/高歌、李悦

中美经贸与地缘政治关系进入新阶段，面对来自关税、技术管制等方面不断施压，东盟市场因其战略价值、区位优势、人口红利与资源禀赋正在成为最具潜力承接中国产业、贸易的经济体。

10月22日，CF40发布的《金融服务企业出海白皮书：中泰合作视角下的机遇与挑战》（以下简称《白皮书》）指出，从绝对规模看，中国出口金额从2020年的2.59万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3.57万亿美元；从相对份额看，中国在全球出口贸易中的占比从2020年至2024年基本维持在15%。

《白皮书》称，中国的出口目的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作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虽然依然稳固，但其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与此同时，东盟市场快速崛起，自2022年起已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

当天，在《白皮书》发布会上，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CF40）执行院长郭凯认为，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出海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不能总是处于“飞地”状态，而从政策层面看：“首先，需要重新审视资金跨境流动，将正常的资金外流与资本外逃区分开来，在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扩大内需的同时加大进口力度，不能总是单边输出，还是要将中国打造成新的国际市场，推动国际经济多极化。”

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企业出海的逻辑不仅仅局限于“中国+1”战略，这一概念起源于全球企业为降低对中国制造业过度依赖的风险而采取的供应链多元化策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逐渐兴起，并在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开始加速实施。

自2018年起，出海成为中国企业为规避关税壁垒而进行的自发行为，越南、墨西哥等经济体扮演了“纽带”角色，承接来自中国的出口，再将其加工或转口至美国。也正因为此，在新一轮贸易摩擦中，尽管被不断施压，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贸易情况仍然显示出强劲韧性。

而随着国内竞争加剧以及产业升级等因素，出海成为一个更加合乎逻辑的选择，并且已经不再只是一种迂回策略，更重要的是需要重新审视企业出海的长期目的以及实际的影响，企业的供应链战略也需要重塑。

01 “不仅仅是为借道”

微观数据显示，制造业绿地投资自2020年开始显著回升，无论是投资金额还是项目数量均反映出强劲的复苏势头，其中“新三样”是制造业出海的核心支撑。

这背后既有资源与成本的考虑，如近年来对印尼的大量新增投资，包括电池材料生产、电池生产以及新能源车的生产，涵盖了锂电池和电动汽车产业的多个环节；同时也有靠近终端市场位置的考虑。

而中国在东盟的投资布局较为集中的就是“新三样”行业。根据上述《白皮书》数据，2020年—2024年，中国累计在东盟制造业绿地投资为659.1亿美元，其中“新三样”占比64.1%。具体而言，按投资金额看，新能源汽车集中在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光伏则集中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柬埔寨。

经过实地调研，CF40团队发现，关税是核心驱动因素，政局和政策的稳定性是企业选择投资地最关注的因素。

泰国因是诸多有利因素的交织点，成为适宜的目的地之一。但近乎井喷的出海规模也带来了现实挑战，比如，在泰国生产基本没有成本优势，有的企业成本高于国内；由于质量达不到或者数量不足，导致本地化采购困难，最终企业还是依赖更为便宜的国内供应链。在劳动力偏好方面，中国企业更倾向于老挝、柬埔寨等外来劳动力。

这意味着，出海企业的本地化不足导致并没有改善当地的供应链与劳动力吸纳情况。而由于出海节奏过快，也给东南亚国家带来较大的冲击，在此过程中，如果不能真正融入本地，成为真正的当地企业，这种出海模式也很难延续。

从具体的政策建议看，CF40认为，对中国政府与监管机构建议核心是从战略高度重新认识和支持企业出海；对其他国家政府机构而言，需要在承接中国企业出海过程中平衡机遇与挑战：比如，中国企业集群式产业链出海可能会对东道国产生一定的冲击，但长远看拒绝或许意味着失去产业升级的机会，各国需根据自身现状平衡好社会稳定和引进中国企业的节奏，涉及有效机制引导企业融入当地社会促进相互赋能等。

我们未来需要的不仅仅是借道。在发布会同日的交流环节，中国社科院院士、浦山基金会理事长余永定表示：“在今天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考虑一个问题，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并不是借道去美国，而是把这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去加强区域间的贸易，加强区域间的直接投资，使之成为自成一体的体系，事到如今我们该去思考这种可能性，促进直接投资、促进贸易。”

余永定认为，中国对东盟的贸易政策目标，不是对它们保持贸易顺差，而是可以贸易平衡。“如果贸易顺差，可以增加对那里的投资，加强这个地区的一体化，这在未来、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对东南国家都是有好处的。”

02 在地金融生态系统仍然成本偏高

开泰研究中心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布林·阿敦瓦塔纳更聚焦于金融服务层面，研究指出，多数在泰中国企业已经度过了最初的探索期，不少甚至深度融入了本地的供应链体系，但它们的成长之路并非坦途。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泰中国企业已成功越过初始投资阶段，正加速其本地化进程、实现业务多元化，并深度融入泰国经济。然而，支撑其发展的金融生态系统仍存在碎片化与成本偏高的问题。”布林·阿敦瓦塔纳指出。

其中，官僚流程的迟滞，成为横在投资者面前的第一道坎。与区域内营商便利度与监管效率的典范新加坡相比，在泰国完成公司注册和投资促进委员会（BOI）的审批，可能耗时长达3至5个月，而新加坡完成公司设立仅需数周。

而当企业站稳脚跟，金融“水土不服”开始显现。泰国当地金融机构难以用单一模式满足中国企业的多元化需求。大型企业寻求结构化、风险敏感型产品，而中小企业则迫切需要渠道便捷、条款灵活，能够支持其业务持续与渐进增长的融资方案。

跨境资金流动，更是大小企业共同的痛点。大型企业苦于泰国境内高昂的银行费用和中国外汇出境的延迟；中小企业则在外汇管制的约束下，现金流时常面临威胁。

外汇风险管理的普遍缺失，让众多企业暴露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下。根据布林分享的最新研究报告《走向全球的金融服务：从中泰合作视角看机遇与挑战》的核心发现，研究对56家企业展开调研，其中，在大型企业中，尽管有47%使用了远期合约等工具进行对冲，但同样有47%的企业竟然没有任何正式的风险管理策略。在抗风险能力更弱的中小企业群体中，这一比例高达67%。对冲工具成本高昂、产品可得性有限以及财资管理知识的缺口，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挑战虽多，合作的声音却愈发清晰。布林·阿敦瓦塔纳透露，泰国商界对中资的心态复杂而微妙，“一方面，他们认可中国企业带来了资本、技术与供应链的整合机遇；另一方面，他们也对技术差距、成本竞争以及业务节奏的差异表示担忧。”

然而，普遍的共识是：双方不应视之为零和博弈，而应深化合作，通过合资经营、供应商协作与技术联盟等方式，实现双向的产业升级。

在监管层面，研究建议为商业发展厅（DBD）与投资促进委员会（BOI）等关键机构设定明确的服务水平协议（SLA），目标是将审批处理时限控制在60至90天内；推进数字化申报与电子归档系统，实现跨部门数据互联互通，构建统一的线上服务平台；为电动汽车与可再生能源等战略性产业设立“绿色通道”，以加速审批流程；通过共享数据库与可互操作的数字身份系统，强化跨部门协同作业能力。

对于金融机构，研究则指明了四项战略优先。其中包括，提升泰国在跨境支付创新中的作用。扩大与中国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的对接，以此作为人民币清算的补充渠道，优化泰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促进中泰金融协作，探索接受中资机构出具的担保（如备用信用证）作为抵押品；共享中国母公司的信用信息等。促进投资便利化与中小企业能力建设，通过提供“中国业务一站式服务”，为投资者在BOI流程、合规与税务方面提供专业指引；并以中文开展外汇风险管理培训，增强中小企业的财务韧性。

布林·阿敦瓦塔纳认为，泰国需持续推进监管现代化、完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并深化与中资金融机构的协作。通过将监管的敏捷性与金融的创新性相结合，两国可共同迈向一个宏伟目标：构建一个富有韧性、高效率且具有包容性的中泰投资生态系统。这将最终惠及两国投资者、金融机构乃至更广泛的东盟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