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O2O行动者

采访刚开始,马军忽然起身,疾步离开。

他说,他想起蔚蓝地图的界面色调偏暗,会造成用户体验不佳。他要马上去通知这款手机应用的技术人员。不然一会可能就忙忘了。

忙碌,似乎是马军的工作常态。中国社会的环保意识逐渐加强,马军创建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以下简称IPE)的业务也多了起来。即使不在办公室,他依然有不少工作需要处理——两会提案、环保调研、国际交流。

马军觉得,这种忙碌是积极的,现在可能是中国公众对环保关注度最高的时候,新《环保法》颁布,环保部门的监管力度在加强。“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马军说。

艰难递交的“绿色信件”

在马军接见记者的这个不大的会议室里,墙上挂着电视,屏幕上显示着IPE蓝天路线图第二期调研报告的内容。有重要事情要安排的时候,马军就会来到这里。

马军的环保之路已经走了将近20年。

20世纪90年代,马军在《南华早报》任职。其间,他造访了中国的大部分省份,目睹了国内一些主要河流的水质恶化和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威胁。这促使他开始了对水污染的研究。

污染地图是马军和他的团队做的第一件事。当时的国内,环保方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情况很普遍。司法体制不完善,导致无法受理大量针对大型污染企业的诉讼,企业的污染行为得不到应有惩罚。“当司法和行政之间无法起到制衡作用时,就必须找到一个替代途径。”马军说。

这个替代途径是什么?马军思考多年。2004年前后,他得出答案,替代途径就是:广泛的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发动公众监督的力量来制约那些排污大户。

要让公众来监督,首先要信息公开,将污染情况公之于众。回国后,马军建立了一个平台,将环保部公开的污染信息汇总起来,形成污染地图数据库。企业可以根据数据库查找自己或者供应商的环境监管情况,“绿色供应链”的概念随之产生。

马军把推广“绿色供应链”第一个领域,锁定在IT行业。他发现许多IT企业的上游供应商都存在严重污染,而企业对此并不完全知情。

为掌握具体情况,马军带领团队开始了调研。他们在IT行业上游搜索,到工厂暗访,到生产线考察,了解污染情况。每到一地,他们都会和当地的NGO组织一起行动。

IPE把上游供应商的污染情况收集起来,通知各个买家企业。这一步相当费功夫。

“让企业顺利接收到我们的信件并不容易。”IPE的一位绿色供应链的项目经理说,与大型企业沟通渠道不够顺畅,有时候多次向企业总部发信都没有回应。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在给一家日本大型企业公开邮箱发件没有回应后,一位东京大学的教授给予了帮助。这位老师派自己的学生直接到该企业日本总部递交信件。

接收到信息后,企业会调查问题供应商,同时将自己的供应商名单与数据库进行对比,排查供应商环境监管的情况,进而督促他们的供应链。不肯治理的供应商,会因此而失去订单。企业由此“绿化”了自己的供应链。

通过行业内一两家龙头企业带头,将整个行业撬动起来,是马军推广“绿色供应链”的策略。如今,马军他们的“绿色供应链”项目已经从最初的IT行业,扩展到了纺织、汽车、食品等八大行业。

政协通道突破性成果

但马军团队毕竟不是执法部门,面对许多污染企业置之不理的态度,他们毫无办法。

这个阶段,马军意识到需要借助国家力量。2013年,他发起了一个污染源信息全面公开的倡议,并联合阿拉善see、自然之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NGO一起形成了相关提案,并通过全国政协委员万捷提交到当年的全国两会上。

马军没想到的是,这个提案获得了突破性的效果。由于得到环保部的积极回应,原本计划五年内完成的目标,在当年即实现。当年7月,环保部出台《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要求地方建立实时公开平台。

“污染源公开第一条,就是要求在线监测数据的实时公开。这种做法在国际上都是第一次,实施的困难之大可想而知。”马军说,“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坚持认为,只有让公众实时获取这样的信息,才可以实现执法过程的严格。”

如今,从山东、浙江等东部省份,到中西部的内蒙古等地,都陆续建设和开启了自己的污染源信息实时公开平台。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地区的响应都尽如人意。

今年3月8日,马军在一个民间环保提案媒体交流会上介绍说,广东、山西、青海等重点地区的发布平台至今尚未实现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实时公开;天津、甘肃、重庆、内蒙古等地区,自动监测数据发布滞后,甚至出现严重滞后情况,公众无法及时地获知;上海、天津、河南、江西等地,发布信息并不完整,虽然发布了一些浓度的数值,但是这些废水、废气流量、排放量的数值没有发布,这样真正污染物的排放到底达到怎样的量,公众是无法获知的。

让马军始终充满信心的是,他有众多的支持者。万捷委员在刚刚结束的今年全国两会上再次提交了《关于优化重点污染源信息实时公开》的提案。这已经是他第三年提出此类提案。

马军们还面临一些别的挑战。

对IPE而言,污染地图的数据均来自于官方环保部门公开的信息,可由于企业自行公开的实时排放数据难免存在不确定因素,随着关注度的增加,公众对数据的真实可靠性提出的质疑也在增多。这成为了IPE的难题。

在马军看来,环境保护需要耐心。数据的公开只是第一步,也是在目前阶段最急迫的事。只有能做到把数据全面公开,才有机会做得更多更好。而也因为污染源排放数据的实时公开,让公众有了参与的入口,才有了更多发现不实数据的机会,进而促进数据库的完善。这样相互作用的关系,对于环保事业的作用,是微妙却积极的。

“环保事业需要的不光是我们这样的NGO组织,公众、企业、监管部门,每一环的作用都紧紧相扣。”马军说,“不管有多少阻力,我相信我们已经迈出了积极的第一步。”(编辑 张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