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周爱明：气候融资撬动私营资金，多边机构是“桥梁与催化剂”

（原标题：专访周爱明：气候融资撬动私营资金，多边机构是“桥梁与催化剂”）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卢陶然、李德尚玉 北京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进入第二周的谈判关键期，谈判方即将对于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等资金的量化指标以及透明机制展开更深入讨论。

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发布的《双年透明度报告与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综合报告》显示，有37个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发布了2030年前气候行动所需的资金，总计约3.4万亿美元。同时，49个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发布了已获得的气候资金，总计608.4亿美元。

面对发展中国家以“万亿”计的资金需求与现实到账资金规模的悬殊差距，多边开发机构能做些什么？在支持国家NDC目标的实现、助力企业“出海”投资上，亚行又有哪些解决方案？

围绕以上问题，近日，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首席代表周爱明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周爱明拥有20余年国际发展合作经验，从早期能源基建投资到当前的气候创新融资，曾深度参与亚行在中国及亚太地区的多个标志性项目。

周爱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从1990年代支持上海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到推动京津冀空气质量改善计划，再到最新启动亚太创新气变融资机制，亚行的角色已从资金提供者转变为知识和创新的合作伙伴。尽管COP30全球气候谈判面临地缘政治挑战，周爱明对务实合作持审慎乐观态度。他表示，亚行将继续通过“资金+智力”双轮驱动，既提供项目融资，更注重标准共建和经验共享，助力实现气候目标。

多边机构如何参与中国绿色转型

《21世纪》：中国“十五五”期间，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你怎样理解其中要义？

周爱明：从中国绿色转型的背景来看，中国作为传统工业国家，长期依赖钢铁、水泥等传统工业拉动基建与制造业出口，而传统工业发展高度依赖能源，形成了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结构。这是绿色转型的基础背景，也决定了转型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技术与资金的衔接存在缺口。过去二十年来，绿色先进技术曾经多集中于欧美国家和地区，但中国通过加大研发投入，目前在诸多绿色技术领域已实现领先。然而，“技术拥有”与“技术应用”之间存在信息差。从技术落地到实际应用，需要资金作为支撑，由此形成“技术-资金-应用”的衔接。形象地说，技术是硬件，协作是需各方沟通协调的软环境，而投资是连接硬件与软环境的桥梁。唯有通过有效投资，才能推动技术从“拥有”走向“应用”，让协作从沟通落地为行动。

亚行与中国已有近40年合作历史。截至2024年末，中国从亚行获得的资金累计约425亿美元，涉及1200多个贷款、捐款及技术援助项目。亚行作为国际发展机构，不仅提供资金支持，更注重附加价值。例如2024年亚行行长访华时，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签署合作备忘录，明确既引资，也引智的合作方向。当前亚行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转型阶段：不仅中国需要亚行的支持，引入资金、知识与智力资源，同时通过亚行把中国的经验和实践分享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双向赋能的合作格局。

《21世纪》：中国在今年9月宣布了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亚行有哪些具体的金融工具或项目能助力这一目标落地？

周爱明：亚行助力中国经济发展和当下的绿色转型，有诸多标志性案例，按时间线可梳理如下：

早在90年代初，中国推进浦东改革开放时，亚行便参与了上海南浦大桥、杨浦大桥的建设，这两座桥梁至今仍是上海的重要交通枢纽；本世纪初针对当时苏州河“臭水沟”的污染问题，亚行支持苏州河治理工程，如今苏州河已成为上海的生态景观带，这是亚行早期参与中国生态治理的典型案例。

能源领域，亚行在2009年支持了天津燃气联合循环项目——该项目为煤气化煤电项目，效率达49%左右，远高于传统煤电；更具前瞻性的是，当时亚行便与项目方联合开展碳捕捉技术研究，在当下碳捕捉和存储已经成为应对气候减排的全球热门技术之一。

空气质量治理方面，2015-2020 年，针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雾霾问题，亚行推出“京津冀空气质量改善系列项目”，6年间8个项目累计投入24.5亿美元，支持政策改革、清洁技术落地、金融工具创新等多个维度。例如联动金融机构，整合亚行资金与社会资本，放大投资效应。最终项目成果显著，北京空气质量良好天数提升来10%左右，至现在每年300多天。

面向中国 “十五五”规划与2035年NDC目标，亚行也在探索新的合作方向。2024年，亚行在亚太地区首次推出南洞庭湖湿地治理项目，投入1.5亿美元，核心是保护与民生并重。一方面开展湿地生态保护，另一方面通过生态旅游、芦苇生态利用等项目，帮助当地农民、渔民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提升收入，同时保障候鸟迁徙安全。该项目契合202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精神，以及中国对湿地保护的战略部署，是适应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的创新实践。

1美元担保撬动4.5美元投资

《21世纪》：亚行曾发布报告称，受气候变化影响，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到2070年GDP或下降17%，气候风险显著。尽管COP29设定了3000亿美元资金目标，要实现温控目标、降低经济气候风险，究竟需要多大规模的资金？亚行又如何撬动资金落地？

周爱明：首先需明确，气候资金需求属于“天文数字”，没有任何机构能给出绝对精准的数值，但可以确定的是，每年的资金需求以“万亿”计，这是全球共识。

亚行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区域多边开发银行，承诺从2019至2030期间，总共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大概每年90亿美元气候相关的投融资，这占亚行每年整体可提供资金的将近1/4。

但这对弥补整体气候资金每年以万亿为单位需求而言杯水车薪。因此解决资金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亚行自身投入多少资金，而在于“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亚行的核心思路是“Finance++”（金融++），通过资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尤其是私营资本，和知识合作与创新。

要让私营资本进来，核心任务是解决风险与收益的平衡。政府与国际机构需帮助降低风险、弥补信息差，让私营部门看到有吸引力的投资回报，同时通过有效的政策培育对气候投融资利好的营商环境。

《21 世纪》：亚行对此有哪些成功案例？

周爱明：亚行的具体实践有两个典型案例。2024年在阿塞拜疆巴库举办的COP29期间，亚行推出“亚太创新气变融资机制（IF-CAP）”，这是多边开发银行中首个以少量资金撬动大规模投融资的机制，通过整合合作伙伴资金提供担保，按保守测算，1美元担保可撬动4.5美元投资。目前该机制已募集22.8亿美元，预计可撬动100亿美元新增气候投融资。

除了提供担保以外，我们也与保险机构合作。亚行不直接提供保险服务，但通过与10家全球保险机构建立合作，动员27.5亿美元私营资本投入新能源、绿色交通、可持续数据中心等领域，通过保险工具分散项目风险，增强项目对资本的吸引力。

简单来说，亚行的角色是“桥梁与催化剂”，连接公共资金与私营资本，通过创新金融工具降低投资风险，让更多资金愿意投入气候领域。

《21世纪》：公共资金与私营资金的比例是怎样的？国际上相对成熟的气候投融资模式是什么？

周爱明：从全球层面来看，公共资金与私营资金大致各占一半。原因很简单：大型气候项目（如减排相关的基础设施）资金体量大、回收周期长、风险高，很难由私营企业单独投入，这就需要公共资金（政府或国际机构）介入。要么直接投入，要么通过政策保障、风险缓释等方式撬动私营资本。

国际上相对成熟的商业模式是“公私合作（PPP）”，即政府负责提供政策保障、建造基础设施和投资平台（如电网、新能源工业园），鼓励和吸引私营部门参与下一环节的投资，如建设运营和维护等，充分发挥政府的风险兜底优势与私营部门的效率优势。比如在清洁能源项目中，政府可通过电价补贴、土地政策降低初期成本，私营企业负责投资建设，电厂的运营与技术迭代。让公共资金解决“不敢投”的问题，私营资金解决“投不好”的问题，二者结合才能让气候项目从可行走向可持续。

大国行动会成为全球气候合作的“定海神针”

《21世纪》：在当前复杂的全球政治环境下，个别国家退出《巴黎协定》、地缘冲突加剧，你对未来全球气候合作，尤其是COP30的谈判是否乐观？

周爱明：坦诚而言，当下的全球政治环境、地域分歧确实让气候合作面临不少挑战。例如个别国家退出《巴黎协定》，不仅影响气候资金投入，也可能削弱整体合作氛围，这是客观存在的困难。但从长远视角来看，我仍认为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对全球气候合作前景抱有信心，主要基于三点理由：

第一，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已形成共识。无论是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感同身受”，还是全球气象数据的科学论证，都明确证明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且对人类生存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应对气候危机”是必须坚守的方向，不应因为短期政治波动而改变。

第二，“为子孙后代负责”的共识在凝聚。气候行动并非“一代人的事”，而是关乎未来几代人生存环境的长远命题。越来越多国家、机构和民众意识到，即使短期面临成本与风险，也要为后代留下可持续的家园。

第三，《巴黎协定》的框架已明确方向。十年前《巴黎协定》就划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明确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国际机构的分工。如今中国修订2035年NDC目标，欧盟也递交了NDC，这些大国行动会成为全球气候合作的“定海神针”，带动更多国家跟进。只要各方不偏离《巴黎协定》的核心框架，即使谈判过程中存在分歧，最终也能找到共识。

《21 世纪》：基于这种乐观，亚行下一步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推动绿色发展中，将如何帮助企业应对风险？

周爱明：亚行的章程明确将“区域合作”作为核心政策。对于企业在走出去，投资绿色项目中面临的汇率风险，亚行有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亚行可提供多币种资金支持。亚行的核心币种包括美元、日元、欧元，同时可根据借款方需求提供当地货币（需结合亚行资金来源情况）。例如企业在土耳其投资，若担忧汇率波动，可与亚行协商采用欧元或土耳其里拉进行资金结算，直接降低汇率转换风险。

另一方面，亚行可提供灵活的融资模式。除传统贷款外，亚行还可通过联合融资、担保等工具，联动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设计“多币种组合融资方案”，进一步分散汇率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