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一句“我要去西藏”,能骗到多少女文青?
彼时,路途遥远、道路艰险,仿佛去的不是西藏,而是西天。但,凡“理想主义者”,无论是否要出国“取经”,需先去西藏“开光”。幸运的人,兜一圈,“转山转水转佛塔”,没转运也没转晕,活着回来了,就算讲不出一次“前尘后世轮回中”的生命传奇,也能编几个“不负如来不负卿”的爱情故事。也有些人,对后果估计不足,但怀抱着对文学、信仰和爱情的向往,背包搭车,仓促进藏。恶劣环境与高原反应,若落下点病根儿尚为幸运,据说那川藏线两旁的累累白骨,不少竟是壮志未酬的艺术家和诗人。
后来,路修好了,条件改善了,航班也便宜了,关键是大家都有钱了,去趟西藏就不算是什么了;几个率先更加有钱的富翁,开始玩挑战珠峰。所以,一直寂寞的珠峰下,竟是热闹了起来,不仅成了全球登山爱好者的俱乐部,相关服务产业也跟着繁荣。人一多,事故和麻烦自然也多,据说半山腰上时见登山遇难者的尸体和环保主义者的垃圾;你见,或者不见,反正都在那里。
这些都是听说,因为我没去过。在我自己的旅行地图上,西藏和珠峰属于一生都不会去的地方。一是从小身体差;二是长大了穷;三是贪生怕死,只习惯歌舞升平、温暖安逸的“东土”;四是懒,“宅男”做久了,就真以为自己是“隐士”。不过我的心中,毕竟还有个和文青及女文青相关的梦,对于那座遥远的神山,充满无限向往。所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我可以一星期只吃老北京卤肉卷,一星期不下楼;然后居然出了门,转三次公交一次地铁,在我大上海大宝山最偏僻的一家电影院里,观看新上映的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电影院的楼下是一间自助餐厅,庸俗的人们正在狼吞虎咽;当我咽了一下口水,神情倨傲又庄严地穿过他们时,被空调吹起的衣领,就像迎着猎猎罡风的斗篷。
啊,神山,我来了!每一幅画面都是意料之中的雄伟瑰丽、震撼心魄。我一度想冲到大屏幕前,背靠山峰,掏出手机,摆一个V字手型,发一张自拍。为了这一刻的到来,我昨晚甚至预备了一套从未有机会穿的登山服。不过,环顾四周,发现除了我,还有三个素不相识的女观众,这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还是有点Low;于是,再三抑制了与屏幕合影的冲动。
《喜马拉雅天梯》是登山爱好者们的“励志大片”,同时对于诸多想去看风景却永远没机会的人,更是个圆梦之作。历时四年的准备和拍摄,至少留下了大量比明信片还要漂亮的风光照;在如此高危险高难度的地方做纪录片,无论拍摄者还是被拍摄者都是令人钦佩的勇士;当镜头摆上山顶,清晰呈现人类征服珠峰的过程,这对于神山而言,也未尝不是一种“祛魅”。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视角,不再局限于那些登山者,而是落在提供登山服务的年轻向导身上。这算是对事实的回归吧?没有这么一支职业的登山服务队伍,富翁们只怕花了钱,也找不到上天堂拍照的门径。
当然,专业人士似乎最在意的是纪录片能进院线这个事情,甚至期待着《喜马拉雅天梯》创造一次像《大圣归来》一样的票房逆袭;而对于此,我这个被南方空气泡软了的人则持保留意见。
谁都知道,今天这情况,纪录片想依靠商业院线生存其实很难;所以最终能进院线的,必然从题材或制作上是显而易见的“大片”。想进院线的纪录片导演,会对自己的作品不由自主地抱有一种“大片期待”;但是,国内导演对“大片”的理解,不外乎是宽银幕和大场面、紧张刺激的节奏、美丽鲜艳的画面,叙事上则必须明白易懂、粗暴简单。《喜马拉雅天梯》的创作者未能脱此魔咒,所以这部纪录片几乎成为彻底由好画面堆砌的风光大片,你看不到一个清晰完整的“人”,你更看不到一个人物的内心。
想进院线播出,对于纪录片创作的尺度而言,更是一把无形之剑。近几年,大量的民间创作者,用非常便宜的设备,聚焦极普通的人物,却拍出了不少逼视现实、直指人心的作品,恰恰因其不受播出平台的限制,而保证了创作的纯粹。如果他们也想着要做大片、进影院,那意味着他们将放弃艺术的理想和底线。反过来说,《喜马拉雅天梯》应该有个专供网友们分享的“足版”,以区别于院线里的“洁版”,那些被刻意剪掉的素材,需要更彻底更真实的艺术呈现。
商业票房起码不应是纪录片的唯一衡量标准;独立的艺术院线,或许才能为纪录片的创作和发展提供想象空间。如果最好的作品,未必能够在最好的条件下放映,那不如用最Low的设备,扞卫自我世界的纯净;有时,一个微尘里的故事,一次简陋的放映,或许更能够穿透你我的心灵。
我从没打算去西藏,也没钱爬珠峰,但挤在回家的公交上,手捧新鲜热辣的老北京卤肉卷,闻着如咖啡一般焦苦的汽车尾气,仰望从来就没有仰望到的星空,脑子里一直盘旋着那个问题:如果你的世界足够完整,那你为什么要登顶?(编辑 李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