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创业医生

从“云端病房”到个人化服务的牙科诊所,中国医疗市场存在大量的技术需求,而在越来越多的医生选择离开体制,自由执业的浪潮中,新型服务、技术创新、学习培训都是刚需。

本报记者 王臣 北京报道

过年前一个月,张遇升来到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科医院拜访一位主任医师。下午两点半,这位医生刚刚吃上午饭——一碗已经泡了很久的方便面。从早上七点多到晚上下班,病房外患儿和家长都挤在走廊里,排着长长的队。

每一年,这位专注于皮肤血管瘤的医生要接收超过5000名患儿。这些孩子在确诊后,因医院病床有限,而回当地又没有专业的医生救治,不得不陷入两难。

她曾试图与医院沟通解决办法,比如为增加病床重新租一座楼房,或者信息科同事远程支援,但都不现实。

最后,是张遇升帮她解决了难题。

2011年,张遇升放弃了“温室”一样的体制内医生工作,创建了一家专注于移动互联网医疗应用软件开发的公司。旗下“病历夹”、“医口袋”、“医学文献”产品为医生提供病人病历管理及医学文献参考订阅的服务。

张遇升在“病历夹”中开发了云端病房功能,像是一个虚拟的病房一样管理病人。目前,那位儿研所的主任医生在自己的云病房里管理了4000多名患者, 每天有类似病房护士一样的提示提醒病人量体温、吃药,以及根据数据决定是否换药等等。

这解决了很多医生的困扰,但张遇升觉得,这些改变相较于更庞大的严重供需不平的市场,仍然是杯水车薪。中国医疗市场存在大量的技术需求,而在越来越多的医生选择离开体制,自由执业的浪潮中,技术创新、学习培训都是刚需。

离开“洗车房”和“流水线”

目前的中国医疗市场,医生选择离开公立医院自由执业备受瞩目,而最具规模和构成趋势的当属牙科医生。如今,一线城市越来越多的牙科诊所出现在社区和商场。

黄懽是其中一员。1998年,他在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毕业,作为全国最优秀医学类院校的学生,他被分配到了当时最顶尖的医院工作。

但很快,思维活跃的黄懽发现自己不喜欢这里的氛围。每天早上八点上班,下午四点半下班。全天口腔科发放100个号,医院里始终人满为患。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是常见病就诊,还有很多是部委官员加塞进来的亲友来做牙齿保健。

黄懽厌倦这种“重复性的体力劳动”。更让他失望的是,身边的前辈们好些不是忙于研究医术,而是在钻研如何升官。

那时,黄懽认为唯一能暂时脱离这种环境的出路就是出国学习,于是去了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皇家牙科学院深造。2005年当他回国时,发现公立医院的环境毫无改观。

“公立医院的医生工作并不自由。”在黄懽看来,“自由”指的是思想上有独立的想法,而不是流水作业。同时又有时间和精力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而这些在公立医院都不能完成。

这最终促使黄懽在2007年脱离公立医院自由执业,2011年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牙科诊所。

同一时间,还在学校学医的张遇升遇到了另一件事。

那时,张遇升的父亲患有高血压,在四川当地一家医院就诊。回家后,张遇升问父亲,医生有什么建议。“医生就只说要长期服药,没再有其他医嘱了。”父亲的回答让他十分吃惊。

张遇升知道,高血压早期患者如果保持健康体重、每天锻炼身体以及注意饮食,在患病初期完全可以控制病情,而无需服药。

于是,他每周监督父亲锻炼和饮食,半年后,父亲的高血压被控制住了。

“我能理解那个医生,”张遇升说,“医生只有靠开药才能有更高的收入。如今的就医模式,大医院就好像4S店的洗车房,每个车开进去把脏的地方擦一擦,十分钟就打发你出来了。”

公立医院适合流水线操作、细致分科以及缩短就诊时间,而不适合医患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而真正的医疗是需要个人化服务的,看病的方式需要改变。

在美国深造过程中,张遇升接触了医疗科技以及大数据概念,于是回国后决定创业,并且把服务对象对准医患关系中最核心的部分——医生。

从“云端病房”到合伙诊所

跳出体制并不简单,而更难的是创业后的市场开拓。

在现有医患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增加供方资源,即提高优秀医生的工作效率。在张遇升看来,拥有从医背景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他了解医生的工作程序,了解他们在各个环节中最大的需求是什么,比如管理病历以及查阅资料。

然而,在当时众多的投资者看来,这并不是一项值得投资的产品。他们在张遇升面前算了一笔很简单的账:全国大概200万的医生,即使有一半的医生用这款产品,它的用户量也不过100万人。而且作为用户,医生愿意为产品付费的可能性很低。

“这个市场并不存在。”这是张遇升听到的最多的评价。

为了用事实说服投资者们,张遇升将重心放在向医生们推广他的移动互联网医用软件。他去三甲医院的食堂里张贴告示,去医学论坛发传单。靠这种方式,没过多久,张遇升的用户量陡增,并反馈热烈。

这最终引来了投资。在运行三年多的时间里,张遇升的公司仍然在尝试寻求稳定的商业模式,它始终为医生提供免费的服务和资源。

张遇升坚信,医疗行业里最核心的就是医生,掌握了医生资源就占得行业地位。所以他在试图与第三方,比如药企、保险公司或者政府寻求付费合作的可能性。

与张遇升不一样,众多跳出体制的医生,依然会选择从医这条路。

牙科医生可以独立作业,不需要庞大的辅助设备和复杂的合作模式。所以,当黄懽决定开办自己的诊所时,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国外看似简单并且运行成熟的模式,却无法在国内复制。

黄懽的很多同行在欧美创建一家私人诊所只需要几天的时间,而他在北京大大小小的部门之间穿梭,争取审批资格,就耗时近一年。

即使开业了,与最初的设想也相去甚远。

对牙科医生来说,最合适的就诊模式类似于“小作坊”,一个医生、两把牙椅、几个护士、前台,在一个社区里就能为方圆几公里内的居民服务。

然而在北京,受困于各种政策限制,大型连锁式的牙科诊所才是最受鼓励和最具优势的。只要提高营销成本,这样机构型的诊所很快便有市场。

可黄懽不喜欢这样的模式,在他看来,诊所的口碑取决于医生的业务能力,这才是最健康的医患关系。一个患者与他的医生应该保持长期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终身的。

而大型连锁机构投资人大多不是医生,他们把盈利放在第一位,医生作为雇员仍然有可能延续原有公立医院里的一些旧有体制。

但个体诊所获得审批十分困难,黄懽只好折中选择了开创合伙制的诊所,即四五个医生作为投资人一起创业。

“相较于其他两种模式,这个中间状态是最难做的,既要保持规模,又得需要营销,提高口碑。而在现有的政策环境中,这是唯一选择。”黄懽说。

村医们的新“笔记本”

医生们走出体制自由创业,很多都在面临这样的转型:从一个单纯的医生转型兼职管理者,不仅要就诊,而且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政府公关、市场营销以及公司管理方面。

而作为医生,更大的需求是业务能力的不断进步。但当黄懽与其他创业医生交流感受时,听到最多的抱怨是,“我每年有一半的工作时间在看病人就不错了,更别提学习深造。”

“在公立医院很多医生可以靠吃老本,逐渐积累临床经验就可以了,但个人执业医生需要不断学习新东西。”所以,从2008年开始,黄懽开创了培训项目,把哈佛大学、加州大学等著名院校的牙科项目课程搬到中国,像是一个牙科专业的MBA,但降低了深造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牙医。

黄懽觉得,近几年牙医创业愈发踊跃,是看到了这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牙齿健康的重要性。长期与医生沟通牙齿保健,比以往在公立医院里接受流水作业的治病方式重要得多。

张遇升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多数类型的医患之间都需要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等慢性病患者就亟需这样的模式。这些患者如果能得到长期的管理,可以一直健康生活,而不会毫无征兆地因为一些并发症的出现而导致意外。

如今,张遇升的医用软件公司拥有注册用户60万人,其中每个月的活跃用户约20万人。让张遇升意外的是,最主要的用户除了三甲医院里的医生,还有乡下的村医。

这些走村串镇的医生有的连打字都不会,即使政府为他们配备了电脑,也被束之高阁。而张遇升开发的“病历夹”产品,只需要拍照和语言录入病例,代替了村医们手中的笔记本。

“中国的医疗行业存在许多新的市场需求,依靠互联网技术,走出体制的创业医生,正在为这个市场创造越来越多的高效率服务供给。”张遇升说。(编辑 张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