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刺激对经济回暖作用有限

“我认为这次(经济)下行实际上还是人口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10月28日在21世纪金融论坛上表示。当日,周天勇从供给侧谈了目前经济下行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周天勇介绍,2014年8月因为各方面对此次经济下行有不同的说法,中央党校组织了一个团队,本着实事求是、数据说话、因果论证的原则来研究经济下行。

经过研究,周天勇认为导致此次经济下行的因素是人口减少、国民收入分配扭曲以及资金外流。基于上述原因的分析,周天勇从供给侧改革出发提出相应建议。

国民收入分配流程扭曲

周天勇认为,从数据看2008年经济就开始下行,2009年“四万亿”刺激后经济增速有所回升,2012年后经济又跌下来。“如果没有刺激的话,实际上一直是下行。”周天勇说,“少子化、人口增速的放缓和老年化,这些对经济影响是首位的。”周天勇认为。

而第二个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流程扭曲。周天勇研究后发现,国民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下行的影响大概占了30%左右。

分配扭曲首先是政府收入比重较大。2014年宏观税费率已经达到37.59%,说明政府拿走较多。二是金融体系扭曲,中小企业很难从金融体系融资,高利贷拖垮了实体经济。三是城乡居民总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高。周天勇指出,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降到2013年的44.7%,消费比例降到2013年的37.48%。“居民消费的不振和居民消费在整个分配中的下降,也是导致消费需求萎缩非常重要的原因。”周天勇说。

第三个原因是服务贸易逆差和资金外流。“实物贸易是回落的,服务贸易有巨大的逆差,而且我觉得这几年没有太大的办法,逆差还会有扩大。”周天勇说。

服务贸易方面,首先是教育服务贸易逆差。2014年中国留学生数量167万,在国外花掉6686亿元人民币;到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39万,在中国花了391亿元人民币,两项相减是1000亿美元的教育服务逆差。另外是旅游贸易逆差,外国游客2014年在中国花了515亿美元,中国游客在外花了1550亿美元,这又是一个服务贸易的逆差,又是1000亿美元。“医疗、养老、健康还有技术服务贸易这些逆差,最保守的估计2014年有3000亿美元贸易逆差的话,就是1.8万亿的GDP受影响。”周天勇说。

资金资金外方面,周天勇测算称,1988年到2002年的15年间不法资金外逃可能达1900亿美元,2010年是4120亿美元,2011年6000亿美元,2012年8000亿美元,2013年也是8000亿美元。“2014年假如降低一半,加上2003-2009年的估计,外逃规模在32000亿美元左右,也就是将近20万亿人民币,这些对中国的消费都是非常大的影响。”周天勇说。

解决之道

周天勇表示,实际上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采取需求刺激的政策没有效果。他举例称,2008年也进行了刺激,但是经济增速又迅速跌下去,现在再刺激就会产能过剩,钢铁、水泥、房子都过剩。“日本经济学家在评价安倍经济学就提出,对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提出,说你可以印出票子,但是你印不出花票子的人,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典型,非常到位。”周天勇如是说。

因此要对症下药,对症设计治理思路和对症出台政策。“为什么提出供给侧改革?”周天勇如是反问。他表示,需求侧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有限,有的时候是失效的,甚至还有副作用。“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一点也不搞需求侧的宏观经济政策,你该刺激还得刺激,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政策相要互配合。”周天勇说。

具体而言,首先第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增加人口供给,放开二胎;要废除社会抚养费,从制度放开增加供给,增加农民的购房创业能力。同时要加快人口流动。他援引中国社科院蔡昉的观点称,加快人口流动能带来1-1.5个百分点的增长。

其次,在恢复人口正常增长的同时,改革银行体制、资本市场体制,降低融资成本,发挥增长的潜力。再次,改善收入分配流程,提高投资和消费能力,保持“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在6.5%左右。

“供给学派的核心政策就是减税费,降低社保费率,降低借贷成本,这是非常关键的,这可以增加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周天勇说。(编辑 李伊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