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胡滨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嘉宾
黄剑辉 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张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陈 龙 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
蒋红波 摩根大通全球人民币业务总监
金融双向开放才能解决
融资难、贵的根本问题
胡滨:首先我想先提问给黄剑辉院长,你是中国供给50人学派的代表人物,新供给学派50人论坛,你对金融业开放,供给侧改革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就金融业双向开放提一下你的看法。
黄剑辉:第一,大家需要看到我们所处的全球时代背景,按我的研究有两个心得,全球经济的重心已经由西方转到了东方,第二个特点,1978年以来的开放是以引进来为主,从国外引入资金、资本。未来五到十五年呈现内生驱动,全球布局的新时代。我们的重点过去几十年还是一个以引进来为主,出口产品。未来的话可能会越来越表现为双向开放。
第二方面21世纪进入到全球化4.0,很大程度上是以我们国家去年开始发起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银行为标志,呈现为中国引领的全球化4.0时代。
第三方面是“十三五”规划刚刚闭幕的十八大五中全会,提出核心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其中把开放也是作为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摆在这个地方。其实共享这个词也是跟全球化、双向开放密切相关。
从中国的角度,其实包括金融的问题,很重要的是结构性的问题。从1991年1月12日监管当局只批了一家民营银行,银行供给体系表现国有银行作为供给为主,国有银行经过七八年来不断的发展,加上个人的客户已经是几百万家的企业,上千万企业。
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一个需求主体,与国有银行为主体的供给结构的不匹配,这是导致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问题,渠道不畅,融资难融资贵说了很久,但是没有到根源。以前买东西到国有供销社买,供给不足,现在出门沃尔玛也好,家乐福也好,你想到小区店,供给是很多元化的。现在多元化的需求没有多元化的供给,这是中国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根本,看到了这一点,下一步解决金融问题也就才能看到它的根本点。
胡滨:谈到双向开放,我们不得不谈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的走出去问题, 11月30日IMF对中国加入SDR货币篮子作出决议,从8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快速贬值,引起大家的讨论和担心,张斌教授就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张斌:人民币国际化这是很重要一步,这个毫无疑义。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经济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呢,用一个例子来讲,我们把人民币的国际化比作一个果子,这个果子依托那棵树是中国的金融体系,那树依托的土壤是中国经济,SDR是把果子摘下来以后盖了一个章,说国际检验,盖了章之后对这个果子销售有没有好处呢?肯定会有点好处,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土壤怎么样,树怎么样,质量怎么保持。不管怎么样SDR不是根本性的,但是有这个章也是很重要的。
关于人民币汇率,人民币非典型的贬值,一般一个货币贬值两种情况,一个是支出大于收入,另外资产收入低于回报很多,两个碰到一块是典型贬值。中国收入大于支出,中国的资产回报率低于国外吗?
目前来看毕竟美国很多发达国家是一个负的低收益率,为什么人民币会贬呢,我们积累很多人民币外汇的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上汇率风险比较大。一旦这个升值预期不存在了,环境有变化了,企业有非常大的压力,货币有风险,要尽快把外债减少一点。从这样一些角度考虑带来现在的贬值压力,因为非典型特征,未来还会面临这方面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的政府增长速度不说6.5%,保持5%以上,现在人民币基本面,是一个强势货币。
胡滨:我想请陈龙教授谈一谈对互联网金融目前的看法,十部委也联合发了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指导意见,一些具体针对性政策监管规则也在制定当中,我想请你谈一谈这个问题。
陈龙:第一个问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金融,第二是新金融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投资拉动会变成消费型驱动的经济,这个经济就需要有制度,或者说供给侧金融改革支持它。新的金融会需要利率市场化,市场来决定资金的配置,会需要个人的征信体系,会需要理财,因为老百姓有钱才会去消费,这一套金融体系会改变。
第二个是所谓的互联网+,现在需要用一种新的金融基础设施,刚才黄司长讲金融渠道是不畅通的,移动互联改变我们这种触达资金两端的方式。
如果你要问我新金融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用新的技术来做的普惠金融,大众金融,会支持中国经济新的方向。
新金融有三个重要的特点。第一是多大程度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在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P2P,P2P是用互联网的方式对接资金的两端,是一个撮合的平台,这是一个进步。
我所说新金融做得好不好,是在于他多大的程度用新金融基础设施做金融,这是一个标杆。以支付宝为例,支付宝过去12个月资损率是百万分之一,是同类公司的百分之几。
第二个特点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跟长期结合起来,我们叫金融的场景化。刚才也有嘉宾提到,金融从来都是为实体服务的,为生活服务的,为消费服务的,但是在很长时间他们是被分离了。现在由于我们触达能力的改变,金融会跟场景紧紧的结合起来,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其实是新金融的标志,也就是真正做到服务实体和生活的目的。
第三个特点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弥补中国金融体系的缺陷,刚才有嘉宾提到现在中国金融体系有很多的缺陷,它不是零和游戏,是很大的增量,如何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去做这个增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我们蚂蚁金服提出了“推进器”的口号,我们希望做新金融的推进器,希望今后的五年有5000家金融机构帮助他们转型升级,这不是零和游戏,是共赢游戏,帮助中国新经济的方向。
胡滨:摩根大通的蒋总,我想有一个问题现在经济重要的领域是资本市场,而在资本市场中国已经采取了很多的创新试点。我们看到最近是沪港通已经开通一年了,下一步要采取深港通等等,沪港通效果怎么样,对于将来深港通、伦港通有什么启示,之后应该怎么搞?
蒋红波:我记得一年多前我们对沪港通做了很多准备,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推介是全球路演。在纽约、伦敦,让我觉得很诧异的就是从来没有像这次投资者对沪港通有这么大的兴趣。因为以前中国在资本市场跟海外的互联互通上还是做了一些尝试的,包括我们知道QFII、RQFII、QDII等等,沪港通为什么跟之前的不同,很简单,以前的机制都有一个Q,沪港通是第一次实现了在总额控制下单个投资者可以投资的渠道。针对投资来讲非常大的效率和便利化的改进,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看沪港通另外一个亮点,第一次实现了全程闭环,资金的进出是没有对外汇市场造成直接的影响,是原路进来,原路出去。
当时在市场进行了几乎是非常正面的反映,这个正面的反映,不是说突然买到QFII买不到的股票,而是终于看到中国资本项下,资本市场开放上作出非常有特点,而且非常聪明的有创新性的一步。
我觉得市场在短期内过度的反应,而对长期影响不足。我觉得这个长期影响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在沪港通这一年来分析我们看市场上每天都在公布,两面市场交易的A股、H股的溢价指数。一年前沪港通实施的时候是-7,国内的股票比香港股票便宜7%,在这个道理下有理由相信资金会大量的涌入。现在溢价指数是138,也就是说A股和H股相比,国内A股比H股贵了38%,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说到长期的效果,效果是非常重大的。我两星期前在香港主持一个会议,当时港交所和很多基金,包括企业家,我当时就问他们觉得沪港通推倒重新来过,有什么地方更应该做的。最大的成就和不足在哪,所有人给我的回答让我很感动,就是大家都一致认为沪港通的落地和实施本身就是这个事情最大的成功。
它实现机制上的创新,也正是因为沪港通初步的探索,我们接下来看见深港通、伦港通等等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到最后金融为了支持实体经济,怎么引入国际的资本帮助国内资本,这个机制成立本身很重要。
金融监管如何改革?
胡滨:刚才四位嘉宾都已经就金融业双向开放谈了自己的看法。我想这次对话的另一个问题,监管的新趋势再提一个共同的问题。现有我们需要改变的不是简单金融监管机构的改革,而是建立有效率的,能起作用的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而这样一个机制的建立不仅仅是协调,还要有统筹。也就是说指望监管机关有意识的协调这是很难的,这个需要自上而下有一个统筹,因此如何建立这样统筹协调的机制,是不是有这样的机构来统筹监管机构,这个实际是监管改革当中需要重点提的问题。
就这个问题我想听听各位嘉宾的意见。
黄剑辉:对监管的新趋势,谈两句话,第一句话是监管必须改革,第二监管的工具必须创新。
监管如何改革呢,我觉得可以用这两个观点来描绘。因为我们观察当今全球的角度也好,国内的角度也好,各个金融市场之间,直接金融、间接金融之间都是围了很多的围墙,扎了很多的篱笆,资本市场好像跟银行是两回事。大大的降低了整个金融对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质量。不是说监管越多越好,当然也不是说不监管。所以要创新模式和理念、工具。
具体谈到开放方面,一方面还是要加快引进来,因为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我们对服务业的开放是设了很多高门槛的。当然现在新一轮全球贸易协议的趋向,加大服务业的开放,包括金融服务业。
第二方面,中国企业步入全球布局的时代,对于银行业走出去也要把门槛降低。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双向开放,一方面欢迎国外的高水平银行,来的越多越好。第二方面主要鼓励国内的各个金融机构,现在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不管是面临所在国的很多的监管方面一些约束,国内也是设了比较高的门槛,其实应该对中国工农中建开,民生银行、招行也好,监管当局应该相信我们是有能力的。
张斌:在这基础上应该做的工作没做好,第一个金融的监管对社会市场有很大的影响。这方面第一个是专业化服务,由专业委员会来做这件事。做决策过程当中什么人说什么话,问题要说清楚。
胡滨:监管决策的透明化问题。
张斌:责任权利要匹配,不能出了问题跟我没关系。第二点我们之所以那么多的行业监管,这和别的行业不一样的,要发挥监管的自身优势。我们不能让监管部门负责所有宏观经济目标,银监会负责什么事,证监会负责什么事,得有一个人群对象,不能说证监会为中国经济发展负责任。证监会除了保护投资者还要负责怎样发展中国经济,那样体现不出来它的职能。
陈龙:监管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意识到监管尤其在金融里的目的并不是寻找绝对的安全,一定要在创新给社会带来的益处跟安全间寻求平衡,如果只是为了安全那就不需要股票市场波动。
银行也可能会倒闭的,我们永远是要在对社会带来的益处和安全之间寻找一个平衡,也就是说我们的监管,在监管安全的同时一定要给创新一定的容忍度,否则的话刚才讲的很多供给侧改革就没有意义了,有这样那样的风险。
如果看互联网金融历史的话,双十一刚刚过去,在2009年双十一刚开始的时候,2006年中国的网购大概是200亿,那个时候占社会零售的千分之三,去年底网购是2.8万亿,占中国社会零售的10.6%。除了这个比例,还是绝对数都超过了美国,这是互联网+零售的体验,其实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而在这里我们的互联网支付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我们同意金融的风险往往是滞后的,需要道德风险,需要监管,在这里需要平衡。现在适度的监管有一定的额度,遵循不同的金融监管的本质,像P2P的,支付的、保险或者券商的需要监管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想提倡分级监管,因为其实不同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成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蒋红波:既然说到了双向开放,其实我觉得监管不只是国内机构的合作,还有监管机构和国际相应单位之间的交流,我们看到资本市场的开放。蓝图可以画得很好,落地有些时候是非常具体而痛苦的,比如说企业去跨境融资,涉及到双向制度的认可。
投资者税制上的处理等等,这些都涉及到,我们说监管既监还要管,这个管你得扶持,产业需要监管机构为代表,在跨境双向开放过程中间去更多的加强沟通,而不只是实业界的沟通。
第二个其实还有一个涉及到,如果说是建议的话,实际上和市场的充分沟通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很多的政策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之前有跟市场咨询问询的阶段,这是非常好的,功能性监管的转变。
因为之前市场上有一些比较有意义的现象。比方讲8月份我们的货币突然变化,日元贬值20%市场都没有动静,为什么我贬值2%市场就抱怨一片,这实际上有一个和市场参与者充分沟通,因为市场最怕的是什么,它不怕监管,怕的是意外,最怕有一些突然来了没有想到的情况,我们看到海外要加息,这个话说了有一年,讨论实在无可讨论的时候还是加息。其实给市场充分的时间来消化,来沟通,彼此中间发现一些切合点,在短期内机构难有大的设计改变的话,在功能上有可以期待的地方。
胡滨:最后我还想让每一位嘉宾用一句话展望一下未来的“十三五”。
黄剑辉:我这句话是结合这个主题,加快监管创新,助推双向开放,就金融供给侧改革,引领中国及全球新发展。
张斌:我一个体会,我们整个金融体系发展非常快,每个实体经济进步非常快。我比较赞同刚才嘉宾讲的,希望未来五年中国民营经济在中国金融体系里能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陈龙:金融从来是一个附能型的行业,中国经济想大幅度提高效益,要转型的话,没有金融的改革是无法想象的。在我们理解新金融是用互联网的技术来做的普惠金融,大众型的金融,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蒋红波:未来的五年最核心改革作用点是金融机制的配置问题,市场多方对资源配置起到比较大的帮助。
(本报记者包慧 整理报道)(编辑 李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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