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我国老龄化具有超常规性，应用西方社会和市场逻辑解决代价高昂

（原标题：郑功成：我国老龄化具有超常规性，应用西方社会和市场逻辑解决代价高昂）

“我不同意中国的老龄化跟全球的老龄化一样，如果应用西方的社会逻辑和市场逻辑来解决我们的养老问题，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在11月28日举办的第十届新金融论坛上如是说。

郑功成认为，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超常规性，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目前的现状表明我国需要进一步改善发展养老金融的政策环境，提高政策的精准度，增强养老金融理性的识别性”郑功成表示。

他提出了推动养老金融“行稳致远”的三大努力方向：优化现行三大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动其尽快走向成熟定型；公共养老金、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商业养老金要明确各自边界，需要在各行其道、各守其规、各尽其责、各得其所的条件下实现协同发展；通过提高劳动报酬、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推动养老金融的发展。

“超常规”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的现象、世界性的趋势。郑功成在演讲中指出，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超常规性：

一是规模超大，现在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3.1亿多人；二是速度超快，从轻度老龄化到中度老龄化到重度老龄化，我们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不到20年的时间，还需要几年时间进入重度老龄化，2035年，在全世界人口的老龄化进程当中是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更严峻的挑战在于结构的深度叠加：一是快速的高龄化，60岁以上的老人2010年全国只有1600多万，2020年3600多万，现在4000多万，很快达到8000万，这是一个长寿的时代；二是断崖式少子化，近几年时间从1800万到现在900万左右（新生儿）。

除了这两点加上家庭保障功能的快速弱化,家庭保障功能传统快速走向式微，以及养老需求多元化、个性化。

郑功成指出，短短20年间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如此多的深刻变化，并且叠加在一起，这是人类社会迄今以来没有发生过的现象。

他警告称“如果应用西方的社会逻辑和市场逻辑来解决我们的养老问题，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

三大结构性失衡

我国的养老金融包括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以及各种商业性的寿险产品和其它养老服务的融资，这是一个持续壮大的金融板块。

据了解，目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大概9万亿，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大概7万亿，商业性的养老金融产品包括个人养老金总量在8万亿，还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动态储备基金2.9万亿，以上几项总量在27万亿以上，可见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郑功成肯定了我国养老金融已取得的显著成就：这个规模养老金的存量构成了我们对养老金制度有信心的重要来源，同时也表明养老金制度特别是基本养老金制度的核心性在不断增强。

他特别指出，去年底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数高达3.28亿，形成了一个覆盖范围远超60岁以上人口的 “超级养老金” 体系。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郑功成犀利地指出了养老金融发展存在的三个结构性失衡问题。

首先，多层次养老金结构性失衡。27万亿的养老金规模仅占GDP的19%，规模仍偏小。其中，近一半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及储备基金，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及商业养老金占比明显偏低。

其次，法定养老金待遇结构性失衡。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水平相对较高，而超半数以上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金水平明显偏低。

最后，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结构性失衡。上述两种失衡导致“待遇高者有购买力无需求，待遇低者有需求无购买力”的困局，政策层面对如何提升低收入群体养老金层次考量不足。

郑功成强调，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整个养老金融的健康持续发展”。

三大方向发力

“目前的现状表明我国需要进一步改善发展养老金融的政策环境，提高政策的精准度，增强养老金融理性的识别性”郑功成表示。他提出了推动养老金融“行稳致远”的三大努力方向：

一是以促进公平、缩小差距为目标，优化现行三大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动其尽快走向成熟定型。这是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的必要条件。

二是公共养老金、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商业养老金要明确各自边界，需要在各行其道、各守其规、各尽其责、各得其所的条件下实现协同发展。不能定位不清晰，功能错位，这样会妨碍养老金融的发展。

三是通过提高劳动报酬、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推动养老金融的发展。

郑功成对养老金融的未来持乐观态度。“我们有理由相信，进入‘十五五’时期以后，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必定成熟定型，多层次养老金的结构会优化重组，对养老金融的需求也会持续高增，作为以共同富裕为追求目标的快速现代化国家，优化现行的政策，重构秩序，我国的养老金融就一定得到快速的持续发展。”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