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棱镜下的中国创新教育新面孔

“一种由两两相交但彼此均不平行的平面围成的透明物体,用以分光或使光束发生色散。”当你在百度百科上输入“棱镜”这个词,会得到以上回答。

日前,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名为LIFE教育创新的教育峰会,在这场以“创新”为核心诉求的教育峰会上,中外教育界人士共同探讨了未来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教育创新的全球趋势与实践、什么是好的教育等本质性或前瞻性教育话题。

在众多与会者中,以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的“公立非公办”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幼教机构谷雨千千树在中西部农村幼儿园推行的早期阅读培养项目及上海STEM+“为未来学习”的课程设置改革等探索,为峰会的宗旨做最好注脚。

如果把这场LIFE峰会视作是一面棱镜,我们不妨通过它来打量一下,在貌似铁板一块的中国教育大幕下依旧倔强地隐藏着若干张新鲜的面孔。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把学校打开”

“什么是好的学校,什么是好的教育?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把学校打开。”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校长程红兵说。

2013年3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签署《合作办学框架协议》,筹建深圳明德实验学校。依照框架协议规定,这所新创设的学校由双方共同出资组建的深圳明德实验教育基金会、明德校董会委托管理,“公立非公办”,这样独特的管理体制在国内公立学校中实属凤毛麟角。

程红兵用“公立”、“自主”来概括自己所管辖的学校。所谓“公立”,是指政府配制学校的土地、设施设备,学校经费也全部由政府拨款。

腾讯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透露,最初的契机是深圳福田区主动找到了这家基金会,希望拿出一所公办校来探讨合作办学的新方式。

“我对教育改革一直有个观点,就是带着镣铐跳舞,第一是努力把镣铐震得宽松一点,第二是舞步跳得优美一点,”窦瑞刚说,“要想实现这两点,改革必须要有利益不同诉求的几方进行改革目标的博弈。”

在他看来,政府能够伸出橄榄枝主动要求一起搭建改革的平台,实现改革过程的博弈,这本身对中国教育而言就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因为建立了独特的“公立”模式,进而拥有了其他公办学校所没有的“自主”权。

首先,学校采用了公立学校委托管理、独立公益教育基金会承办的方式,实行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董会由福田区教育局、腾讯基金会、社会贤达、家长代表、教师代表、校长组成。

目前学校的管理主体有两个,一个是深圳明德实验教育基金会,一个是明德校董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上述管理体制设计,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这所学校由区政府通过授权的方式,由明德实验教育基金会来承办,基金会下面再组建学校的董事会。作为校长来说,我们给他们什么权力?学校不对教育局负责,不对区政府负责,只对明德实验教育基金会负责。”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督导室主任陈元发介绍。

其次,校长采用向社会招募的聘用制。程红兵校长以前担任过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上海浦东新区教育局副局长,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应聘来到深圳明德。他在课程、课堂教学和管理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学校采取政、校分开,管、办、评分离的办学模式,建立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管理制度。

据程红兵介绍,在新的管理架构下,他在办学经费、教师招聘、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具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权。

以办学经费为例,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的办学经费由福田区政府一次性拨款,按照福田区政府经费的实际情况,该拨付多少钱就拨付多少钱,学校在校董会指导下的财务章程规范、高效地使用经费,学校老师的待遇完全由校方自己制订,采购流程也是由校方自主确定。

“用钱这个事情上,可能别的公益学校会有审计、统一结算这些东西,我们是由明德实验教育基金会制订了一个学校的财务结算审计办法,通过区政府的审计局、财政局、教育局备案,之后我们的经费要审计,就请社会的审计机构按照你自己制订的办法来审计。” 陈元发称。

对于公办学校校长颇为头疼的教师“能进不能出”的问题,新体制也确保了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的用人自主权。

“我们跟老师之间都是契约型的,没有编制,能进能出。”程红兵校长说。据他介绍,没有编制的老师大多是以应届本科生、硕士生为主,充满活力,校长有自己的选择教师的权力。“好处非常明显,学校把教师队伍打开了,教师来自方方面面,不再集中于师范学校。”程红兵说。

目前,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的教师队伍中有1名华南理工大学的博士、3名北大硕士、3名清华硕士,12名中山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其他学校的一些优秀青年教师也加盟该校,这些新生力量知识结构新、可以读懂英文原版教材,为学校正在推进的课程改革注入了非常好的推动力。

在课程设置这个学校教学的核心领域,校方也拥有了更多的课程自主权,可以依据学生实际情况以及学校发展需求来整体设计课程。

“在明德,我们实行的课程重构,以国家课程为基础,以国际课程为参照,试图实现把东方教育和西方教育融合起来。”程红兵说。

目前,学校拟引入美国一套针对中小学生的科学教材,这套教材将科学知识与生活紧密联系,所有的原理都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具体的实际,而且每个学生回到自己家里都可以做力所能及的小实验。

除了课程重构之外,程红兵还推动了学校进行学科重组,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实现了语文、数学英语和品德与生活课程的整合。

“小学生基本上是由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由近及远的去认识生活,先认识自己、认识父母,再认识学校、认识社区,最后认识社会,肯定不是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识,然后再认识家庭,这是不可能的。” 程红兵称。

为了应对学科重组,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甚至专门编写了新教材,教材中非常强调要顺应儿童的发展规律、认知规律。

上海STEM+:“为未来学习”

怎样制作一个喂鸟器?

如果有人告诉你,这是一门专门针对中小学生的课程,还要上整整一个学期,孩子们被要求去做个你甚至从没见过的专门用来喂鸟的玩意,你会不会觉得,布置这门课的老师疯了?

袁刚和他所在的上海市STEM+国际科学教育研究中心就正在做这件事,给上海的孩子们布置一道又一道“疯狂”的问题。

想要弄明白袁刚正在做什么,要先从这个“STEM”谈起。

STEM是以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四个要素整合而成的一种新型课程形态,发源于美国。STEM代表计算机科学、计算机思维、调查研究、创造与革新、全球沟通、协作及其他不断涌现的21世纪所需的知识与技能,旨在培养学生的科技理工素养,影响学生的思维和做事方式。

STEM教育关心的是,有哪些具有突破性的学习途径能够帮助那些在传统科学课堂上并不出色的学生;科学如何与真实世界联系起来,从而引发学习兴趣并启迪思维;科学如何融入其它学科领域,给学生带来兴奋感和成功感?

STEM课程在幼儿园、小学阶段的教学探索,目的不在于让孩子掌握多少知识点,而要让孩子学会一种科学探究的方法。以“怎样制作一个喂鸟器”课程为例,这个课程的推进完全是以真实世界中的真实问题为导向:

首先,孩子要尝试解答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吃饭?

老师会带着孩子通过做实验来找到答案。实验很简单,拿来一些食用酵母,在不同温度下发酵,通过实验仪器测量发酵所产生的能量,这就可以让孩子们直观地了解到自己吃下去的食物会通过胃的作用,产生能量,供人类生存。

然后,孩子要尝试解答第二个问题——鸟怎么吃东西?

老师会引导学生用筷子或短木夹模拟鸟的嘴来做出鸟类进食的动作。不过,自然界中有成千上万种鸟,它们的生理结构各不相同,嘴也有长有短,孩子们开始知道鸟会有很多种进食模式。

第三个问题接踵而至——多少种喂鸟器才能够满足所有鸟类的需要?

如果人类还不能搞清楚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鸟,又该如何去创造出一个让鸟类在城市中栖息、捕食之所;是不是可以为某几种鸟做一个它能够方便进食的通用的机器。

“一个学期通过任务的驱动,让孩子完整的、用最后没有标准答案的方式去真的制作一个个性化的喂鸟器。”上海市STEM+国际科学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袁刚说。

在袁刚看来,学习的宗旨应该是让每一个孩子为未来学习,教育者应该思考如何让学生能够为他未来的生活以及为他未来的职业创造那种引导式的环境和条件,让孩子能够自由的成长,“因为孩子未来面对的世界占了他人生绝大部分的时间,而不仅仅是校内这十来年”。

在美国流行一时的STEM项目,之所以能够进入到袁刚的视野,某种程度上也源自他对中国现行教育的反思:

研究发现,中国孩子在传统的理工科(数理化)学习中基础知识很扎实,学习的内容也比较艰深,但这些仅仅停留在孩子的学习能力上。相对于科学学科的知识掌握,中国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到真实世界中还原问题的能力都比较薄弱,尤其是跟美国等科学教育发达的国家相比。

“那么我们怎么样通过课程帮助孩子把这个短板补长呢?我们找到了STEM这样一个载体,同时我们也提出了‘+’号,这是一个包容性的综合素养拓展概念,包括了心理、社会经验,以及合作精神、领导力和创造力等。”

2014年,上海正式启动了STEM+项目的第一个实验区,12所中、小学和幼儿园作为实验学校,开始了国际课程本土化的探索,并添加了新的元素。

“上海有一个新机制叫‘长研究项目’,市教委推出的长研究项目,愿意花很长时间来研究一个也许还没有终结性结果的教育的过程。我们采取了第三方委托机制,袁老师在这个领域里有很多研究,就承担了上海市STEM+国际科学教育研究中心的很多工作。”熟悉内情的上海教育杂志社副总编沈祖芸介绍了研究中心的诞生背景。

目前,研究中心已与上海的十余所学校开展了合作。今年5、6月份,将有6所幼儿园参与;秋季学期开学后,5所初中和3所高中也将尝试开设相关课程。一系列更为“疯狂”的课程也在研发之中,题目包括如何设计游乐场里的过山车、在幼儿园里建一座机场、如何开一家匹萨店、可替代能源与食品生产与加工等。

“我们很多的教学是把掌握知识的过程放在课堂上,然后再去现实中运用,但STEM+课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挑战前置,”沈祖芸对于袁刚的尝试给予了积极评价。在她看来,当孩子进入到直接学习知识的现实应用时,会暴露出知识的缺陷和盲区,然后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带着问题去找寻解决所需的知识与答案。

谷雨千千树:“听阅读”

匡华经常往农村幼儿园跑,有几个场景令她记忆犹新:

场景一,西部某省的一所农村幼儿园,平均每班有50个孩子,最夸张的一个班,老师要带70多个孩子。小朋友们把教室塞的满满当当,根本没有任何空间来开展活动。

场景二,中部省份某县不久前举行了一次全县幼儿教师技能大赛,到了音乐课考评环节,参赛的40多个老师中,仅有一位老师能够跟着乐器节奏把最基本的节拍搞清楚。

“现在幼教界都在倡导幼儿园以游戏为主开展活动,但在农村幼儿园真的很难实现。” 北京谷雨千千树教育公司总经理匡华说。

她所供职的谷雨千千树成立于2011年10月,是一家凝聚社会资源、以社会创新方式为中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优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发展的社会企业,由乐平基金会和小橡树幼儿园两家机构共同建立。

匡华和她的同事们发现,由于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很多农村幼儿园出现了教学内容“小学化”倾向,幼儿园老师提早将拼音、识字甚至算术的内容塞给3-6岁的孩子。而在这个年龄阶段,更为关键的是阅读兴趣培养、想象力开发、表达能力强化以及个体性格的完善。

“农村学前教育面临很多问题,哪一种解决方案是最有效、成本最低的呢?我们觉得早期阅读是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提高农村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方式。”匡华说。

通过阅读可以让孩子的想象力和思考力都得到提高,尤其对农村幼儿园的孩子来说,拓宽他们的视野是阅读中非常重要的目标。此外,阅读给孩子带来的快乐,以及对他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类似通过提升阅读能力来改善社会弱势阶层儿童学习能力的改革,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早有尝试并取得了不错效果。

美国研究机构曾做过一项大规模调查,发现全美200多万的学习困难儿童中有80%是由于阅读困难所致,而阅读困难的易发人群则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儿童。

为此,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2002年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落伍》(NCLB)法中,专门针对学前儿童的“早期阅读优先” (Early Reading First)计划,并规定在2002-2007 财政年度,每项计划每年分别投入7500 万美元。

这些举措后来取得不错效果,200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四年级学生在阅读考试中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少数民族和处境不利的学生在阅读方面的进步也很大。

谷雨千千树结合了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系列的幼儿园阅读活动,包括看经典动画片、看绘本、听阅读等。

以“听阅读”为例,要求幼儿园的老师读故事给孩子听,比如幼儿园小班的课程目标是读完56篇优秀的童话故事,孩子“听阅读”总量大约在5万字左右。

具体的阅读目标则包括:能听懂较简单的故事,理解基本情节;能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文章中词句的意思,在阅读中积累词语;爱听故事,学会倾听;口语能力得到发展,并在交流中使用少量的书面词汇。

“如果你要求老师绘声绘色地讲故事,很多农村幼儿园老师都做不到。我们先培养他们逐步建立起给孩子读故事的教学习惯,从最简单的事做起。”匡华说。

制约农村幼儿园开展阅读活动的另一个因素是,很多幼儿园甚至连一本绘本都没有。为此,谷雨千千树采用了颇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把200多本经典绘本逐页扫描成可以在电视机上播放的电子图片,这样一来,买不起那么多绘本的幼儿园,可以通过电视看到一本本精选的绘本。

“之所以想到这个替代方案,是我们在下边跑的时候发现,即便是最贫困的农村幼儿园,一般也会有电视和DVD机。” 匡华笑着说。

目前,谷雨千千树的幼儿园阅读推广项目已运行了两年多的时间,覆盖了全国4个省11个县141个试验点,培训了1800名老师,服务了30000多名农村地区儿童。

“试点发现在老师开始给孩子‘听阅读’后,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孩子就能养成阅读兴趣,开始喜欢听故事,听的时间增长,理解能力也增强,而且表达能力也更加规范。”匡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