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栽大树，还是孕育种子？杭州润苗基金押注“最初一公里”

（原标题：移栽大树，还是孕育种子？杭州润苗基金押注“最初一公里”）

21世纪经济报道 赵娜

资本趋于避险，市场谨慎观望，杭州却在将筹码压向最前端——最早期、最脆弱，也最决定未来创新力的“最初一公里”。

11月18日，首期规模20亿元、存续期长达20年的杭州润苗基金正式成立。这只基金的标签十分鲜明，聚焦“投早、投小、投长期、投人才、投硬科技”，专注科技型初创企业早期乃至“第一笔投资”，考核机制上不以单一项目盈亏作为评价依据。

润苗基金并不是一只孤立的新基金，而是近期杭州推出的“润苗计划”的关键一环。后者试图用一套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制度设计，来重塑这座“创新活力之城”的科创生态：从科技型中小企业，到“好苗子”，再到高新技术企业、“新雏鹰”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构成一张自下而上生长的“金字塔梯队”。

在创投圈普遍趋向避险的当下，这一套组合拳的指向已经十分明确——与其竞争“移栽大树”，不如大力“孕育种子”，将政策和资本前置到科技型初创企业的“最初一公里”，在创业马拉松的起跑段就把补给递到选手手里。

杭州科创集团董事长曾维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这套创新体系，真正破解早期投资难题，为杭州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源源不断的优质项目。”

今年初以来，DeepSeek出圈让全球关注到中国企业的AI实力，也让杭州“六小龙”进入大众视野。它们之所以能集中冒头，是杭州多年持续投入创新的自然结果。

这座城市的科技政策体系，一直带着一种不求显绩、但求厚植的气质。正如当地政府领导和相关单位负责人常说的那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其背后是一种延迟满足的城市格局：不急于在既有产业链上“买大树”，而是更愿意耐心为未来的深根系松土添水。

当前正值“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起航的交汇点，杭州再次凭借“润苗计划”掀起一轮制度创新浪潮。继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新雏鹰”企业培育管理办法之后，“润苗计划”成为构建覆盖企业生命周期培育链条的又一重要举措。

梳理《关于实施“润苗计划”陪伴式扶持科技型初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称《若干意见》）可以了解到，“润苗计划”包括“选苗育优”“扶苗培土”“蹲苗提能”“壮苗促长”“护苗陪跑”五大行动和相应的20条重点政策举措。这不是一次性补贴的简单加总，而是一套系统工程式的顶层安排，将杭州版科创“金字塔”中不同梯度的企业纳入同一套成长叙事之中。

《若干意见》提出了明确目标：到2027年，全市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5万家、“好苗子”企业3000家、高新技术企业2万家、“新雏鹰”企业300家、科技领军企业100家，形成科技型初创企业“铺天盖地”、科技领军企业“顶天立地”的“金字塔”形企业梯队。

在这套结构里，本次的发力点落在“种子”和“好苗子”两类企业身上。

在创投行业惯例中，种子轮和天使轮被视为早期投资的一部分：前者多用于开发雏形、进行市场测试，后者则更多聚焦于产品概念验证。杭州在官方披露信息中，为其创新生态中的“种子”和“好苗子”作出界定：

所谓“种子”，是指成立时间不超过5年、职工总数不超过100人、营业收入原则上不超过2000万元、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不低于3%的科技型初创企业。

“好苗子”则指研发人员占职工总数比例不低于10%、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不低于5%、融资不超过2000万元或估值不超过2亿元的优质科技型初创企业。对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填补市场空白或具有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企业，上述条件还可以适当放宽。

截至2024年底，杭州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6万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34677家。这为“润苗计划”提供了厚实的“底盘”。杭州市科技局副局长俞钧透露，将从科技型中小企业中筛选6000家“种子”企业，重点从“种子”企业中每年遴选1000家“好苗子”企业。

在“润苗计划”的五大行动中，润苗基金属于“壮苗促长”行动的政策举措之一。

根据规划，这只基金重点投向设立不超过5年、人员规模不超过100人或估值在1亿元以内的科技型初创企业，且标的企业必须是处于技术研发或产品雏形阶段、开放融资在A轮之前的早期项目。

从一开始，润苗基金就不是一只常规意义上的政府引导基金。第三方机构 LP 投顾团队在一篇文章中评价说，“润苗基金的设立，其意义远超20亿资金本身。第一，它是杭州创投生态多样性的关键拼图。第二，它是国资创投转型的风向标。”

如果说传统基金投资更像一套基于项目评审的筛选机制，润苗基金要做的则是一位有血有肉的“长期合伙人”，带着明显的去行政化和去短期化特征。

最直观的变化是长达20年的存续期。在政府投资基金乃至人民币基金领域，7+2年是普遍结构，10+2年已属“长线”。润苗基金把时间轴进一步拉长，相当于将自身从“政策性工具”调整为“城市型资本”，真正具备了与硬科技研发周期对齐的可能。

伴随时间尺度的改变，基金对“时点”的选择更加精准。润苗基金将投资阶段限定在A轮之前，强调“第一笔投资”，不控盘、不做第一大股东。加之配套的优先股、可转债等方式，在保护创始团队主导权的同时，也激发和强化了创业团队的主动性。

具象的转变还出现在决策端。润苗基金设立了由七人组成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其中四席由产业、技术、投资领域的外部专家担任，内部委员仅三席。决策权从“内部主导”有意识地转向“专家主导”，在提高专业化程度的同时，也有效规避了“内部决策惯性”。

与决策机制调整相呼应的，还有润苗基金在杭州基金矩阵中的定位。

润苗基金专注“起点”，后续可以由杭州科创基金、创新基金和并购基金等接力跟投，通过“3+N”产业基金集群，在资本链条上形成自然接力——从种子期、初创期，一直到成长期、成熟期，杭州国资资本已构建一条相对完整的“股权走廊”。

业内人关注到的还有考核机制的优化。润苗基金明确“不以单一项目盈亏作为评价依据”，在国资基金团队的激励和容错上，给出更清晰的制度空间。对早期投资而言，这几个字等于卸下了长期压在国资创投头顶的那只“紧箍咒”，也是破解“不敢投、不愿投”难题的关键一笔。

“润苗基金的启动，不只是增加一支政府引导基金，更是城市发展思维的转变。”十二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周国辉评价道。

周国辉曾任职于浙江省科技系统，不少创投和科技行业的人读过他今年出版的《有为与有效》。这本书以“杭州六小龙”现象切入，总结了“政府有为不越位、市场有效不缺位、人才有根不断代、文化有魂不自满”的浙江创新密码。

周国辉在文章透露了更多关于润苗基金的细节：基金明确聚焦“投早、投小”，专项投资成立5年以内的科技型初创企业，单个项目投资额不超过500万元，出资比例不超过20%，不做第一大股东。在他看来，基金注入的也不只是单纯的资金，而是对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的信心，也预示着更多符合市场规律和主体需求的优质服务。

从移栽大树，到孕育种子；从追求短期规模，到培育长期生态。这种叙事背后，是杭州对自身创新路径的一种坚定判断：不怕失败，并且允许失败；不追求控制，而是鼓励试错；不是只看当下的确定性，而是主动押注未来的不确定性。

杭州希望由此培育出的，是一片热带雨林式的创新创业生态。杭州市国资委副主任温悦就此表示，打造市本级首期规模20亿元、存续期限长达20年的润苗基金，重点就是为这些科技型初创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早期支持乃至“第一笔投资”。

创新生态的成熟，从来不是一日之功。在硬科技漫长的时间尺度里，耐心和陪伴尤其稀缺。

当一座城市愿意在“最初一公里”上押注制度、押注资本、押注时间，也就意味着，它真正做好了“包容十年不鸣，静待一鸣惊人”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