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蓝领阶层体量庞大,是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走向共同富裕最为关键的大部分人,也是打造中产阶级、构建纺锤型社会无法绕开的话题。厉以宁老先生去年初发表《论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一文,启动了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年末出版的这本《中国道路与蓝领中产阶级成长》汇集了三十几位作者的十数篇文章,不妨视作学界在这个研究方向上的最新收获。
蓝领阶层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但从总体上看,鉴于这种发展以粗放型的增量为主,蓝领阶层面临的一系列历史问题在发展中虽逐渐有所弱化,但仍十分突出。特别随着2005年快速跨过“人口红利”的拐点后,蓝领面临的历史“结构性”问题变得愈发尖锐:曾几何时为满地找工作的劳动力,一下子紧缺起来,用工荒从沿海向内陆地区快速蔓延。而另一方面,蓝领阶层技能水平、工作性质、劳动强度、工作收入等并没有获得质的飞跃。有媒体就此评论,用工荒的背后,实际是技工荒的稀缺,一些紧俏技术岗位频频喊“饿”,薪酬也相当可观,但后继乏人,比如曾不被新一代农民工看好也几乎从未走进城市蓝领阶层视野的木工等传统技术工种。
对于蓝领,本书作者们更愿意将他们视为按经济收入和工作性质划分的特殊阶层。然而,基于历史原因,我国蓝领阶层的组成极其复杂,既包括部分城市工人,同时也包括大多数走向城市的农民工。这种身份分野,表面上看主要表现在收入与工作环境条件等方面,更深层次则反映出盘根错节的户籍问题——虽历经改革,但农民工仍旧受阻于城乡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二元户籍制度,难以顺利融入城市。
就蓝领所面临的诸多切身难题而言,厉以宁教授导入了有别于城乡户籍的“二元”概念。在这种“二元”维度里,一部分蓝领有着较好的薪酬,工作环境也较好,另一部分蓝领则自始至终收入较低且工作环境较为恶劣。尤其低收入端的蓝领阶层上升通道也极为狭窄,现实环境往往决定了他们无论再如何努力,也难以超越另一部分高收入蓝领的收入下限。这也就意味,这部分低收入蓝领群体的现状如果不能得到改观,很可能形成贫穷固化,甚至进一步恶化为贫穷的代际传承。
现实中,低收入蓝领主要是进城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最大的优点是吃苦耐劳。他们大都并不奢望有朝一日能在城市安身立命,心里想的还是等到做不动时“告老还乡”。成长于改革新时代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再像父辈那样只知卖苦力,也没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他们有自己的憧憬,渴望舒适的都市生活。但他们有希望却少途径,单凭打工很难实现身份的跨越。毕竟,想在大中城市里拥有一套房子就需奋斗一辈子。
就蓝领如何走出上升乏力的怪圈,多位学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建言献策,既对国家宏观政策提出了可操作性建议,也有对蓝领发展较好的“典型”解构。梳理一下,构建蓝领上升通道的建议集中于五大方面:一是加快户籍改革,消除城乡“二元”差别,为蓝领特别是农民工顺应市场需求自由流动松绑;二是加快蓝领的培养力度,提升蓝领的技能水平,打造时代的“工匠精神”;三是拓展蓝领向社会上层攀爬的上升通道,通过上升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用工环境;四是充分发挥3D打印、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结构的技术优势,吸引更多蓝领;五是鼓励蓝领创业,打造更多富有创新精神,能服务大中型企业的小微企业。
平实而论,这些对蓝领阶层的分析探讨够深入具体,不过,从我国蓝领阶层的现状与面临的诸多问题来看,笔者倒是觉得,首先应冲出户籍制度、传统思维认知两大“包围圈”。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国严格的户籍政策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许多政策依附与户籍制度之上,阻碍了人口顺应经济发展的合理流动。在传统思维模式里,技术工人虽有别于普通工人,但技术工种仍被许多人视为社会中低阶层,表现在用人单位里,技术工种收入始终难以超越哪怕是最低级别的领导。当技术工种无法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蓝领“提能升级”就难以突破传统认知的天花板。
当然,这并不是说蓝领冲出两大“包围圈”后,就会自动迎来又好又快的美好明天。回顾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蓝领阶层的爬升,普遍需借助技术平台。再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岗位的技术化专业化,是打造“工匠精神”、提升产品品质的必然选择。
众所周知,“工匠精神”是一个国家雄厚技术实力的象征。尽管今天科技异常发达,精密计时产品比比皆是,但一提起手表,我们立马想到的却不是科技强国大国,而是小国瑞士。德国素来崇尚“工匠精神”,“在众多类似德国优秀中小企业中,有个共同点,就是工人都具有优秀的手工艺传承,所有工人都具有令人尊重的工匠精神。在德国,一个技能高超的熟练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科学家基本没有差距,这也体现了整个社会对工匠精神的认可和赞赏”。
相较而言,一个缺乏“工匠精神”的社会,质量不再是企业追求的最高标准,因为追求质量需要不菲成本,大家竞相追逐的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不断分摊成本创造利润,结果只能在粗制滥造的羊肠小道上杀得脸红脖子粗,且愈陷愈深。
美国畅销书作家亚力克·福奇曾在《工匠精神》中,通过梳理工匠精神在美国的发展史得出结论,工匠精神是“当之无愧的缔造伟大传奇的重要力量”。前不久,作家申赋渔曾推出《匠人》书,勾起许多读者对农村匠人的幽远回忆。在申赋渔笔下,农村工匠要么从农村抽身离开要么后继乏人,这不仅导致农村工匠文化的空心化,更主要的是,这些被城市吸走的工匠,只不过是城市里飘浮的游子:虽然他们有些看起来还算可观的收入,但这只是相对于他们背后的故乡而言,而在大中城市,这点收入可能还无法令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
申赋渔谈的是乡土,却折射了我国蓝领阶层领头雁角色的匠人群体上升乏力。倘若匠人面对现实困难尚且如此无力,那么这些困难只会在更多缺乏一技之长的蓝领身上进一步放大且变得坚硬有加。如果沿着上述这三本书构成的脉络,兴许还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冲出两大“包围圈”,我国蓝领才有更多向上的可能。而蓝领未来能否成长为社会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匠精神在这块土地上能否生根发芽直至繁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