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这一国际奖项。
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设立,由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赞助。每两年评选一次,被誉为“小诺贝尔文学奖”,表彰的是该作家一生的文学造诣和建树。
这是一个“文学性第一、艺术性第一、反对政治化、反对意识形态化、强调儿童视角的纯粹的干干净净的奖项”。
今年4月,在第二次被提名之后,曹文轩获得十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评委的一致认可,这在国际安徒生奖评奖历史上十分罕见。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奇·亚当娜称赞曹文轩“用诗意如水的笔触,描写原生生活中一些真实而哀伤的瞬间”。
曹文轩强调, “我的‘背景’是中国。这个曾经经历了无数苦难、遭受了无数灾难的国家,一直矗立在我身后。 它除了给我意志之外,一直向我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独特的、价值连城的写作资源。”
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
《21世纪》:您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三十多年过去了,您是否依然坚持这一观点?
曹文轩:我依然认可这一观点。但已没有当初提出它时的兴奋与神圣感了,原因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不重要了,而是因为经过多少年之后,我已经觉得它不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它已成了我的无意识。
我对它的理解,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狭窄了。它已经有了更丰富的含义。美、雅趣、智慧、幽默等,都成了对它的注解,而不再仅仅只是一种阳刚之气。前几年,我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完善的定义:儿童文学乃至文学,其功能是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
《21世纪》:您一直强调您不是一名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为什么这么强调?
曹文轩:我的小说大人与小孩都能看。我在大人与小孩之间,寻找一个共同点,或者说是结合部。我以为,好的文学艺术品,没有特别专门的对象。安徒生的童话,并不是专门为小孩写的。 他在写作时,没有对象,只有一个念头:我在制作一件艺术品。迪士尼公司出品的《米老鼠和唐老鸭》,我百看不厌,而四五岁的小孩也百看不厌。
《21世纪》:您的绝大多数小说都是农村题材,您是如何保证自己能够从中源源不断地创作中越来越多的作品?您是否会在农村题材之外,开拓城市题材?
曹文轩:我土生土长在农村。二十岁之前的岁月,我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农村孩子。乡村用二十年的时间,铸就了一个注定了要属于它的人。后来我进了都市,并且是真正的大都市。然而,我无法摆脱乡村情感的追逐与纠缠。我是都市中一个乡情脉脉的边缘人。但我希望不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似乎更合我的心意。我对农村的迷恋,更多的是一种美学上的迷恋。我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写城市生活的,但不是写少年生活,而是写知识分子的生活。
风景在来路上
《21世纪》:无论是《草房子》还是《青铜葵花》,您的代表作都将故事背景放在一个距离“当下”相对远的时空下,与“当下”刻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为什么这么做?
曹文轩:每个作家的思维方式与敏感点都不大一样,甚至大相径庭。我对“当下”始终相当迟钝。我惊讶,有些作家能够在晚上就将早晨发生的事情有声有色地写进他的小说里,简直不可思议。我总是站在人群里转身回看,总觉得风景在来路上,在遥远的过去。
我始终无法深刻理解“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含义究竟是什么?难道只有时代有脉搏而历史就没有脉搏?为什么当下的经验在价值上超过昔日的经验呢?难道经验在价值上有高下之分?
我去过一个学校做讲座,一个孩子追问我:“你的作品都是写的你的过去,为什么不能写一些我们的现在呢?”我反问那个孩子,“难道你和我作为人有不同吗?没有在本性上有什么改变呀。你是人,我也是人。现在的人是人,从前的人也是人。我和你的唯一区别,只不过在草料上不一样了,我吃的是萝卜饭和炸酱面,而你吃的是麦当劳和肯德基,如此而已。”
我为什么要写你的生活呢?你的生活很宝贵,你留着自己写吧。我还是写我自己的那一份吧。我就觉得有些观念很窒息,但却有点可疑——也许我理解上出了偏差。说到底,文学是写人性的,而且必然是人性,那就是不会改变的,人性改变了,就不是人了。文学的最后深度是人性。
对我而言,这一观念根深蒂固,很难改变。一旦改变了,我也就什么都没有了。如下一些事实支撑了我:那些写“过去”的作品一直活着。《草房子》各种版本加在一起印刷了300多次,晚于《草房子》几年的《青铜葵花》也印刷了170多次,其余的作品也都是近百次、数十次地印刷。
我懂得,历史有一条暗河,直到今天,并且还会通往未来。接下来,我可能还是会关注恒定的东西,而不会太多地关注变化的东西。我也没有这份敏感和能耐。
坚持“守正创新”
《21世纪》:您在去年出版的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火印》与众不同,与您既往的作品题材和风格有着明显不同。这对你是否意味着一次突破?
曹文轩:它们在美学上,是一脉相承的。这个美学属于我。无论谁对这样的选择提出什么疑义,我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我自认为我对文学的了解是到位的,是更合文学的本质的。美、情调、意境、诗化、感动、悲悯、善,所有这一切,我都将它们看成是文学不可或缺的元素。
《火印》想写的还是那些恒定的东西。不少评论者给了《火印》很多赞美的言辞,最让我受用的一个说法是,《火印》是曹文轩写的。对我而言,这不是废话,而是最高的评价。我就怕人说,这不是或者不像我写的。我对“变法”一词一向重视,若无“变法”,自己会将自己写死。我会主动地、心悦诚服地接受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我有开放的心态,但我对“保守”一词一并偏爱,我从不认为这是一个贬义词。保守也一样可以深刻。保守也是一种态度。“守正创新”是句老话,但我喜欢这句话。老话通常是离真理最近的。
《21世纪》:您如何处理“保守”与“变法”的关系,做到“守正创新”?
曹文轩:语言、思想、美学等等必须有自己的,基本的品质不能变——变的一定不是基本品质。五本、十本,都是你的孩子,高矮胖瘦不一样,但要让人家看得出,他们尽管有差异,但还是出自同一家族,还是源自同一血缘。
前段时间,我又重看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传》,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情节。梵高的弟弟提奥将梵高引到了一批印象派的画家和作品面前,梵高一时被印象派作品完全迷惑,佩服得五体投地。印象派将他的魂都勾走了,他完全忘却了他是文森特·梵高。终于有一天弟弟提奥憋不住了,问梵高:“听我说,老伙计,你叫什么名字?”“文森特·梵高啊。”“你有把握你不是乔治·修拉或者保尔·高更?”提奥对哥哥说,“给我看看随便一幅你的新作油画。我就能说出你前一天晚上是不是和谁呆在一起来着。”梵高听了目瞪口呆。
我没有提奥这样一个好弟弟,我只能自己追问自己,你昨天和谁呆在一起了?你最后一次阅读《静静的顿河》是什么时候?(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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