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走出去”国家“软支持”不可或缺

穿越到5年以前，醉酒驾车在中国还不算是“犯罪”，几乎没有人把醉酒驾车当成一回事。但在“酒驾入刑”后，情况变得截然不同，很少再有人愿意为了贪杯而搭上半年的“牢狱之灾”。

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法律差异，恰恰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巨大障碍。据汤森路透ONESOURCE统计，仅2014年一年，北美地区间接税规定就有5000处变化，而在拉美，间接税变化的个数高达17000处。如果不了解这些法律以及法律的变化，中国企业就可能落入法律“陷阱”，并遭遇不可预估的损失。

这方面的案例数不胜数。

“坎昆龙城”是中国企业在墨西哥投资的“标志性”项目。因“未取得联邦环评授权而开工建设”，墨西哥联邦环境保护监管局对其开出了724万比索的罚单。期间，又因砍伐149公顷受保护树林而多次遭到罚款，最终因积欠2200万比索的罚款未能缴付，被以“触犯环保法规及长期欠缴罚款”为由，遭到被下令全面停工的结局。

同样是由于忽视法律风险，一家中国著名的家电企业在巴西遭遇了滑铁卢。合作方利用中国企业对当地法律的“错觉”和“占小便宜”的心理，在合资公司注册和审计过程瞒天过海，以貌似对中国企业“言听计从”的方式设下圈套，导致该企业对合作方接连中招。其结果是在经营3年后，合资公司从一派“繁荣”的景象中惨淡败落。不但造成了超过5亿美元的直接损失，还要被迫花费重金聘请律师和会计师，处理可能需要耗时10年的合资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而且其国内业务也被巴西合资公司所拖累。

从现象的表面看，造成这些惨痛教训的原因是中国企业对当地法律不够了解和尊重。但从更深层次上看，国家也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包括法律在内的“软服务”。

翻译境外法律应当是一项公共服务，大部分企业对此无能为力。要到外国进行投资，至少需要研究当地刑法、商法、劳工法和民法在内的十多部法律。目前国内除对欧美少数国家的少数法律有中译本外，对于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法律，都没有中译本，基本上要靠企业自己进行翻译。

和“走出去”的紧迫性相比，耗时漫长的法律翻译工作让企业等不起，许多企业在法律基础不具备的情况下“贸然出海”，也有着迫不得已的成分。另外，由于投资目的国相同，往往会出现许多企业都在“各自为战”情况，也就是大家会重复研究同一国家的同一部法律，造成大量重复性的浪费。并且，法律翻译要求语言非常严谨，企业内部仓促的翻译，必然会存在一些不到位、不准确的问题，这很可能会给以后的投资和经营埋下“地雷”。

比如，上述家电企业巴西合资公司的法律文件中，就有许多中方因为思维惯性而导致的法律“错觉”。其一是，中方要求担任“法定代表人”，认为这样的约定足以控制巴西合资公司。然而在巴西的《公司法》中，并没有“法定代表人”这个概念。以法定代表人控制合资公司的构想，无异于一纸空文。其二是，对方利用中文和西班牙文的细微差别，将中方误认成“董秘”的机构，变成具有“董事会”职能的机构，架空了中方的控制权。如果没有专业的法律背景，类似这种在语言表述上很细微、但在实质意义上却有着“天壤之别”的问题，就很难规避掉。

目前，中国企业的投资已经广泛分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一带一路”沿线就有65个国家和地区。法律翻译是一份“天量”的繁重工作，国家有必要抽调精兵强将加快重点法律的翻译，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防范和减少法律风险。

和翻译外国法律同等重要的是，制定相关法律，规范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行为。众所周知，美国早在1977年就制订了《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对美国公司在海外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处罚。沃尔玛、葛兰素史克等多家美国公司遭遇相关调查。其中，2014年4月，惠普公司承认了其三家海外分公司向当地官员行贿的事实，并同意支付一笔1.08亿美元的罚款进行和解。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一些中国企业及其员工在海外“不良表现”的案例增加，引起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反感，甚至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声誉和形象，给中国企业“走出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于类似情况和现象，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立法层面的研究，通过制定法律，对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不良行为”进行约束和处罚，以维护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和国家声誉。

中国企业“走出去”往往是从高管到员工的“大部队”。与此不同，欧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通常只有少数高管是其本国人才，大量员工和管理人员则都是中国本土人才。甚至有些中国区的“一把手”也都是“中国面孔”，比如，惠普全球副总裁兼中国惠普总裁孙振耀、摩托罗拉（中国）总裁高瑞彬、IBM大中华区董事长周伟焜、微软大中华区总裁唐峻等等。之所以欧美公司能够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留美、留欧留学生，他们熟悉欧美文化和中国国情，可以成为欧美企业进军中国的“开路先锋”。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在海外就没有大量的“留中”学生资源可用。数据显示，2013年底，我国共有1.53万家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了2.54万家境外机构，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化人才缺口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瓶颈性因素。特别是在一些欠发达国家，本土人才和教育资源严重缺乏，并且很少有家庭能够承担高额的留学费用。针对这些情况，中国政府部门应当制定相关政策，把外援资金重点向留学教育上倾斜，采取增加助学金、奖学金等方式，吸引大量外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培养更多的国外精英人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属地化过程中的人才短缺问题。

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1—11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同比增长16%，尤其是民营企业正在替代大型国企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角。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民营企业都无法和大型国企相比，靠自己翻译国外相关法律几乎毫无可能，国家有关方面的“软支持”就显然更为必要。

随着“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成为热词，未来5年到10年，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将保持一个高速发展的态势。如果说亚投行等机构将在资金等方面对“一带一路”战略提供足够的“硬支撑”，让中国企业有足够的“本钱”，那么包括法律翻译等在内的一系列“软支持”，则会让中国企业避开各种风险和陷阱，保证“本钱”的安全，防止巨额的资金“打了水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