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人”的第八次征途（下）

（原标题：“辞海人”的第八次征途（下））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宋馥李

“辞海精神”与“辞海人”

1989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为第四版《辞海》题词，提出“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的要求。

这一题词正式提出了“辞海精神”，并与“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紧密联系起来，赋予了《辞海》编纂更高的文化使命和国家意义。

有学者认为，1980年代是中国社会从“知识荒漠”走向“知识复兴”的年代。在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稀缺的年代，承担了巨大的知识普及功能，成为无数自学成才者的精神食粮。

例如，山东泰安市的读者张作光，1984年获得了组织推荐，报考带薪脱产的两年制大学，但他只有初中学历。为此，单位领导把一套第三版《辞海》赠予了他，张作光就是依靠自学，再结合《辞海》的查考，最终考上了大学，成就了更好的人生。

因此，“对不对，查《辞海》”这句口头谚语，由广大读者口口相传，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反映了《辞海》在知识人心中的地位——遇到知识上的疑问，第一反应是翻开《辞海》查证。

当一本工具书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联系起来，“辞海精神”不仅体现了无数的个体认同，“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评价，更指向为一整套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

参与《辞海》编纂的主编、专家学者、编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语境下，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辞海精神”加以阐释。例如，《辞海》编辑李纳说，“‘辞海精神’凝结在一代又一代‘辞海人’的奉献中，体现在切磋琢磨的收词审稿中，贯穿在质量保障体系的各项制度中。”

但一个共同的表述是，“辞海精神”是在百年来艰苦卓绝的编纂实践中凝结而成的精神品格，又反过来塑造和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奉行此精神的“辞海人”。

1998年，国家主席江泽民为《辞海》题写了书名。1999年在上海接见了时年已96岁的《辞海》主编夏征农以及随行的副主编，表达了对《辞海》编纂者的高度肯定。这一年，巢峰先生也将“辞海精神”进一步阐释为五个方面：奉献精神、严谨作风、科学态度、整体意识、严明纪律。

其实，“辞海精神”的提出和升华，既有对全体编纂者的肯定，也有更为深远的现实意义。

第三版《辞海》的空前成功，开启了中国辞书大发展的时代。198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一大批代表国家文化水平的标志性辞书相继问世。例如，《辞源》修订本也于1984年出齐，与《辞海》形成“一古一今”的格局；《中国大百科全书》于1978年启动，历时15年，于1993年全部出齐；《汉语大辞典》1975年启动，1986年出版第一卷，1993年全书出齐。

辞书大发展的同时，随着中国出版社“自负盈亏”的市场化改革，也出现了“粗制滥造、重复剽窃、质量低下”等严重问题。此时，兼任中国辞书学会?第一副会长?、?代会长的?巢峰，还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辞书“打假批劣”，并推动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相关规定，建立辞书质量检查制度。

?巢峰先生认为，辞书的质量的优劣，绝非简单的“工具书好不好用”的问题，而是关乎文化传承的准确性、国民教育的根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乃至国家文化安全的深层命题。

在辞书的编辑实务中，“词条反映的所有观点都要有依据，所有依据都要标明出处，引用的语句不能有一个字的差错”的严苛标准是否被信守和坚决贯彻，仍有赖于一代一代辞海人去奉行。

今天，当我们要理解“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这一评价背后的“辞海精神”，或许仍要看看《辞海》的老编辑们，究竟是怎么做的。

舒新城在主编《辞海》时，遇到了鲁迅小说《故乡》中的一个字——【猹】。原文描写闰土“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舒新城遍查手头资料，却找不到这个字的任何出处和释义。舒直接致信鲁迅本人求教，而鲁迅收信后，于1929年5月4日亲笔回信：

“猹”字是我据乡下人所说的声音，生造出来的，读如“查”。但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动物，因为这乃是闰土所说，别人不知其详。现在想起来，也许是獾罢。

这一段为一字求证的书信往还，成就了《辞海》编纂史上的佳话。当然，也因了“猹”为鲁迅发明的生字，它也被收入《辞海》，成为一个正式的字。

80多年后，《辞海》的修订来到了第七版。

年过七旬的语词学科主编王继如先生为了弄清楚【稷】为何物，与【黍】【穄】等有何不同，与今天的小米、大黄米、糜子是何关系，查阅了各大工具书、相关书籍，并在网上查阅了大量的图片和文字内容，还通过学习网络购物，买来了小米、大黄米、糜子等煮熟做比较，并与内蒙古、山东等地的卖家进行交流。

王继如先生最终给出结论：小米称“稷”、大黄米称“黍”、糜子称“穄”，还做了三种谷物及其植株的对比图。

《辞海》编纂跨越百年，这百余年，技术可以迭代，形态可以变化，但对知识的敬畏、对质量的坚守、对读者的责任，永远是辞书出版不可动摇的根基。《辞海》的编辑因此被反复灌输着一个三段式信条：

辞书是工具书，工具书是标杆和准绳，标杆和准绳发生差错就是误人子弟。

因为《辞海》所独有的准绳的意义，在工具书之外，很多人将其视为“国家背书”。这集中体现在人物类词条的立目上。一个历史人物在《辞海》中是如何呈现的，常常被视作一种国家认可。例如，近现代人物的释文中，要不要加以“伟大”“杰出”来形容，哪些人要冠以“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触及了十分敏感的历史评价和党史研究，需要以高度的智慧去理解和把握。

因此，《辞海》为了把错误降到最低限度，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质量管理体系，从稿子进入编辑程序起，要经过23个环节，每个环节经手人都要签名承担责任。

但这并不意味着《辞海》不会犯错。

在徐庆凯和秦振庭合著的《辞海论》一书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历史的检验证明，《辞海》以其突出的特点和较高的质量适应了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事实也表明，《辞海》并不那么完善，书中存在着不少缺点和失误，虽经五次修订，不断有所改进，仍未能尽如人意。其中所包含的无数经验教训，实在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都长期参加《辞海》编纂，徐庆凯曾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秦振庭曾任辞海办副主任、《辞海》编委。两位《辞海》的“老编辑”都认为“《辞海》并不那么完善，存在着不少缺点和失误。”

关于“改错”的故事，贯穿于《辞海》百年编纂史中。

“‘辞海精神’中，这个‘一丝不苟’的精神，您觉得体现为什么？”

“《辞海》是由人编纂的，因此一定会犯错。有错必须改、马上改，才能体现高度的责任感。”唐克敏说。

承认错误是修订的起点。《辞海》每一次犯错不仅要及时修改，还要分析犯错的缘由，讨论如何避免这一错误的办法，如何在流程和制度上避免再犯错，这些内容常常在《辞海》的内部刊物《辞海通讯》中刊出，以供编辑团队共鉴。因此，《辞海》犯错的“无数经验教训”也日积月累，成为“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巢峰先生在85岁高龄时，出版了《辞书记失——一百四十三个是与非》一书，系统“揪出”包括《辞海》在内的各类辞书中的失误。书中涉及从“生活品质”到“信仰宗教”，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市场和市场经济”等143篇短文。

唐克敏先生已经退休10余年，但仍然担任《辞海》的审读。他凭借着几十年的编纂经验，在后期为《辞海》把关，使《辞海》尽量少一些错误。

为《辞海》挑错的，还有难以计数的“编外”审读——热心读者。“读者里面有高人”，他们怀着对知识的敬畏，系统性地挑错、提意见。这种不计报酬、纯粹为了提升书籍质量的参与，同样也是《辞海》不断完善的力量。

上海辞书出版社与《中华读书报》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3月曾举办了一次“百年《辞海》•我心目中的《辞海》”征文活动，收集了诸多给《辞海》挑错的故事。

安徽的读者丰志宣，在2010年出版的《辞海》普及本中，发现有一个字抇（hú）的右半边，应该为“曰”，而不是“日”，《康熙字典》和《辞源》里有明确的说明，《辞海》的第三版和第四版都是错的，将“曰”写成了“日”，到了第五版，好不容易改了回来，但到了第六版，却又改错回去了。

丰志宣写信给《辞海》编委会，很快便收到了回信，采纳了相关建议。

广东的读者林迅发现，在第五版《辞海》中，在诸如【陈寅恪】【黑色幽默】【第二十二条军规】等词条中，涉及同一城市的译名不统一，有的是苏黎世、有的是苏黎士，他将这些规范性建议寄给辞海编委会，很快也收到了感谢信：“感谢您对《辞海》的关心和爱护。您的意见完全正确，我们将在重印时改正。”

此外，上海读者彭靖则建议扩大条目的收录范围，增加长期在国外工作的著名汉学家与知名学者的条目，并开列了汉学家名单。这些建议也部分得到了采纳。

奉行开门编纂原则的《辞海》，正是在广泛吸纳建议和不断改错中，才得以不断地修正。

第七版《辞海》出版后，上海辞书出版社设置专人处理读者关于《辞海》各种问题的来电来信，并在《辞海》网络版界面设置“我的反馈”专栏收集用户各种意见建议。而随着网络版的上线，修订也不再以10年为期，一些需要修改和增补的内容，只要确认好，就可以即时在网络版上修订。

凡此种种，这些通过各种方式完善《辞海》，都是广义上的辞海编纂者，都是“辞海人”。

“如果‘辞海人’是一个词条，您如何给出定义和释文？”

“我认为，‘辞海人’是一个稳定的、权威的学术共同体。”上海辞书出版社张敏副总编辑说，他们或许不仅仅指代某一群人，而是一个由多重身份交织而成的、有着共同精神追求的庞大网络。

“辞海人”，还包括诸多拥有资源的副主编群体，他们中既有高校、科研机构的负责人，也有著名的专家学者和出版家，有时，他们或许不直接撰写条目，但他们从更高层面对全书的知识框架进行搭建，对词目单进行宏观审定，给予的资源支持、所起的作用却非常重要，是这项浩大工程能够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

“辞海人”，还包括提供理论支撑的研究者。他们在研究《辞海》的基础上，形成了专门的“辞海学”——研究《辞海》的收词、体例、注音演变，为编纂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学术建议。例如，《辞海论》一书系统阐释了编纂的方法论，从辞书的框架层次，字头和词目的选择，释文的溯源，条目间的交叉工作，审稿的流程，及至数字化之路，悉数包罗。

“辞海学”除了研究《辞海》修订史，还研究《辞海》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因为《辞海》修订编纂既是出版活动，也是社会活动，还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西北师范大学教师陈来虎，曾系统研究了《辞海》从1957年动议修订到1979年正式出版的历史，在其《社会主义文化视域下的〈辞海〉22年修订史》一文中写道：

历史的烙印深深地印在《辞海》的字里行间。作为一部大型的综合性工具书，《辞海》需要对收录其中的百科词目进行解释、定义、规范，形成客观、准确、权威、容易被读者接受的知识，因而其每一次修订，都意味着一次知识秩序的重建。

要“走出去”的第八版《辞海》

2004年7月26日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看望了期颐之年的夏征农先生。

其实，夏征农当天下午还在主持《大辞海》的主编会议。于是，夏征农向胡锦涛汇报了会议情况，当胡锦涛知道夏征农还在主持《大辞海》时，对其赞赏有加！

何谓《大辞海》？

《大辞海》与《辞海》关系密切，于2002年立项，着意弥补《辞海》的不足，收入各个学科此前因数量限制而未收入的词条。因此，《大辞海》的读者定位更高，主要面向专业研究者、高校师生和知识层次较高的读者群体，满足他们“更高的要求”。

《大辞海》分为共38卷42册，规模为28万余条，5000万字。如果说《辞海》是大型综合性辞典，《大辞海》就是特大型综合辞典，但其编纂体例在《辞海》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增收《辞海》尚未涉及的新学科和各学科的新词新义，学科主编和作者也部分相同。

因此，有相当一段时间，一些学科主编同时兼顾《辞海》修订和《大辞海》编纂这两大文化工程。为此，上海市在2005年特设了一个事业单位——辞海编纂处，开展组稿、定稿工作，研究辞书编纂方法，同时收集信息，组织相关的活动。

夏征农先生将《大辞海》视为人生最后的使命，他在百岁生日时赋诗曰：有限余年仍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

《大辞海》体系庞大，耗时更长，只能根据编纂进度逐年出版，从2003年最早出版哲学卷分卷，直到经济卷分卷等最后一批出齐时，已是2015年，编纂出版共历时13年。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时，向广大专家学者及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慰问”，同时希望大家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打造传世精品”。

不过，夏征农先生终究未能看到《大辞海》全部出齐，他于2008年10月辞世。

《辞海》《大辞海》的接力棒，交到了陈至立手中。陈至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此后，陈至立也主编了第七版《辞海》。

第七版《辞海》的最大变化，就是推出了网络版。为此，主编陈至立还利用到美国出访的机会，特意到不列颠百科全书调研，考察该工具书的网络版建设。

《不列颠百科全书》曾译作《大英百科全书》，是英语世界历史最长并不断修订再版的百科全书，该书1768年—1771年出版于苏格兰爱丁堡，之后不断增订再版，1929年著作权转归美国人，后由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出版。其百科知识系统介绍各学科的知识和重要人物，并于1994年推出网络版，受众因此成倍增加。

2025年5月16日，第八版《辞海》编纂出版工作启动大会在上海举行。

主编陈至立提出，《辞海》要形成网络版与纸质版优势互补、互为支撑、相得益彰的新格局；《辞海》还要加强《辞海》人才队伍建设，团结凝聚更多的一流学者参与到《辞海》工作中来。

第八版《辞海》将“全面反映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丰硕成就”。为此，将优化汉语字词部类和百科部类的结构占比，加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对知识内容进行“系统重建”。收词总量将从第七版的近13万条，扩充至20万条左右，整体规模增幅将超过40%。

第八版《辞海》的编纂团队势必要继续扩大。学科主编面向全国聘请，以北京和上海两个学术重地为最，并特意加强了北京学者的延聘。

就像之前的版本一样，第八版《辞海》首先是全面反映这10年（2020—2029）以来中国发展的真实面貌，紧跟时代发展，贴近现实生活。例如，【新质生产力】【新发展理念】等词汇，将重点收入，体现国家发展轨迹和社会变迁。

经过第七版《辞海》网络版的实践，《辞海》已不仅仅是一本纸质书。编辑团队通过分析网络读者的搜索数据，会发现很多读者高频搜索的词汇并没有收录。这些“搜不到”的词语，就成了第八版增补的重点目标。这让第八版《辞海》的扩充，不再单纯依靠专家学者的判断，而是在响应读者需求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因此，第八版《辞海》的语词部分，将从4万条猛增到8万条。

第八版《辞海》的全面扩充，也将因应读者知识水平的变化。百余年前《辞海》的编纂初衷，是服务于“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但百年以来，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一直在提升，“中等文化程度”的标准也在发生质的变化。在1980年代之前，初高中学历即可算作“中等文化程度”，而现在，中国已基本普及了9年义务教育，“中等文化程度”的标准也水涨船高，这就要求《辞海》必须收入更多、更深、更专业的词汇，才能满足当代读者的知识查阅需要。

对于收入“新词”的判断，《辞海》始终秉持“审慎的滞后”的态度。最新的科研成果往往先出现在学术期刊上，经过大众媒体的宣传普及，在学界和社会中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具备了一定的稳定性后，《辞海》才会考虑将其纳入。也就是说，“新词”须等到其不再是孤立的现象，能够与原有的学科体系兼容，才具备被收入的资格。

例如，《辞海》第七版修订时，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应用程序的英语缩写App一词颇为流行，但《辞海》第七版并没有急于收录该词条，仅在【应用程序】条中提及。直到几年后，确定该词已持续使用并具有一定稳定性后，《辞海》网络版才收录App及其中文名称【移动应用程序】。

此外，第八版《辞海》的百科部分，将给之前无法收录的新词以更大的空间。百科部分的一些学科，收词量预计将增加一倍。这和《大辞海》亦有所区分，专科辞典会向下深挖五六层，《辞海》一般到第三层。

扩充哪些领域？扩充多少词条？前期的框架搭建就像搭建树木的主干与分支，首先确立约45个大学科作为主干，再在大学科下搭建细分学科，形成小分支。中国一些进展显著的科技领域，往往贡献大量新词，这些学科也是收词重点。

对于科技编辑室主任静晓英来说，跟进中国最新的科技前沿并收入大量新词，是个不小的挑战。

以空间科学学科为例，该学科最早在第五版《辞海》中设立。这与中国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火箭发射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收词规模从最初仅有一百多条，到第六版《辞海》增至两百多条，第七版《辞海》再新增30%。而第八版的扩容，该学科要增加200%，这和中国载人航天领域的快速发展直接相关。

大量新兴学科的设立，也将贡献大量新词。例如，第七版《辞海》新增了“能源科学”和“材料科学”两个学科。这两个领域的词条之前分散在化学、化工等传统学科中。出于编纂的一贯性，原有的基础知识点仍保留在原学科中，这两个新学科的词条数，也即将在第八版迎来大幅扩充。

经济学作为《辞海》的成熟学科，也迎来了一次大扩充。“金融”“区域经济和劳动经济”“产业经济”等13个分支学科都将“横向扩展，纵向细化”，从5000余条增至8000余条，增幅超过50%。其中，“西方经济理论”这一分支学科，将在外国经济思想史、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制度、转型与发展经济学等块面细化收词，增收重要理论模型和前沿概念。

陈旖旎是经济学学科的编辑，负责对接12位学科主编及作者团队。她也是《经济观察报》的读者，日常工作中，她也一直在关注经济类媒体的报道，了解新的经济现象，为新词遴选提供一些建议。

例如，陈旖旎觉得“平台经济”这个词已经广受认可并逐步稳定，于是向“区域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学科主编建议列入。后来发现，“产业经济”学科主编提交的词目单中也列有该词条。经过汇总和统筹，【平台经济】最终收入于“产业经济”学科。在这一分支学科中，还收入【制造强国战略】【低空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专精特新企业】等一批新词条也被收入，紧密回应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很多领域的新词收入，都体现了该领域的重要发展。近十年，中国在考古领域实现了重大进展，每年公布的十大考古成果，都将被收入词条。此外还有一些新兴的考古学科，例如工业考古、城市考古、水下考古，都做了条目上的增加。不仅如此，一些国外的重大考古发现也同样收入词条。

大量收入新词的，还有世界历史学科和世界地理学科，为了体现“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这一新的时代命题，“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历史文化、地理风物等内容，收词量新增了200%，其中关于“阿拉伯文学”的词条便新增不少。

第八版《辞海》启动以来，核心工作就是选词立目，词目单也要三审来审定，三审之后召开了论证会，论证会之后，词目单才正式地敲定了下来。如今，《辞海》编纂进入作者撰写和学科主编审稿阶段，撰稿工作拉开序幕。

不过，针对发展极快的新兴学科——如“人工智能”“空间科学”等，《辞海》编委会仍会预留出一定的词条空档。这些前沿领域的词条不会过早锁定，而是等到临近定稿前（2027年底—2028年初），待技术相对沉淀，或者一些涉密词条过了解密期之后，再将最新成果补充进去。

2024年11月7日的《辞海》主编会议上，主编陈至立强调，《辞海》既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也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吸收并反映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这次会议确立了一个重要的目标，实施《辞海》外译计划。目前《辞海》（第七版）精编本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审校，将于2026年年底推出，面向全球发行。

以国际视野看，工具书的数字化和国际化已是全球趋势。《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早在2012年就停止了纸质版印刷，全面转向数字出版，《辞海》的国际化不仅是文化自信的体现，更是争夺国际知识话语权、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举措。

因此，中国大型辞典成系统地走向海外，也将从第八版《辞海》开始。国外读者想要了解中华文明、科技成就和中国的发展观，也可以通过《辞海》这个窗口，看到来自中国原汁原味的权威介绍。

《辞海》即将走出去，它承载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工具书本身。

AI时代的《辞海》进化

第八版《辞海》的出新，其实不止于“走出去”。或者说，《辞海》要“走出去”，还将伴随着一轮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这是一次知识体系构筑和传播的全新挑战。

《辞海》主编会议确立的“《辞海》将以网络版为主体”“线上线下一体、软件硬件联动”，也为《辞海》指向了一个明确的数字化方向。

从百年前的手写稿纸、资料卡片、铁皮抽屉、大头针，到如今数字化的编辑平台，再到智能化的编撰平台。《辞海》编辑们的装备和技术，也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辞海》的编纂手段也在不断升级。

从第三版到第八版，技术的每一次革新，都会倒逼编纂流程的重塑，上一版成熟的工作模式，无法直接套用于下一版。因此，编纂工作必须在“守正”权威内容的同时，不断适应新技术带来的作业方式变革，这也是一种“出新”。

第八版《辞海》酝酿和启动的时候，迎头撞上了人工智能（AI）时代。随着【词元】【具身智能】等热门词条即将收入，编纂工作也将直面人工智能的挑战……抑或赋能。

“《辞海》的编纂会使用AI吗？”

“《辞海》已经开始应用AI，目前，我们既依赖它带来的便利，又对它保持一份警惕，在有限范围内使用。”张敏说。

在筹备第八版《辞海》时，上海辞书出版社搭建了全新的编撰平台，第一次将AI辅助功能融入。当条目录入后，系统会给出AI建议，提示内容是否存在问题。当然，AI的提示可能对也可能错，仍需要编辑进一步查核。

上海辞书出版社基于《辞海》的数据库，自主研发了一套审校系统，这套系统不只做传统的字词校对，还可以执行“知识性校对”。因为底层的数据库依托的是《辞海》《汉语大词典》这样的权威工具书，能发现很多隐蔽的事实错误。

例如，对于编辑来说，常识性错误容易发现，可知识性的错误不易发现。如果稿件里写到“明洪武二年发生了某件事”，这套审校系统会提示：“不对，这件事发生在洪武二十年，不是洪武二年。”核查原稿时，会发现确实是漏掉了一个“十”字。这种基于逻辑和权威数据的纠错能力，已经让《辞海》的编辑们离不开了。

不过，《辞海》的对外合作，仍保持审慎的态度。《辞海》这样珍贵的底层数据和语料资源，在接入互联网的过程中，很可能会面临流失或被滥用的风险。

面对互联网上的读者在线查检知识的需求，《辞海》网络版在检索方式上也要不断创新。《辞海》网络版已支持词条检索和释文检索，支持单一关键词和多关键词组合检索，支持按学科分类浏览、按拼音和部首查询，支持语音识别检索和拍照识图检索。此外还引入AI智能纠错，用户输入错别字也能匹配到正确条目，如将“薛定谔”错打成“薛定鄂”仍可查到。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辞海》新增的条目，已经从依靠学科主编判断，进入到根据网络版的查检率来判断，这意味着“内容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编纂者与读者可藉此交互，按需生产内容。

2021年5月，《辞海》网络版正式上线，首次将《辞海》（第七版）近13万词条、2350万字内容数字化，此后不断迭代，新增条目至约23万条。截至2025年8月，《辞海》网络版累计服务已超过5亿次查检。

“在人工智能时代，依靠生成式大模型，知识获取已经无比快捷和丰富。《辞海》怎么跟上这样的时代节奏？或者说，未来的读者还需要《辞海》吗？”我问。

“对于权威、科学的知识，无论是什么时代，都是需要的。”张敏说，知识在被采集和消化的过程中，经过了学者对词条数不尽的精修和打磨，这是一批高素质学人的‘广取明收’。‘广取’是为眼界宽阔，不留学术死角；‘明收’意在判断精准，定义清晰。

《辞海》编写过程中要求“言之有据”，来源可靠。词条释文中的一切内容，都要有出处和根据。而根据必须是真实的、完整的、第一手的根据，而非传抄与传闻的根据。

生成式大语言模型的顽疾之一是“幻觉”——即生成看似合理但实际错误或虚构的内容。这可能会产生一个悖论：信息极大丰富，但可信赖的信息变得稀缺。知识体系面临被稀释、被污染的危机。

主流大模型在回答具体问题时，其概率生成机制倾向于“求全”而非“求精”，试图通过穷举所有相关知识点，来提高命中正确答案的概率，却忽略了人类对话中的上下文约束和认知负载限制。

《辞海》的“简明性”，或许正是对抗这一问题的利器。简明，意味着每一条释义都经过权威专家反复锤炼，信息密度高、表述精准、无冗余、无歧义。在智能检索场景中，读者需要的是快速、精准、可信赖的答案，而非冗长的论述。

第七版《辞海》，对简明性有明确的操作性定义，在释文修订中要求做到：不引申议论、不说空话套话、不重复累赘、避免信息赘余。这可以理解为，为读者提供的知识，量和层次是必要的、适当的，既能满足读者的一般需求，同时又不过专、过细。

对读者而言，知识获取的效率，或可用信噪比（Signal-to-Noise Ratio, 指有用信号与背景噪声的强度比）来衡量，即单位时间内获取的有效认知增量。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不给你什么”和“给你什么”或许已变得同样重要。《辞海》的编纂本身，就是依靠专家学者人工提纯的高信噪比知识生产方式。

当对话中充斥着AI生成的废话，真正有价值的经验分享会被淹没，阅读者需要消耗额外的脑力，去过滤那些“正确的废话”。长期处于这种过载环境中，人会逐渐丧失深度阅读的耐心，养成“扫读”的习惯，最终导致关键信息的遗漏。

熊月之先生既是学科主编和作者，也是《辞海》的忠实读者，他喜欢涉猎数理化、文史哲等各个领域。他认为，《辞海》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其意义更加凸显，这首先源于知识的细分与“通才”的困境。

唐代以前，一个人假如一辈子读书，是可以把天下书读完的。到宋代活字印刷术成熟以后，官刻私刻的书籍出现了指数级增长，没有一个人能读尽天下书。现代社会，知识分工越来越细，更新迭代极快。一个人不可能掌握所有领域的知识，所谓的“全知全能”已经不存在了。

既然个人的精力有限，想要在专业之外进行创新，唯一的途径就是借助可靠的工具书，将“专才”的知识为己所用。查阅这些简明的知识，就是跨越知识边界的桥梁，把别人的专业成果迅速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储备，拓展认知边界，保持创新力和竞争力。

“知识越来越细分、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工具书的意义和作用更大了。”熊月之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辞海》的编纂永无穷期。

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童力军曾撰文写道，纵观《辞海》百年编纂出版史，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辞海》品牌的开创，参与其事的是以舒新城为代表的第一代“辞海人”，包括陆费逵、沈颐、徐元诰、张相等。

第二阶段是不断修订，使《辞海》成为百年品牌。这是由以夏征农主编为代表的第二、第三代“辞海人”完成的，包括第二任主编陈望道，还有巢峰等很多老前辈都参与了这项工作。第二阶段有两大贡献，一是确立了十年一修订的制度，这为《辞海》成为百年品牌奠定了制度保证；二是变闭门编纂为开门编纂，吸纳全国各学科精英参与编纂《辞海》。

童力军认为，现在《辞海》编纂正步入第三阶段：《辞海》+互联网。未来的《辞海》将更有声、有色、有形。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办公楼走廊里，贴着一句格言：“为辞书者，自当体察用者之需要，恰如其所需以予之”。这句来自百年前陆费逵先生的话，体现出来的“读者本位”思想，仍然是今天“辞海人”所信守的价值信条。

《辞海》不是编者的“学术秀场”，而是读者的“知识工具”。陆费逵先生在百年前就敏锐地意识到，辞书的价值不在于编者展示了多少学问，而在于读者能否便捷、准确地获取所需知识。这要求编纂者站在读者立场，预判读者查检时会遇到什么问题、需要什么信息。

“恰如其所需以予之”，就是在强调供给的精准性：不多不少，既不敷衍也不冗余。这样的价值理念，在当下亦显得弥足珍贵。第八版《辞海》无疑还将吸纳众多作者加入，那些在各个学科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教师、研究者，即将投入到第八版《辞海》的释文撰写之中。

可以试着构想这样一个画面：在接下来的两三年中，来自上海、北京以及分布于全国各地的“辞海人”，在各自的书桌前、键盘前，凝神苦思、遣词造句，为某个词条的140字的释文，反复地敲出几个字、又删除、再敲、再删……而他们写下的每一个字，推敲过的每一句话，都是构筑第八版《辞海》这个新的知识大厦中的一砖一石。

已经辞世的巢峰先生曾经说，《辞海》是时代和历史的脚印。而历史每走一步，也在《辞海》中留下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