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经济改革的命脉

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美国危机后持久深刻的结构调整时期。这是我在2011年向有关领导汇报时的判断。从2011年到2015年,因为改革滞后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我的判断没有变,也不需要变,我们也不应该回避“调整”两个字。

调整,意味着经济增速要下来,意味着一些企业、地方政府平台要破产,实业的压力可能会加大,当然服务业、互联网新业态可能会弥补一点。但是从一般的经济学原理讲调整,就是速度要下来,破产企业数量要增加,失业要增加,经营实业压力会增加,这是一般的市场逻辑。调整,意味着一些风险会出来。

在讲问题的时候,同时应该很坦然地讲清楚,即使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是很高。当然所谓高,不是两位数的增长,而是即使是6.5%或者是6%的速度增长,在大国经济中也是绝对的高增长。

调整有两种方式,两种可能性。所谓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纯被市场规则强行约束,被强制性调整,那就是经济周期出现明显变化,换一个词就是出现经济危机,缩减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典型的是1929-1933年的美国大危机;一种是适应市场的逻辑,加上适当的政府有限干预的主动调整。这里讲的是政府有限的干预,有节制的干预,我并不认同政府随意地大规模干预。

然而,因为调整中经济社会会出现政府和市场双方都预料不到的事件,投资者往往在抽象理解调整必然性的同时,会因看到周围大量的各种宏观、微观数据下行或者恶化,其信心会下降,投资调整就会过度,出现超调,进一步恶化增长预期。所以政府在调整中一定要把握好各种改革和调整政策、稳定增长之间的协调,要学会引导与加强市场的预期管理。

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调整内容是什么,方向是什么,工作重点是什么?我们可以回顾,中国经济不协调、不可持续产生于美国金融危机前,暴露在美国金融危机后。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最大的外部环境变化。怎么调整?其实就是改出口投资为主的模式转为发展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模式。因此,短期内扩大投资和鼓励创新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一定要看到,讲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和任务时,是在讲总量、讲结构。讲创新、讲企业家精神,是在讲长期增长的动力。而调整首先直接讲的是总量经济,是讲总需求、总供给。消费占GDP比例的提高一定是中国结构调整最终完成的标志性成果,也一定是确保中国经济今后稳定增长的根本性调整。

最近消费贡献率的提高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出口与投资贡献率的下降而得到的相对提高,我们近期的舆论每天都在寻找增长的新动能,但对消费增长动能的寻找,对扩大消费所需紧迫采取的制度改革动能的寻找,强调得不够,花的精力不够,措施不力,舆论也很弱,形不成一股力量。

尽管提高消费是个慢工夫,尽管对中国居民消费率高与低学术界还有不同的争论,但是客观讲,最后中国调整的结果肯定是三驾马车中的居民消费比率要大幅度提高,否则发展方式不可能转过来。所以尽管是慢工夫,但是我们必须给予正名,给予首要地位以示强调。多少年来,政府下发了这么多规划、文件,恰恰缺少如何加快居民消费的综合规划。这方面内容很多,包括:加快解决医疗、养老问题,加快土地改革中提高农民的财产收入,解决城镇化战略中农民工市民化的收入分配问题,老百姓奢侈品、品牌消费品在国内的消费问题等。

改革的内容涉及很多,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做了大量的安排部署,在此我仅讲五点意见。

一是对地方平台的不良资产要赶紧剥离,让地方政府轻装上阵,不要再拖累它们新的投资。要打破隐形担保和刚性兑付,让矛盾暴露出来。不要再加重金融市场的扭曲行为。可以按照市价或者溢价打折剥离不良资产,让银行先承担一块损失,“出表”。然后,这块继续在市场上经营,最终损失原则可以先定下来,由中央、地方、银行共同承担。中央可以先承诺承担一块,剥离的事就可以赶紧办起来了。

二是用时间换空间的压力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紧迫,我们要特别重视大量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收购兼并,这是大头,从总量上讲这远远比抓创新、抓新业态重要,这是经济增长的大头。我们要打破常规,大刀阔斧改革。财政和银行应该尽快安排一批专项资金搞收购兼并,特别要支持民营企业对竞争类国企的收购兼并,加快传统行业、竞争性行业、企业的国退民进。要明确制度,防止秋后算账。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国企改革已经成为当前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命脉。金融是核心,但不是当前中国整个改革的关键。

三是基于中国潜在增长和国力的情况,这几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加大有效、精准化的投资力度,除目前的城市地下网管投资之外,应大力增加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公共服务的投资,学校、医院、养老、健康保健、旅游等。我们还应进一步深挖减税的潜力。

四是以全球视角充分认识全球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对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一定要慎而又慎,做到不赶时间,不赶任务,实事求是,水到渠成。我们要利用好当前资本账户仍然部分管制的时机,在抓紧解决好大量僵尸企业和一些庞氏骗局的基础上,加快降息步伐。降的速度应该是一步降到位,迅速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和全社会的负债率,但前提就是资本项下的部分管制,僵尸企业要出清。

五是当前中国产能问题严重,但中国是一个内部差异很大的大国,应该对不同地区实行区别对待的经济政策,不要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要在控制好重复建设的前提下,把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给沿海地区的土地、招商引资等优惠政策,允许在中西部地区继续实行,防止更多的低端制造业继续外流,这有助于稳定当前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当然前提是在尽可能控制重复建设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