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诫到梁思成：关于《营造法式》的千年对话

（原标题：从李诫到梁思成：关于《营造法式》的千年对话）

文博时空 作者 唐浩莹 1931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到北平。在中国生死存亡的10年间，他们带领营造学社的同仁踏上寻访古建筑的旅程，他们坐过拥挤的长途汽车、搭过硬板的骡车、也遇到过拦路的劫匪与流窜的军阀，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200多个县。究竟是怎样的魅力，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对古建筑如此痴迷？这一切，都要从李诫和他那部改变中国建筑史的“天书”《营造法式》说起。

从士族子弟到工部要臣

李诫，字明仲，北宋管城（今河南郑州）人，著名建筑学家。他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李南公在朝为官60年，其兄李譓曾任至龙图阁直学士。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李诫自小喜欢《山海经》、《搜神记》等杂学，涉猎广泛，博学多闻。

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赵煦嗣位，李诫奉父亲李南公之命进献贺表并呈送地方特产，借此机会他得到了郊社斋郎的官职，后来又到曹州府济阴县（今山东菏泽）担任县尉。从元祐七年（1902）开始，李诫便在将作监（主管土木建筑工程的机构）任职，在职期间他一路晋升，绍圣三年（1096）升任将作监丞，崇宁元年（1102）升任将作少监，崇宁三年（1104）升任这一机构的最高长官将作监。

在将作监期间，因在土木建筑方面技艺高超，李诫被委以重任，主持营建了许多有名的宫廷和官府，如绍圣六年（1099）主持修建五侯府，崇宁元年（1102）主持修建辟雍宫，后来又主持修建了朱雀门、景龙门、九成殿、太庙、开封府廨、钦慈太后佛寺等等，深得宋徽宗赵佶的信任。

崇宁四年（1105），宰相蔡京等进奏说，库部员外郎姚舜仁呈请在都城南偏东的地方修建明堂，并绘有图样献上。为此，宋徽宗特别召见李诫和姚舜仁问询，经过仔细考究，两人重新绘制了明堂图。

北宋时期的文士程俱在《李公墓志铭》中记载：“其考工民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在对待建造项目上，李诫极为认真，对每一处细节都力求精准把握。

《营造法式》：照亮千年的建筑“圣经”

说起李诫一生最大的贡献，莫过于编写了《营造法式》。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古代建筑规范的专著，是研究我国建筑学发展最详尽、最全面、最系统的科学宝库，也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建筑学著作之一。

北宋中后期大肆营建宫殿、苑囿、府邸和寺观，加上建筑规模、材料使用以及工时定额都缺乏统一的标准，因此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浪费，一些官吏甚至乘机舞弊贪污。

面对积贫积弱的财政困境，王安石从理财的考虑出发，在推行新法的熙宁年间下令编修《营造法式》，这是《营造法式》的首次编写。

这部《营造法式》于熙宁五年（1072）开始编写，到元佑六年（1091）完成，大约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称为《元佑法式》。在这期间，由于政治变动，其编纂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元祐八年（1093），宋哲宗赵煦亲政后恢复新法，并下令对《元佑法式》进行覆验。而覆验的结果却是：“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才制度，其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以至于最后并没有真正地施行。

于是，绍圣四年（1097），宋哲宗下令让时任将作监丞的李诫重新编修《营造法式》。

李诫长期在将作监任职，在工程规划、组织、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他又是个好学不倦、肯于钻研的人。

为了编写好《营造法式》，李诫一方面广泛参阅前人的《考工记》、《唐六典》、《木经》等有关建筑方面的史书和专著，认真吸取前人的成果；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当时工匠的实际经验，经常同经验丰富的工匠们一起分析比较各种建筑营造方法的优缺点，找出构件尺寸之间的相互比例关系，以求制定合理、科学的规范制度。

元符三年（1100），李诫终于编撰完成《营造法式》。编成之后，他又做了多次审核，直到认为确实没有“未尽之便”之处后才定稿。崇宁二年（1103），宋徽宗将此书颁行天下，从此国内建筑工程有了统一的标准。

在新修的《营造法式》序中，李诫写道：“渊静而百姓定，纲举而众目张。官得其人，事为之制。丹楹刻桷，淫巧既除；菲食卑宫，淳风斯复。乃诏百工之事，更资千虑之愚。”要让《营造法式》中的要求成为建筑范例，才能制约官员，让淳朴务实的风气再度呈现，让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东南大学潘谷西先生评价《营造法式》：“关防功料，最为切要，内外结合通行。”他认为，《营造法式》在建筑设计和建造过程中节约用材、减少开支以及防止腐败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营造法式》共三十六卷，除看详、目录外，正文有三十四卷，共357篇，3555条，其中有308篇、3272条是来自工匠世代相传的实用之法。全书体系严谨，大致可以分为释名、制度、功限、料例、图样五个部分，内容详尽，条理清晰。

释名部分通过阐释建筑术语，为理解全书奠定了基础；制度部分以石作、砖作、大小木作、雕木作等十三个工种为脉络，对选材、加工工艺及构件关联展开深度解析，将古代建筑工匠的精湛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功限和料例部分从标准化维度出发明确各工种的劳动量与用料规范，为工程管理提供了科学的量化依据；图样部分更是珍贵，大量工程图和彩画画稿相辅相成，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古代建筑独特的艺术风格与高超的技术水准。

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研究《营造法式》中的图样后大为赞赏：“李诫绘图室的工作人员所作出的框架组合部分的形状表示得十分清楚，我们几乎可以说这就是今日所要求的施工图——也许是任何文化中第一次出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工程师常常对古代和中世纪时候的技术图样为什么这样糟糕而觉得不解，而阿拉伯机械图样的含糊不清就是众所周知的事，中世纪的大教堂的建筑者是没有较好的制图员的。15世纪的德国，即使是达·芬奇本人，只不过是提供较为清楚的草图。虽然有时候也是十分出色的，西方是无法可与《营造法式》相较量的。”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营造法式》还提出了一整套木构架建筑的模数制设计方法，即“材分制”。材分制以“材”作为建筑设计的核心尺度，“材”有八个等级，可以按照房屋的种类和规模来选用。“材”的高度定为15“分”，厚度为10“分”。两层斗栱之间的高度称为“栔”，固定为6“分”，与“材”配合使用。大木做的一切构件均以“材”“栔”“分”来确定，这种做法早在唐初和佛光寺、南禅寺中运用，而这是第一次在文字中明确记录。

清雍正十二年（1734），清工部颁布《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该法则例取代了《营造法式》中的“材分制”，确立了以“斗口”为模数的设计体系，进一步简化了官式建筑的标准化流程。

《营造法式》的现代价值就在于它揭示了北宋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木构建筑中所使用的方法，让我们能够在实物遗存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文本了解当时建筑的细节，填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此外，书中还记载了许多现存建筑所不曾保留的、今天已不再使用的一些建筑设备和装饰，如檐下铺竹网防鸟雀，室内地面铺编织的花纹竹席，椽头用雕刻纹样的圆盘，梁栿用雕刻花纹的木板包裹等等。

如今，当我们走进武汉的黄鹤楼、山西的应县木塔、宁波的保国寺大殿等著名古建，依然能感受到这套千年标准的魅力。

才华横溢，却名隐尘烟

在建筑才能之外，李诫还是一位书画兼长、精通音乐的艺术家和渊博的学者。

李诫喜好著书，在地理、历史、音乐等方面都有广泛的研究。他著有《续山海经》十卷、《续同姓名录》二卷、《琵琶录》三卷、《马经》三卷、《六博经》三卷、《古篆说文》十卷，可惜现在只有《营造法式》存世，其他都已经失传了。

李诫擅长书法，且功力深厚，篆、籀、草、隶，无所不能。据说，他家藏的几万卷书中有几千卷都是他亲手抄成的。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作为南宋使臣路过北宋故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时，看到曾经的繁华之地如今已沦陷敌手，本是北宋皇帝祭天必经之路的州桥也已成为民族耻辱的象征，于是作《州桥》来表达黍离之悲。他在序注提到“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皆旧御路也。”其中的朱雀门正是李诫主持建造的。

当时朱雀门建成后，李诫对自己的作品非常得意，他亲自以小篆书写《重修朱雀门记》并进献给宋徽宗。宋徽宗阅后大喜过望，下令将全文镌刻在碑石之上，立于朱雀门下。

据北宋程俱《北山小集》卷三十三记载，李诫“善画，得古人笔法”。

皇上听闻其绘画造诣不凡，特地派遣宫中宦官传谕旨意，李诫遂将自己绘制的《五马图》进呈御前。皇上鉴赏后称赞不已：“李诫的图样和界画作品，工艺精细缜密，如果不是技艺极其高超、手艺精湛的能工巧匠，根本没有办法达到如此境界。”

大观四年（1110）二月的一天，宋徽宗召见李诫的哥哥李譓，忽然问起了李诫的近况，李譓回禀道，李诫为父守丧已满，目前正在虢州（今河南灵宝市）担任知州。然而十日后，当李譓再次在殿中奏报事务时，却带来了李诫离世的消息。徽宗听闻此事，不禁长叹良久，惋惜不已。

当年四月，李诫葬于新郑市龙湖镇梅山脚下的于寨村西。宋代时李诫墓土冢高大，后来遭到人为与自然的破坏逐渐荒废。2001年李诫墓公布为新郑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文物部门重新对李诫墓进行封冢、树碑、建亭，2006年李诫墓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0年11月，纪念中国建筑宗师李诫逝世900周年系列活动在郑州举行，达到了近百年来社会各界对李诫纪念活动的高潮。在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发表讲话称：“李诫是中国建筑界最为突出的一位，他留下的专著《营造法式》是当时世界上最突出的一本建筑宝典，其中精辟的理论，成熟的经验，都需要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

然而，李诫曾经却是一位被历史埋没的人物。

北宋灭亡后，关于李诫的历史资料全部被销毁，那本传说中的《营造法式》也在历史上神奇的失踪了。

《宋史》没有为他立传，明清两代《郑州志》、《郑县志》中也没有他的传记记载。《宋史》对其父李南公的评价更是“反复诡随，无特操，识者非之”；对其兄李譓的评价亦不高，认为他“待人刻薄”。

一位学人在为《宋史》不为李诫立传而鸣不平时说：“明仲迁官，悉以资劳年格，一心营职，不屑诡随以希荣利，宋史囿于义例，斤斤于道器之分，不为立传，亦何所讥。”李诫只会埋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更不会像现在的许多学者一样包装自己，他的名利都是自己苦干出来的。

千年之后再遇知音

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和林徽因步入婚姻的殿堂，而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正是为了纪念李诫。据陈学勇《林徽因年谱》记载，李诫墓碑上唯一的日期便是3月21日。

作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梁思成一生始终怀揣着两大学术宏愿：一是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二是读懂《营造法式》。

1919年，北洋政府官员、建筑学家朱启钤意外在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了失传已久的《营造法式》丁丙钞本，他如获至宝，立即与当时的江苏省长齐耀琳协商，积极推动该书的出版事宜。

1925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时，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营造法式》影印本。梁启超在信中写道：“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己朱桂辛校印莆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

当梁思成打开这本漂亮精美的著作，先是感到十分惊喜，随即却陷入了巨大的失望和苦恼中，因为它竟如天书一般，完全看不懂。

这对于一位成绩优异的建筑系学生而言无疑是一种挫败，但挫败背后还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梁思成接受的是西方建筑学教育，熟知西方建筑史，而当老师问及中国建筑史时，他只能坦言“尚无国人专著”。当时，西方人尚未注意到中国古代建筑的价值，日本人已经开始注意到并有了一些成果，倘若中国人不能写出自己的建筑史，这块阵地就会被别人占领，这是梁思成绝对不能容忍的事。

于是，他下定决心攻读此书。从25岁起，对《营造法式》的思索便伴随梁思成的余生，甚至渗透到了其学术之外的生活中：梁思成为儿子取名“梁从诫”，意为追随李诫。

破解《营造法式》困难重重，梁思成由今溯古，选择先攻下清朝工部编写的《工程做法则例》。他结合现存建筑与工匠口述，于1932年初步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的写作，两年后正式出版。

梁思成一直强调：“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必须实地考察现存的古建筑，才能发现其演变特点和规律。

从1932年开始，梁思成和林徽因带领营造学社的同事们踏上了古建寻访之旅：他们首先对蓟县独乐寺、宝坻广济寺进行了测绘，证实其为辽代遗构；1933年，深入河北正定考察北宋木构和宋金塔幢，后至山西大同、应县，记录云冈石窟、应县木塔等珍贵的古建筑；1937年6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梁思成终于发现了心心念念的唐代遗构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这座早于《营造法式》的木构建筑，成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关键实证。

1940年前后，梁思成提出可以系统整理《营造法式》，并将这种整理视为翻译工程：“把难懂的古文翻译成语体文，把难懂的词句、术语、名词加以注解，把古代不准确、不易看清楚的图样‘翻译’成现代通用的‘工程画’。”在工程画绘制上，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无制图软件的年代，其全凭手工绘制的图纸仍如艺术品般精致。

1949年后，梁思成身兼清华建筑系主任与城市规划、古建保护顾问，虽然教学任务繁重，却依然坚持《营造法式》的注释工作。1972年逝世前，他基本完成了注释上卷，由助手后续补全了剩余内容。2001年《营造法式注释》全书问世。

从1928年回国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到1972年病逝北京，梁思成一直从事建筑教育和古建筑研究工作，其中直接从事研究《营造法式》长达19年之久，占据了其半生的学术生涯。

历经半生颠簸，梁思成感慨道：“当年飘洋过海去国外学习建筑学，才猛然警觉，最好的建筑学其实就在中国。”

知音难觅，千年一遇。从1103年李诫编成《营造法式》，到2001年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全书出版，时间跨度近900年。两位建筑大师跨越时空的对话，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图片 | 唐浩莹

排版 | 刘慧伶

设计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