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系统排列与NLP是什么？有效吗？ 有风险吗？

（原标题：家庭系统排列与NLP是什么？有效吗？ 有风险吗？）

最近网上热传一家心理培训机构被曝光，这家机构的负责人及该机构一些学员却在网上为此喊冤，认为是被人恶意黑了。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没有办法给出结论，只有等工商局和公安局联合调查的结果。但是，作为一位专业人员，我注意到该机构在推广的方法中有家庭系统排列和NLP，这两种方法虽然在国内商业推广的很好，但是，广大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医生并不认可这两种方法，因为它们没有得到有力的循证研究的支持。而广大心理学爱好者和非专业的群众则不明白，为什么这两种方法能够大行其道，被广泛推广呢？为此，我特别花时间查文献，写了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一下这两种方法到底是什么，是否有效？是否有风险？希望读者朋友能够睁大眼睛，看清楚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不要被一时的体验或某些话术所蒙骗，寻求大量循证研究支持的方法（如CBT、ACT等）获得帮助，而不是被理论有问题、机制不清楚、效果不确定、可能有伤害的方法耽误治疗、收割钱包、再次受伤。

一、家庭排列是什么？

家庭系统排列疗法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德国发展形成，融合了心理剧、家庭雕塑、情境疗法以及部分南非原住民传统等多种元素 (Butollo, Franke, & Hellinger, 2017; McQuillin & Welford, 2013; Stiefel, Harris, & Zollmann, 2002; Stones, 2006; Weber, 1993)。其创始人伯特·海灵格（Bert Hellinger）（1925年生）是德国心理治疗师。他辞去神职后，学习了精神分析、格式塔疗法与交互分析疗法。他曾担任天主教神父20年，大部分时间在南非任职，担任教区神父、中学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同时也是祖鲁族地区的传教士。他著有约30部书籍，被译为多种语言。海灵格因创立一种名为“家庭系统排列”（family constellations）的疗法而闻名，他定居于德国。该治疗技术在欧洲广受欢迎，并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其传播的原因之一是，成为一名“带领者”的准入门槛极低，全球大多数地区并不要求从业者接受系统专业训练，或是持有执业治疗师资质。

家庭系统排列属于系统排列的一种，而系统排列又是团体心理治疗的一类形式。该干预方式通常以团体形式开展：约15–25名无亲属关系的参与者（即参与者不属于同一个系统），参加由带领者主持的单次、时长2–3天的研讨班/工作坊。每一次排列开始前，带领者会与主动参与的来访者进行简短访谈，明确来访者接受干预的个人目标。随后双方共同确定，来访者所处系统中的哪些成员与其呈现的问题密切相关；在排列过程中，这些成员由其他团体成员扮演 (Orban, 2008)。

最初由来访者将这些扮演者（包括来访者自身的扮演者）在室内进行位置排布，空间距离、角度与身体姿态均对应来访者内心对该系统的意象（即“问题排列”）。这一过程能够帮助带领者识别来访者表面问题之下的深层动力，同时也让来访者以更客观、部分置身事外的视角反思自身内在体验（此时来访者为观察者，而非排列参与者）。该阶段为非语言过程，重点关注扮演者在来访者构建的结构中产生的主观体验。

接下来，治疗师询问扮演者在所处位置上产生的躯体感受、情绪与想法。随后依据系统健康运行的原则(Hellinger, 1994; Weber, 1993) 调整扮演者的位置、空间布局，并开展简短的仪式化对话，直至形成能够解决主动来访者问题的排列格局。理想状态下，这种“解决方案排列”会为来访者在对应系统中的感受、思考与行为提供全新的认知框架 (Hunger, Weinhold, Bornh?user, Link, & Schweitzer, 2015)。

以下是对系统排列的一段描述：

一群参与者（10至30人）在受过训练的带领者引导下围坐成圈。会选定一名参与者（来访者/求助者）处理自身的个人困扰。其余参与者要么担任“代表”，要么通过专注观察积极参与。

带领者会提问：“你的困扰是什么？”困扰可能十分沉重，例如：“两年前我的丈夫和孩子在一场意外中离世，我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件事继续生活。”也可能看似更为常见，比如一名大学生说道：“我今年21岁，被确诊患有重度抑郁症。”

随后，治疗环节会进入一些令人费解的流程。来访者依次站在每位代表身后，将手搭在对方肩头，之后来访者落座。现场会陷入一段沉默。据称，代表们会感知到家庭场域的共振。带领者随即询问代表们当下的感受。有一种说法称：“最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情况：当代家庭中的某个人在无意识层面认同了上一辈已故的家庭成员。倘若这种联结指向一个被排挤的人，或是命运坎坷之人，在世的家庭成员便可能受其牵引，重复对方的命运，或是弥补过往发生的悲剧。”

海灵格认为，人类与家族先辈的命运之间存在“无意识联结”，想要让心理治疗产生效果，就必须揭示这些联结。他认为鲁珀特·谢尔德雷克提出的形态共振理论，最能解释人类为何会与先辈的命运产生“纠缠”。他提出，“能量场”具备“记忆与影响力”，将当下的我们与过去的人、地点乃至动物联系在一起。简言之，海灵格所说的“无意识联结”，既不是遗传影响，也不是被压抑的记忆，而是被视作心灵能量场。和许多新纪元疗法一样，该疗法假设存在一种心灵能量：只有保持平衡，人才能正常运作；能量失衡会引发身心疾病；且其结构不知为何与量子物理存在关联。海灵格的追随者之一阿尔布雷希特·马尔博士，将这种能量场命名为“认知场域”。他这样阐述：尤其是量子物理不断带来的惊人发现，让科学愈发接近灵性，也就是意识到我们彼此深度联结，而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特质与本质。量子物理与灵性理念告诉我们，我们与世间万物深度联结（用量子术语来说即“量子纠缠”）：他人身上发生的事，会以非常具体、有时甚至可测量的方式同等作用于我们。

物理学家将这类说法称作量子伪科学，因为没有可靠依据证明量子效应会作用于生物层面。即便退一步，用量子纠缠比喻复杂的心理问题，也是一个很牵强的类比。诚然，人类属于同一物种，从抽象层面来说，一个人能做出的行为，其他人理论上也具备潜在可能性。但“他人遭遇的事会以具体、可测量的方式同等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一说法，显然并不成立。

这类“家庭系统排列”的存在本身就存疑，而治疗中用以探寻、解开这些所谓联结的方式更是十分怪异。海灵格声称：“系统排列的工作会带来灵魂层面这一极深维度的改变。” 早期对他产生影响的人包括家庭治疗师维吉尼亚·萨提亚，萨提亚认为“地球上所有人彼此相连……疗愈人类的精神，通过普遍的生命力量与他人建立联结……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这些愿景或许美好，但有什么实证支撑呢？萨提亚等人所信奉的宇宙灵魂，被等同于谢尔德雷克的形态共振——一个储存了全球所有情绪信息的场域，在开展“家庭系统排列”时便可以被调用。 海灵格写道：在工作坊开展家庭系统排列时，来访者挑选在场参与者扮演自己的家人，仅凭自己对原生家庭的主观感受，一言不发地将这些代表摆放出相对位置。尽管代表们互不相识，也几乎不了解真实家庭成员及其关系，他们却据称能成为原生家庭系统的鲜活模型。不过，想要让灵魂解开与先辈的联结，并不一定要参加工作坊。

在个体形式的治疗中，“代表”可以是在桌面上移动的小人摆件、铺在地面的纸张或脚印标记、由治疗师代为扮演家庭成员，或是来访者本人在不同位置间移动。系统排列也可以采用引导式想象的形式，来访者闭眼体验；或是由带领者讲述相关故事来完成。

根据海灵格的理论，治疗开始时，来访者需要说明自身问题与期望达成的结果。他将以下问题归因为能量纠缠所致：“孤独感、抑郁、身心疾病、意外、财务或人际关系问题，甚至自杀念头与自杀行为。” 借助形态场域，人们可以“看见纠缠、处理未解决的问题，并找到化解方式，让爱重新在生命中流动。” 正如阿尔布雷希特·马尔所言：我们会将自己所排斥、对抗、摧毁的事物施加于自身。而心怀悲悯、仁爱友善，看见对手身上的人性，是我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智慧选择。

可以说，家庭系统排列是新纪元思潮下，借用量子能量概念对“爱你的敌人”这一理念的一种演绎。简单来讲，该疗法与许多其他疗法并无本质区别，核心都是引导来访者换一种视角看待自身问题，从而有效应对。来访者被引导去相信某些形而上学的理念，而这些信念被宣称会对来访者产生积极作用。这种疗法有效吗？如果我们将“有效”定义为“有满意的来访者”，那么对一部分人而言它或许确实如此。人的想法会影响自身感受与行为，因此任何能改变人思维方式的疗法，都可能对部分人起效，即便该疗法引导来访者相信神话、幻想、错觉或妄念。再次强调，这里的“有效”仅指“减轻来访者的焦虑，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最后，该疗法获得的许多认可，都来自主观验证：代表们自述的感受、带领者对所谓形态场域中显现的先辈“命运”的解读。简言之，其部分所谓“成效”，源于带领者使用的冷读技巧，而这些解读不仅被来访者认可，还受到“代表”们的群体强化与证实性偏见的加持。部分来访者的满意感，甚至可能源于愉快的团体互动带来的皮质醇水平下降、血清素与催产素水平上升——当然，这需要前提：这些团体互动本身确实是令人愉悦、能够缓解压力的。

记者弗洛里安·布尔克哈特曾经分享了自己参与一次家庭系统排列的经历：作为一名持怀疑态度的观察型记者，他也同意在工作坊中参与数次系统排列。过程中他产生的一些感受并非来自自身，无法解释其来源。那种感觉就像是打开一台电视机，看着自己深层的家庭关系一幕幕展开，而治疗师握着遥控器。不过布尔克哈特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怀疑论者。对于这些莫名感受的来源，他写道：这个认知场域究竟如何形成，一直是个谜团，其存在从未得到科学证实。专家表示，“认知场域”这一概念极有可能源自南非的部落仪式，而该疗法的德国创立者伯特·海灵格，曾以天主教传教士的身份在当地生活过一段时间。

那暗示效应与共情，是否可以解释人为何会产生无外部诱因的感受？演员每天都在体验这类情况。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难解之谜，唯一令人费解的或许是：为何有人会相信“代表”感知到的是逝者许久之前的情绪。

即便该疗法拥有众多满意的来访者，就能证明家庭系统排列中所谓通过形态共振发现的命运纠缠，或是其他晦涩说法具备合理性吗？当然不能。来访者自认为感受到的家庭成员的情绪与想法是否真实，其实无关紧要。事实上，许多据称被束缚在形态场域中的“命运”根本无法被精准考证（先辈早已离世，相关说法无从核验），显而易见的是，事实真相与所谓治疗成功与否毫无关系。关键不在于真实发生过什么，而在于来访者愿意相信发生了什么，以及愿意选择何种方式看待、感受这件事。如果你认为“灵魂”与“形态共振”都是无稽之谈，那这种疗法对你必然无效，我可以保证。

另一方面，倘若有人认同海灵格关于灵魂、能量与纠缠的形而上学观点，或许会青睐他的这套治疗方式。它还有一个颇具吸引力的特点：据称仅需几次一小时时长的咨询，就能产生神奇改变。如果来访者十分忙碌，还可以通过电话进行治疗，收费标准与面询一致。他称：“有来访者反馈，仅一次电话咨询就带来了巨大的状态转变。”

海灵格提出过诸多值得商榷的观点，从单纯无法验证到全然荒谬不等。例如：同性恋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家中没有其他女性兄弟姐妹，男孩被迫承接已故姐姐的情绪。（海灵格曾为自己“治愈”了一名患有同性恋这种“病症”的来访者而自豪。）强奸与乱伦会形成一种联结；受害者想要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施暴者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接下来谈谈乱伦。当面对乱伦案例时，一种十分常见的模式是：妻子在性方面疏远丈夫，拒绝发生性关系。于是，女儿会以一种补偿的形式替代母亲的位置。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并非刻意为之。但要知道，乱伦事件中存在两名施暴者，一名隐于幕后，一名显露于前。只有找出这名隐藏的施暴者，问题才有可能被解决。过程中会浮现一些令人费解的话语。女儿可能会对母亲说：‘我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也会对父亲说：‘我是为了妈妈才这么做的。’”他对乱伦的看法，部分源于他将国家与家庭视作父权体系的观念。统治者或父亲被视为绝对权威，其意志应当被臣民、妻子与子女遵从。海灵格提出，父亲与女儿发生乱伦是因为妻子拒绝与其发生性关系，但他并未为此提供任何科学依据，大概率是因为根本不存在相关证据。

记者布尔克哈特写道：该疗法有两点时常令人担忧：一是治疗师拥有极大的权力；二是疗法依赖所谓的“爱的序位”——一套用于构建健康家庭系统排列的准则，其理念大多源自《旧约》中的古老观念。在我的调研与从业者访谈中，有两条规则让我深感不安：妻子应当顺从丈夫，长子优先于其他子女。例如，当家庭系统排列呈现出儿童遭受性侵害的事实时，部分案例中罪责会被归咎于母亲，理由是她没有给予丈夫足够的关爱。还有些情况下，孩子只能被迫接受被强奸的事实，承受巨大的心理创伤。

海灵格对于强奸、战争罪行以及其他残暴行径的看法，部分源于他整体的宿命论世界观：历史按照某种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演进，人类对此无法掌控。我们如同棋子，必须顺从命运赋予的角色。有人认为，海灵格的哲学理念浓缩在他写给希特勒的一段文字中：

希特勒，有些人认为你毫无人性，仿佛有任何人配得上这样的评价一般。我看待你的方式，如同看待我自己：一个有父母、背负着非凡命运的普通人。这会让你变得更伟大吗？或是更渺小？更好，还是更卑劣？倘若你更伟大，那我亦是如此；倘若你更渺小，我亦是如此；倘若你更好或更卑劣，我亦是如此。因为我和你一样，都是人类。如果我尊重你，便是尊重我自己；如果我憎恶你，便是憎恶我自己。

2004年，近200名海灵格疗法的从业者签署宣言，与他划清界限，理由是在他们看来，海灵格已经背离了系统治疗的原则。然而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更具警示意义的批评来自部分来访者的控诉：该疗法致使一些人精神崩溃，产生执念、心理问题，甚至走向自杀。这类情况在其他新纪元疗法与个人成长项目中也曾出现：部分参与项目的人本身患有严重的脑部疾病或心理问题，这些疗法的理念与仪式非但无法帮助他们，反而可能造成伤害。

一名南非参与者的留言，展现了家庭系统排列可能带来的伤害：说来有些难堪，我参加过一次家庭系统排列工作坊。单日的课程花费了数千兰特（大概两年前，费用约2000兰特，折合275美元）。这场课程不仅毫无帮助，还对我造成了伤害：其中对我的家庭作出了许多毫无事实依据的负面评判，而我当时深信不疑。当然，理解家庭结构与家庭历史如何影响人是有其价值的，但这些工作坊早已超出合理范畴，建立在一套所谓的“普遍法则”之上。

家庭系统排列疗法在欧洲与南美洲尤为流行（部分国家甚至将其纳入公共医疗体系；(Franco de Sa, Nogueira, & De Almeida Guerra, 2019; Krüger & SchmidtMichel, 2003; Mahr & Br?mer, 2008)），同时在北美洲与亚洲也快速传播 (Choi & Oh, 2018; North American Systemic Constellations, 2019a, 2019b; Pritzker & Duncan, 2019)。全球有数千名从业者使用该疗法 (Cohen, 2006)，仅德国专业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ystemaufstellungen”目前登记在册的专业人员就超过450名。尽管有着不同理论背景与从业资质的治疗师广泛使用该疗法，但针对其有效性与安全性开展实证数据收集与批判性评估的研究工作十分有限。

家庭系统排列疗法已被调整应用于各类来访者群体，涵盖普通人群(Broughton, 2006)、服刑人员 (Cohen, 2009) 以及各类病患群体 (e.g., Hausner, 2015; Jafferany et al., 2019; Nazarkiewicz & Bourquin, 2017; Ramos & Ramos, 2019)。然而，采用实证方法系统探究家庭系统排列疗法有效性或作用机制的研究数量偏少，且以回顾性研究和/或定性研究为主 (e.g., Chu, 2008; Franke, 1996; Georgiadou, 2012; H?user, Klein, & SchmidtKeller, 1998; Laireiter & Mitterhuemer, 2011; Junge, 1998)，这类研究多调查来访者对干预的满意度。

尽管家庭系统排列疗法常能让参与者产生快速且显著的积极改变(Langlotz, 2005)，但医疗从业者对该治疗方式的安全性仍存在一定担忧（例如单次工作坊结束后无专业后续跟进，部分参与者可能产生情绪困扰；(Nelles, 2005; Reuter, 2005; Schneider, 2010; Studentischer Sprecherrat der Universit?t München, 2004; Talarczyk, 2011)）。

二、家庭排列有效吗？有风险吗？

参考以下一篇重要的综述性文章，可以看出家庭排列在临床问题的干预方面尚无足够证据。只是对普通人群的心理健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安全性风险，需要进一步开展随机对照循证研究才能考虑是否应该广泛推广。

家庭系统排列疗法改善心理健康的有效性：一项系统综述（2021）

Family Process, Vol. x, No. x, 2021 2021 Family Process Institute

doi: 10.1111/famp.12636

家庭/ 系统排列疗法是一种短期团体干预方式，旨在帮助来访者更好地理解并改变其在某一社会系统（例如家庭）中的冲突性体验。本系统综述旨在整合该干预手段在改善心理健康方面的耐受性与有效性相关实证证据。

研究检索了PsycINFO、Embase、MEDLINE、ISI Web of Science、Psyndex、PsycEXTRA、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The Cochrane Library、Google Scholar，以及该疗法专项机构的数据库，筛选截至 2020年 4 月、以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荷兰语或匈牙利语发表的定量前瞻性研究。

在检索到的4197条文献记录中，对67篇进行了资格评估，最终 12 项研究符合纳入标准（含10个独立样本，总计568名受试者）。结局变量涵盖多个方面，从积极自我意象、精神病理症状，到感知到的家庭关系质量等。 

12项研究中，有9项显示干预后受试者出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改善；未体现显著治疗获益的研究，其方法学质量偏低。针对5项关于总体精神病理症状的研究开展的随机效应荟萃分析显示，该疗法具有中等效应量（赫奇斯 g=0.531，置信区间：0.3870.676）。

其中7项研究的作者同时调查了潜在医源性影响，4项研究报告称，有小部分受试者（5%8%）出现轻微至中度的负面效应，这些效应可能与该干预手段存在关联。

本研究旨在系统整理并整合家庭系统排列疗法对心理健康结局影响的定量证据。基于本综述结果可得出：现有证据的数量与整体质量均偏低，质量不足主要源于研究常缺乏对照组、随访周期普遍较短。虽然截至目前积累的数据表明，家庭系统排列疗法是一种有效的干预方式，可对普通人群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益处；但现有证据的数量与整体质量均偏低。本综述纳入的研究提示，家庭系统排列疗法可在极短时间内引发强烈情绪反应，可能会使心理健康状态本身不稳定的个体暂时出现状态失衡。该结果提示，干预后筛查、为参与者提供专业心理健康支持渠道以处理相关体验十分必要 (Langlotz, 2005)。

最后，在各类特定精神障碍的应用场景中，家庭系统排列疗法的理论与轶事证据，同可靠实证研究数据之间存在巨大缺口。已有文献描述该短期团体疗法用于心身疾病(Baitinger, 1999; Elsner & K?lle, 2010; Hausner, 2015)、进食障碍 (Bourquin, 2011)、心境障碍 (Asztalos, Angster, & Pusztai, 2011; Brink, 1998; Ramos & Ramos, 2019)、焦虑障碍 (Essen, 1998; Franke, 1996)、物质使用障碍 (D?ringMeijer & Hellinger, 2000; Gemeinhardt, 2006; Ingwersen, 2000; Mahr & Br?mer, 2008)、创伤相关障碍 (Assel, 2009; Nazarkiewicz & Bourquin, 2017; Ruppert, 2006)，甚至精神病性障碍 (Hellinger, 2001; Langlotz, 1998a; Ruppert, 2004; Weber & Drexler, 2002) 的案例，但目前定量实证研究几乎仅针对普通人群样本。

因此，亟需系统探究该干预在特定患者群体中的功效/有效性、安全性/耐受性，以更好明确家庭系统排列疗法可对哪些人群的康复、或更幸福充实的生活产生助益。在没有明确循证研究支持的情况下，不适合在临床或心理问题人群广泛推广。

三、NLP是什么？

神经语言程序学（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NLP）是一种运用感知、行为及沟通技巧，帮助人们更轻松地改变自身的想法与行为的心理学方法。神经语言程序学虽涉及语言处理，但不可与同样缩写为NLP 的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相混淆。

NLP于20世纪70年代由数学家与数据研究者班德勒（Richard Bandler）、语言专家格林德（ John Grinder）创立。班德勒与格林德开发了一套现代方法，从一系列专业从业者、相关理论及其模型与技术中识别、归纳可行实践模式，并将其转化为可传授的内容，帮助他人效仿，以实现理想表现(Tosey and Mathison, 2003; Tosey et al., 2005)。NLP 从业者不侧重理论本身，而是关注人们使用的语言、语气、话语节奏、手势动作以及呼吸模式 (Anderson, 1986)。

NLP的重要思想来源是人类潜能运动，Maslow (1943) 与Rogers (1971) 是该运动的主要先驱。他们最初的研究是分析并提炼杰出治疗师的沟通技巧，这些名家包括格式塔疗法创始人弗里茨?皮尔斯Fritz Perls、知名家庭治疗师维吉尼亚?萨提亚Virginia Satir，以及极具影响力的催眠治疗师米尔顿?H?埃里克森Erickson。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NLP从业者认为所有人都能充分调动自身资源，实现全面发展。个体可通过改变语言形式、想法、情绪、体验与生理状态，调整自身的认知地图。

NLP是一种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方法：它不探寻问题行为的根源，而是致力于促成行为改变。NLP关注意义、可能性与秩序等核心特质；它只探讨反馈，而非 “失败”，聚焦于哪些方式有效，同时提出若现有方式无效，最好尝试其他新方法 (LinderPelz and Hall, 2007)。

此外，NLP从业者认可语言在塑造信念与思维模式中的重要性，这些信念与模式构成了我们对自我的整体认知。NLP的作用是帮助人们调整那些不合理的消极信念与想法 (Kudliskis and Burden, 2009)。

此后，NLP作为一种沟通与个人成长方法逐渐流行，目前在英国被视作一种可行的心理治疗模式。教师、管理者、教练、销售人员、市场分析师、咨询师、治疗师、医生及律师等各类专业从业者都会使用 NLP (Tosey et al., 2005)。但由于缺乏充分可靠的临床实证，它在学术与临床心理学领域也饱受大量批评 (Witkowski, 2010; Wake and Leighton, 2014)。

尽管缺乏实证证据支撑其有效性，班德勒与格林德仍出版了《魔法的结构（第一卷）》与《魔法的结构（第二卷）》两部著作，神经语言程序学也随之兴起。它之所以流行，部分原因在于其适用范围广泛，能够应对人们面临的各类多样问题。

由于人们对神经语言程序学的解读各不相同，很难对其给出明确定义。该理论的核心观点为：人们依靠通过感官体验习得的、内在的世界“认知地图”来应对周遭事物。神经语言程序学旨在识别并调整个人世界认知地图中存在的无意识偏见或认知局限。神经语言程序学并非催眠疗法。相反，它通过有意识地运用语言，促使他人的想法与行为发生改变。例如，神经语言程序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会偏向某一种感官系统，这一系统被称作首选表征系统（PRS）。

治疗师可以通过语言判断出个体的感官偏好。像“我明白你的观点”这类表述，可能代表视觉型首选表征系统；而“我听懂你的观点”则可能代表听觉型首选表征系统。神经语言程序学从业者会确定来访者的首选表征系统，并以此搭建治疗框架，该框架可能包括与来访者建立融洽关系、收集信息以及设定目标等环节。

神经语言程序学（NLP）是一个宽泛的实践领域。因此，NLP从业者会运用多种不同技巧，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NLP的其中一项技巧，是尝试消除与过往事件相关联的消极想法与情绪。

- 锚定法（Anchoring）：将感官体验转化为特定情绪状态的触发信号。

- 建立融洽关系（Rapport）：从业者通过匹配来访者的肢体行为与之同频，借助共情提升沟通效果与对方的接纳度。

- 交换模式（Swish pattern）：改变行为或思维模式，以达成理想结果，规避不理想的结果。

- 视觉动觉解离法（VKD, Visual/kinesthetic dissociation）：尝试消除与过往事件相关的消极想法与情绪。

NLP应用范围：NLP可作为一种个人成长手段，用以提升自我反思、自信心、沟通能力等素养。从业者也会将NLP应用于商业场景，以达成职场相关目标，例如提高工作效率、促进职业发展。在更广的层面上，它被用作心理障碍的治疗方式，适用病症包括恐惧症、抑郁症、广泛性焦虑障碍（GAD）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四、神经语言程序学（NLP）有效吗？

迄今为止，尚无严谨的研究能够证实神经语言程序学的有效性。受多重因素影响，要判定NLP是否有效存在不小难度。NLP并未接受与认知行为疗法（CBT）等成熟疗法同等严格的科学标准检验。

由于NLP缺乏正规监管，同时具备商业价值，有关其有效性的说法多为个案经验，或由NLP服务提供方给出。而服务提供方在NLP的推广成功上存在经济利益关联，因此其提供的证据参考价值有限。

此外，针对NLP的科学研究得出的结果褒贬不一。

部分研究发现NLP存在一定益处。例如，《咨询与心理治疗研究》期刊发表的一项权威研究显示，相较于对照组，接受NLP干预的心理治疗来访者，其心理症状与生活质量均有所改善。

不过，2012年发表于《英国全科医学期刊》的一篇综述，对现存10项NLP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后，结论并不乐观。该文作者检索文献共得到1459篇题录，最终纳入10项实验研究。其中5项为随机对照试验（RCT），5项为前后测研究。研究针对的健康问题包括焦虑障碍、体重维持、孕吐、物质滥用以及磁共振成像（MRI）检查过程中的幽闭恐惧症。神经语言程序学（NLP）干预方案主要开展420个疗程，另有3项为单次干预。研究共报告18项结局指标；随机对照试验的样本量介于22至106例之间。4项随机对照试验未发现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剩余1项结果显示神经语言程序学干预组更优（F=8.114，P＜0.001）。3项随机对照试验与5项前后测研究报告了组内指标有所改善。所有研究的偏倚风险均为高风险或不确定。该文结论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神经语言程序学（NLP）干预能够改善与健康相关的结局。该结论源于现有NLP 相关研究在数量与质量上存在局限，并非存在充分证据证明其无效。目前尚无足够证据支持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将资源划拨用于非研究目的的 NLP 相关服务。

2014年，加拿大药物与卫生技术局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没有临床证据支持NLP可用于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广泛性焦虑障碍（GAD）或抑郁症。

但2015年发表的另一篇研究综述发现，NLP疗法对存在社交或心理问题的人群存在积极作用，不过该综述作者表示仍需开展更多研究。NLP的理论基础同样饱受诟病，被认为缺乏循证依据支撑。

200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历经三十余年发展，NLP背后的理论依旧缺乏可信度，其有效性证据仅停留在个案层面。

2010年的一篇综述论文旨在评估与NLP基础理论相关的研究结果。在纳入的33项研究中，仅有18%的研究支持NLP的底层理论。

2023年一篇发表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的研究探究了NLP策略对学业成绩、情绪智力与批判性思维的影响。本实验研究于 2021 年开展，采用对照组前测后测实验设计。研究通过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法（MCRS）选取样本；依据 2010 年版剑桥分级测试，筛选出50名英语水平为高级阶段的学生参与本研究。研究采用协方差分析（ANCOVA）检验研究假设。受试者被随机分为对照组（25 人）与实验组（25 人）。对实验组开展为期12次、每次90分钟的NLP策略训练干预。协方差分析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NLP干预对学习者的学业成绩、情绪智力及批判性思维具有实际作用。本文阐述了该研究结果的依据、现实意义，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因此，尽管NLP已存在四十余年，扎实可靠的研究仍未明确证实其有效性与理论的合理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大多开展于治疗场景，针对NLP在商业环境中有效性的研究十分稀少。

研究NLP的实际效果还存在若干现实层面的难题，进一步加剧了该领域结论的模糊性。例如，不同研究采用的方法、技巧与评估结果各不相同，难以进行直接对比。

总结：多年来NLP已具备较高人气。这种流行度，或许源于从业者可在诸多不同领域与场景中运用该技术。但NLP所依托的宽泛理念，加之缺少正规机构监管其使用，导致其实践方式与服务质量差异巨大。无论如何，目前仍未出现清晰、中立的证据证明其有效。基于以上原因，出色的市场营销或许也助推了NLP的广泛流行，这一点在商业领域尤为突出。

作者：祝卓宏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祝卓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