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下警惕催生新一轮泡沫

《21世纪》:人民币持续贬值,你此前预计会徘徊在6-6.5的区间,是否意味着目前已经贬值到位并逐渐企稳?

于学军:我当时说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1美元对人民币是6-6.5之间波动,是针对1-3年的一个短周期而言。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当时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同时中国有大约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抗衡力量,抗衡的结果就是在这样一个区间波动。这个话是2014年初讲的,至今已过了2年,但今年底我说的这个短周期就应该结束了。

本报记者 李玉敏 北京报道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经济增速目标下调至6.5-7%的区间。与此同时,稳增长的政策力度加大,财政方面今年的赤字率提高至3%。货币政策虽说是“稳健”的基调,但市场普遍预计将较为宽松。

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下称《21世纪》)专访时表示,虽说增加货币供应对经济拉动的边际效益递减,但由于我国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较大,因而刺激效果会更明显。正因为如此,也更应警惕产生新一轮泡沫的风险。

降准空间大,降息空间有限

《21世纪》:决策层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6.5-7%的区间,在你看来这个目标是否合理?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否意味着将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于学军:去年经济增长速度降为6.9%,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水平。我国经济增长之前是“保8”,这两年是“保7”,现在把增长速度调到6.5-7%。这是一个区间,有0.5个百分点,实际空间很大。就是说,增长7%和增长6.5%差别挺大。我个人认为,定在下限6.5%更合适。

刺激性的政策,这两年力度在不断加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安排赤字规模到2.18万亿,赤字率到3%,是有意识地加大赤字,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目的就是拉动经济增长。从货币政策来看,2015年以来连续降准降息,还有其他的货币政策工具,流动性不断放松。现在整个资金面很宽松,利率水平持续下降,货币政策叫稳健,实际上也是偏松。

投资方面,预计2016年投资拉动经济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去年审批的投资项目,今年陆续开工,投资拉动的作用会逐渐显现出来。过完年以后,国内钢材价格每吨涨了700元左右,全球市场上铜、铁矿石、黄金的价格都在上涨,这里估计中国因素是一个重要原因。

《21世纪》:货币政策官方表述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市场已将此解读为继续宽松。今年M2增速目标定为13%,高于去年12%的目标,同时将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目标定为13%,这意味着新一轮的信贷扩张是否重来?今年1月的信贷放量将成为常态?预计实际的刺激效果如何?

于学军:从全球来看,增加货币供应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实际上边际效益是递减的。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日本、欧洲等三大经济体,持续了六七年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刺激的效果很有限。这一方面说明货币刺激经济的效应在递减,但也不能说宽松的政策不起作用。因为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原因,货币的刺激和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中国经济外向度很高,也是制造业大国,同时消耗大量的原材料。所以,中国经济受全球大环境的影响也很大。中国货币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我觉得需要观察。

但总的来看,中国的刺激效果应该比全球更明显。因为,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比较大,加上公有制经济的体制容易受到货币扩张的影响。同时,我们预算软约束,不像私有制国家的预算硬约束,所以使得货币刺激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

正是因为中国的这个特点,也要特别小心政策过于宽松,形成新一轮的泡沫。只要货币扩张,就会发挥作用,其能量发挥出来,会形成新的泡沫环境。

《21世纪》:今年3月1日起,央行再次降低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偏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今年应还会多次降准降息?

于学军:降息的空间不大。现在的利率水平,无论是实际的利率,还是基准利率水平,都处于历史较低时期。所以,进一步降低利率虽有一点空间,但是空间不大。利率降得太低,对人民币汇率会形成更大的贬值压力。其二,我们很多市场主体预算软约束,过低的利率可能会造成货币信贷的过度膨胀和泛滥。

降准的空间还很大,现在还有17%的准备金率。准备金率历史上在6%-8%也属正常水平。关键是流动性管理问题,如果外汇储备进一步下降,流动性处于自动收紧的状况,降低准备金率就是一个主要的选择。降准,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尤其是 2016-2017年的常态。

《21世纪》:人民币持续贬值,你此前预计会徘徊在6-6.5的区间,是否意味着目前已经贬值到位并逐渐企稳?

于学军:我当时说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1美元对人民币是6-6.5之间波动,是针对1-3年的一个短周期而言。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当时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同时中国有大约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抗衡力量,抗衡的结果就是在这样一个区间波动。这个话是2014年初讲的,至今已过了2年,但今年底我说的这个短周期就应该结束了。

稳增长与化解产能过剩

不矛盾

21世纪:政府的投资力度加大,加上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今年又增加了4000亿元的地方专项债,政府的巨额融资会否让金融市场不堪重负?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将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力量?

于学军:地方债去年置换了3.2万亿,如果今年置换3万亿加上4000亿的专项债,总数约三四万亿的水平,在金融市场上所占份额不是很大,对市场的冲击应有限。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金融市场的池子,库容有多大是货币政策可以调节的。货币政策放松,池子里的水涨,三四万亿的规模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去年,国开行和农发行的贷款投放力度很大。国开行新增贷款超过1万亿元,农发行增加了近6100亿元。除此之外,这两家银行还投了约7000亿专项建设基金。这个建设基金投放领域广泛,利率只有1.2%,这部分资金还没包括在内。专项建设基金,以资本金的方式投入到具体项目当中去,去支持那些看得准、有回报、不新增过剩产能的重点领域的项目建设。

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政策性银行发挥逆周期的调节作用,特点还是很明显。我国的金融结构还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在这个模式没有大的改变的情况下,任何稳定经济、加大投资力度的措施出台,银行肯定是最主要的承载主体。

《21世纪》:化解过剩产能、去杠杆和稳增长之间将如何平衡?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政府多花钱,这是否意味着以基建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要大幅增加?钢铁、水泥等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将获得喘息机会?

于学军:化解过剩产能和稳增长,看似矛盾,实际并不矛盾。僵尸企业大多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对稳增长也没有多大作用,另外还要对资源、物质和资金产生巨大消耗。只有把去产能、去杠杆的问题解决好,才能把经济结构调整好。

投资拉动经济,政府是一个很重要的主导力量。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主要也表现在政府投资上,基建的投资拉动是政府投资的一个方面。除了公路、铁路、机场这些一般性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棚户区改造、重大水利工程、异地扶贫搬迁等多个方面,政府投资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宽。如果说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这对原来的五大产能过剩行业,对于其起平衡供求关系肯定有好处。会使一些企业效益提升,还有一些比较困难的企业也获得重新活的喘息机会。

《21世纪》:近期,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回暖,您认为主要是什么因素?房地产将重新担纲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于学军:一线城市,包括部分二线城市,近期房价大幅度回升,甚至重现房地产热潮,这种现象应与国家政策有关。这些政策都是千方百计刺激房地产,以实现去库存,这样对整个经济形成的影响很大。具体可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宏观政策越来越宽松,货币供应量日益扩大;二是出台了很多刺激房地产的具体政策,比如限购放开、按揭成数越来越高、减免房地产一些税费等。

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火爆,主要是受当地的供求关系影响。这些城市都是外来人口比较多,净流入量比较大的城市,增量的刚性需求大。此外,也不排除炒作的因素。市场就是买涨不买跌,一旦刚需带动房价上涨,炒房者有利可图就会乘势而入。

(编辑:李伊琳,邮箱:liyil@21jing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