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未来

2016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无论从全球经济、中国经济还是中国的改革进程来看,都正是棋至中局。

从全球经济来看,持续将近十年的美元大宽松周期终于在2015年年末结束了,美联储正式宣布了加息的消息。这意味着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进入一个新阶段。

按照市场预测,美联储在2016年将有三至四次加息计划,全球市场又要进入新的竞猜阶段——美元如果不断加息将会进一步助推资本回流美国,而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将意味着更多的动荡和不安。同时,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正式出现了分化,美元加息,欧元区和日本继续量化宽松。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不可小视。

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正处于爬坡过坎的阶段,经济的分化迹象明显。传统行业普遍出现了较大的困难,2016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化解这些行业的过剩产能。但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和消费领域却十分火爆。地区经济也出现了同样的分化,传统经济占比较大的东北、山西等地出现了较明显的经济衰退迹象,但是在沿海一些地区,新兴经济和产业成长十分迅猛。

新旧动力正在发生转换——中国经济棋至中局,但转换过程可能有些不适、不安,而且可能会出现反复。这就需要针对传统的过剩行业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供给侧改革,而对新兴行业则要进一步放松管制、放开搞活,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给新兴产业更好的生长土壤。

中国的改革更是处于“中局”,如果将2012年十八大召开作为新一轮改革的起步点,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作为目标时间点,那么2016年恰好在这个时间段的中间点。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总共规划了500多项具体的改革任务,这些任务已经到了落实和攻坚的关键阶段。这些年已经发生的改革,已深刻改变了当下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态,但仍有许多核心领域的改革尚未破题或正在启动,比如垄断行业的改革、国资改革和价格改革等等。

在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加强的当下,中国经济增长依赖简单规模扩张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新增长道路必须依赖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这需要改革。只有改革,才会让中国经济迸发新的活力和增长动力,唯有革新,方可致远。

为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这两年的经济走势最突出的特点是经济增速不断下行和宏观调控不断托底并存。2016年这一基本态势仍不会改变。

2016年,中国经济仍面临非常大的增速下行的压力,尤其是过去拉动增长的主力因素都正在发生质的改变,如出口已经负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拖累因素,投资中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也大幅回落,制造业投资增速也已降至个位数并极可能继续下降。这些关键权重指标的下降一定会带来整体增速的下降。

但正如本年刊里专访的多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增速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重要性却在下降。中国的经济体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每增长7%就是一个中等国家的GDP。再强调高速增长可能对质量和效益带来负作用。

而且,相比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国的宏观基本面仍然较好,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仍有相当大的余地稳增长。降准降息的空间都还存在,而且很可能都会发生。比如中国财政的整体负债水平都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提高赤字率,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可期待。

既然如此,那么中国经济在做好短期总需求的调节的同时,就要更多地考虑中长期问题,考虑中国经济的提质增效。这也是在2015年年底决策层提出供给侧改革思路的原因。

正如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所言,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并非是对立的,两者应当统一起来考虑。以消费增长为例,消费增长的根本是居民收入的增长,而居民收入增长的根本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要避免将两者对立起来,认为供给侧的调控就是放弃稳增长。

供给侧的改革也有其明确的方向和指向,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重心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这些任务可能都需要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支撑,比如去产能问题,需要发挥破产法的作用,甚至不排除重新启动政策性破产的可能。此外,可能还需要发挥资产处置公司的作用,盘活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在房地产去库存方面,需要吸引进城农民工买房,那么需要给予农民工包括落户及社保、福利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平等待遇,需要政府很大的投入。在降低企业成本方面,需要政府减税降费和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相结合的一系列政策。

但是,要化解这些问题可能是一个“长跑”而非“短跑”,需要处理结构性调控和经济增长、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

变革的力量和市场机会

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在当下经济增速下滑、新旧动力转换的时期寻找市场机会,这是个考验。

2015年夏,中国资本市场出现波动之后,大量的资金从股市撤回。同时,因为房地产市场从中长期来看不景气,房市也难以吸纳资金。中国一度呈现出“资产荒”的情形,目前这种状况并未得到根本化解。过去,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吸纳了大量的资金,风险低,收益高,而这样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投资者需要接受回报率不断下降的事实,在精耕细作的基础上,寻找投资回报。

2016年,多层次资本市场和一个繁荣、稳定的资本市场一定会是国家政策支持的方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企业增加直接融资的比重,降低负债率。因此,注册制改革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正在得到快速推进。同时,中国居民的资产比重中,权益类资产占比较低仍是一个基本面,未来权益类投资市场仍有较大的机会。

但这仅仅是从宏观面来分析,市场的走向由多重因素决定,比如实体经济的效益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明显提升、监管层对于进入二级市场的各类杠杆严格限制等等也会给市场带来一定的悲观情绪。

从房地产市场来看,分化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资产荒的出现,资本一度蜂拥至债市,这个领域已积累了一定的风险,需要警惕。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为中国制定了改革路线图,这些路线图将中国各个方面的改革像工程师一样分门别类列出,一直细化到项,三中全会总共就有336项,四中全会则有190多项,2016年仍需要在改革中把握市场机会。

在改革路线图的安排下,2015年的改革及政策热点连番登台,从一带一路、国资改革、京津冀一体化、亚投行、中国制造2025、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价格改革到自贸区金改,一系列的热点改革及政策词汇成为市场热点。其中,金融领域的系列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的开放、以及地方债置换改革尤其引人注目。

相对于2015年新的热点名词频出,2016年的改革可能并没有那么多新的顶层设计文件出来,相反更多的是消化2015年的顶层改革设计。

延续2015年的改革思路,在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之前,人民币汇率和资本项开放的改革不会止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市场层面的监管执法都已是必然方向,证监会在2015年底对市场各类案件的调查也说明了这个动向。大金融监管改革在顶层设计清晰之后也会加快步伐。

国资改革顶层设计文件气势宏大,试图打造中国的淡马锡模式,系列文件还在陆续下发过程之中,各类改革和市场整合在2016年将会引起一波一波的市场风潮。

军民融合的改革还会以更高的层次和规模展开。这既是发展军事技术的需要,也是提升国家高端技术竞争力的需要。价格改革涉及到许多基础性行业的定价机制问题,顶层设计文件已出,但改革需要逐个行业突破。垄断行业开放的呼声不小,局部的改革也在启动,如电力改革的试点正在进行,试图放开两头,管住中间。再比如油气领域的改革方案也已经上报。这些改革是啃硬骨头,对增强中国经济活力和中长期的增长动力都大大有利。从改革主题中把握市场机会,或是2016年的重要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