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法国凯撒电影节最佳导演阿诺·德斯普里钦 “生活非常复杂，但电影可以直接一点”

4月21日,法国新锐导演阿诺·德斯普里钦现身上海第11届中法文化之春系列活动。此前他在北京电影节上展映的《青春的三段回忆》,获得了国内影评人的再度关注,影片中一些角色在台词衔接时目光直视镜头,还有圈入圈出的手法,这些让观众很容易联想到“新浪潮”。而这位导演的最新的成就则是凭借此片荣获2016年度法国凯撒电影节最佳导演。

生于1060年的阿诺·德斯普里钦此前是一名摄影师,从事导演行业以来一共拍摄了18部电影,在法国电影学者勒内·佩达尔(René Prédal)眼中,阿诺·德斯普里钦擅长于描写三十多岁知识分子的挣扎与成长。比如《国王与王后》使用双线结构,描写了一对夫妻分手之后的经历。影片并不着眼于两者曾经或者现在的关系,而只是通过展现两者现在所处的困境以及生活的转机,来透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阿诺·德斯普里钦的电影作品《伊斯特·康》、《现代法国艳史》等多次入选法国电影手册历年10佳。

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阿诺·德斯普里钦表示,在电影中融入真实事件,恰恰是因为 “我对于历史或传记题材比较擅长。”

此前发生于2015年11月的法国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让阿诺·德斯普里钦正在着手的新片剧本写作停顿下来,据阿诺·德斯普里钦介绍,这是关于三个女人的电影,与其前作《青春的三段回忆》的三段式结构不同的是,他计划在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中讲述她们命运的起伏。

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但是电影可以表达得更直接一点。比如谈及新剧本创作期间遭遇法国恐怖袭击。

“我不得不停下剧本写作,因为我必须要把我创作的人物,与现实生活处于同一时代。”阿诺·德斯普里钦说,恐怖袭击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他对于这部新电影剧本的走向。

阿诺·德斯普里钦经常在电影中融入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背景,他说,“当时法国发生了恐怖袭击,国家面临着许多威胁,我是以一个小说家身份来接纳如此现实,而不是一个记者的身份去记录现实,因为作为记者的话,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反映这个世界,而我只能以小说的方式来反映现实。”

阿诺·德斯普里钦多次提及“violence”(暴力)。他说执导过《黑暗中的舞者》的拉斯·冯·提尔过于暴力了,贾樟柯的《天注定》也“暴力得非常直接”。“而我的‘暴力’则体现在处理情感上,我会让我的主人公直接面对自己人性上的问题。”阿诺·德斯普里钦说。

《21世纪》:最近获奖的《青春的三段回忆》独特之处是什么?

德斯普里钦:电影由三个独立的片段组成,展现了主人公Paul Dedalus(这一角色也曾出现在《现代法国艳情史》中)的青春往事——童年时代的家庭回忆、少年时代的苏联冒险、青年时代的纯真爱情。不过这一次,电影的主体不再是“三十多岁的知识分子”,而是更年轻的一代,更倾向于青春成长题材。

但是三段结构又是不平衡的,我在回忆自己的过去的时候发现我的过去是由一些短片组成的,没有办法用完整的叙事来回忆过去。比如第三段的保罗会问我是谁,他当然不是第一段,也不是第二段的主人公,他就是原来的配角演变而成的。

电影不应该只是现实的照面,而应该是构建于现实之上的某种幻想——这种幻想在新浪潮之后的那一代人中消失了。但当我发现了之后,对我影响至深,甚至可以说,这种幻想拯救了我和我的电影。”可以说,《青春的三段回忆》就是他人到中年依然坚守着这种幻想的最好证明。

我到了生命的这个阶段,我可以让成熟的演员得心应手地发挥,我在想能不能让一些新秀来参与我的电影,工作中一直跟一群年轻人在一起,是非常开心的体验。相反,他指出自己的青春年代记忆并不多彩,很沉闷。

《21世纪》:你电影中喜欢放入历史背景,甚至经常提及冷战,这与您个人经历有关吗?

德斯普里钦: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政治、民主有关的。但是涉及新移民、难民等题材的社会电影我不会去涉足。

在经历了去年恐怖袭击之后,我的写作开始转向了偏向喜剧的方向,它将是一种欧洲式的批判喜剧。剧本里呈现了两个全新的女性人物形象,并且剧本进展比我预期的要快很多,可能在今年五六月份就可以结束剧本写作,如果进展顺利,今年暑假结束就可以开始新片拍摄。

包括《青春的三段回忆》在内,电影里时常会提及冷战,这与我的成长经历有着紧密联系,正如我父亲罗伯特亲身经历了北非解放战争,我出生在欧洲一分为二的年代里(注,他生于1960年),我成长过程中,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所以我电影里的冷战,并不是要去关注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而是想要表达一个想法,欧洲在我出生时是一分为二的,现在又合二为一,这是一个既幸福又复杂的过程,所以我想通过我的电影去记录这段历史。

对欧洲身份,我一直持怀疑态度。我成长于法国北部大区鲁贝市,在我成长的城市里,有许多阿尔及利亚人,所以我了解阿尔及利亚;因为贝格曼,所以我也了解瑞典,我也了解美国和中国,但我似乎并不了解欧洲的奥地利。对我而言,欧洲是一个抽象的、临时性的概念,它有一种危险,但它同时又非常具体。这会让我们有一种欧洲式的负罪感,因为我们正在制造一个欧洲的概念,实际上是在排除欧洲。比如难民问题,我们似乎要去接受,但又在把他们拒之门外。因此我并没有一种欧洲身份的认同感。

《21世纪》:对你影响较大的电影导演是谁?

德斯普里钦:我非常欣赏戈达尔、特吕弗的电影,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法国的,我也欣赏美国电影,我会在欣赏过程中,认为自己是一个法国观众,所以我没有什么欧洲身份认同。

就像特吕弗说过,在拍电影的时候与写作往往是相反的,包括在后期制作的时候与拍摄是反向行之,因为拍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剧本漏洞与瑕疵。我在写作的时候状态是非常害怕的,这是一个非常孤独的时刻;在影片即将开拍的时候我却非常兴奋,最后好似一个很幸福的时刻,因为这即将实现我的想法,我也可以赋予剧本有更多新的可能性;在拍摄的时候我又非常暴力,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拍完以后就非常非常累,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21世纪》:是什么促使你坚持拍电影?

德斯普里钦:我做的每一部电影,我都认为是成功的,但每部电影上映之后,命运各有不同,不管哪种命运,我都要接受。比如《伊斯特·康》(2000年)刚出来的时候很少有人去看,现在反而成为了一个标杆电影。还比如《国王与王后》(2004年)当时票房很好,但现在许多人并没有把它列在影史很高的高度。

总体来说,我希望作者电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但我不会要求自己的电影票房要有多高,而是要求自己通过每一部新的电影,让自己进步成为一个更好“一点点”的艺术家,或者能对电影贡献“一点点”,这两个“一点点”就是一个很大的野心了。(编辑 孙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