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的国际坐标

与往年会议有所不同,在今年IMF—世界银行春季年会参与主体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作为“2016全球基础设施论坛”的重要嘉宾,他们两人出席本次论坛的意义,绝不仅限于作为已开业的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在全球金融舞台中心的身份亮相,而是怀着高度国际责任感与相关解决方案致力于区域乃至全球层面的繁荣共生。

世人注意到,在金立群先生首次以亚投行行长身份访美之际,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美国不会让出也不能让出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尤其将这一地位让给中国;但美中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有责任携手促进共同繁荣,维护有建设性的全球秩序。雅各布·卢再次否认美国阻挠亚投行的成立,承认亚投行的创建,标志着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正在发挥更大作用。

其实,在老调重弹之前,雅各布·卢不会无视美国在北美的最大贸易伙伴加拿大在加入亚投行态度上的微妙变化,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眼下正准备就寻求加入亚投行与中国积极接触,或许在未来几个月之内,枫叶之国就将加入亚投行。事实上,排队等待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名单还有一大串,预计在未来两三年内,亚投行成员国将达到100个。而金立群先生刚到华盛顿,即与世界银行行长金镛签署了共同投资的框架性协议,包含了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今年将投资的十多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且明确这些项目的区域分布与业务领域,亚投行将拿出12亿美元,世行也将予以适当支持,这也是亚投行开业3个月以来与世行签署的首个合作协议。

另一方面,包括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重量级多边金融机构近来也与亚投行频频接触,展现出与亚投行项目对接与深度合作意愿。其中欧洲投资银行对气候应对与环境治理项目合作尤感兴趣,而抵触情趣最为浓厚的亚洲开发银行也顺应形势,转而寻求与亚投行的项目合作。

可以说,定位清晰、目标明确的亚投行,其卓有成效的筹备工作以及开业以来在项目开展与对接国际机构方面的高效表现,已在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体系中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声望机制,凸显中国在机制设计与组织运营中的勤勉努力与后发优势。

从历史发展逻辑看,任何一个新兴大国,要将本国综合国力的一部分转化成国际经济体系重要担保人的角色支撑,必须通过参与尤其是积极主导建立相关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来实现,美国在1944年主导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是明证。直到今天,美国依然视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美国对全球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雅各布·卢日前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就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今日世界的重点是增进各国在贸易、金融管制和减少贫困方面的合作,而美国的领导地位对这一体系及其取得的进步至关重要。只是雅各布·卢有意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今天的世界,是美国更需要这个早已解体的国际经济体系。而在新的体系尚未出现之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便已经解体,还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2015年,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而金砖国家拥有的外汇储备近5万亿美元,尽管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期,但长期发展前景依然被看好。中长期来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仅有意愿而且有能力为区域乃至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如今,亚投行正展现出令美国惊讶的设计与运营能力。中国显然不愿重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既有国际经济组织的刚性化特权安排。中国拥有的297.804亿美元认缴股本和26.06%投票权,既是确保亚投行顺利运营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国在这个新兴经济组织中承担最重要职责的体现。据相关制度设计,随着新成员不断加入,中国及其他创始成员的股份投票权和基本投票权将不断稀释。用金立群先生的话来说,亚投行是由持有75%股权的成员共同拥有、管理的多边金融机构。中国致力于多边开发金融体系的民主化治理和高效率运作。例如,理事会采用的简单多数、特别多数和超级多数原则决策,即是为了保证参与主体的基本权益,而在重大问题上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靠投票权决定的原则;亚投行更重视保持机构的精简高效,目标是在注册资本达到世界银行同等规模时,雇员仅为后者的三分之一。

亚投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坐标能否获得实质性提升,取决于中国作为主要发起国的行动力与协调力,有赖于各成员国的互助合作,当然,也离不开中美在国际金融产品供给体系方面的合作性博弈。

摆在中国面前的重要议题也是超级难题是,既然亚投行的大门对美国开放,一旦美国决定加入,其权益份额和行为空间与中国既有权益份额和行为空间如何有效安排。同样,美国如何以合适方式加入,或者与其展开有效合作,也是高难度命题。笔者相信,中美两国政经领袖有足够的智慧解决上述难题。但无论展现何种智慧,双方的合作性博弈是最基本的政策逻辑。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