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经典时刻

——读《震撼世界的经济领袖们》

历史人物的成功离不开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同样离不开历史人物的引领和指示。《震撼世界的经济领袖们》精心挑选了各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18位经济领袖,描述他们对各自国家的发展和崛起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的经济哲学和施政政策。作者依据严谨而珍贵的史料,展示了这些经济领袖推出各类经济措施的种种细节,令人回味无穷。

经济领袖们的经济政策至关重要,经济领袖们成功的经济政策更重要,成功的经济政策并不局限于特定时间段特定地域,而存在于整个时间轴整个世界,在某个特定时间点某个特定地域上评价一项经济政策肯定是有局限性的,因为这种对经济政策的评价同时也存在着短期时效性与长期整合性,经济政策最终目的是要改善贫困,让民众富裕起来,但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选择性的产物,而这一选择又要根据具体国情来决定。

16、17世纪,在“调税和债券发行”构成的政府收入和由“均衡财政与赤字财政”构成的政府支出关系上,英国成功实现了协调发展,而法国则陷入恶性循环。三起三落的法国财政大臣雅克·内克决心为王室财政摆脱赤字实行一系列改革,严格王室各种开支,缩减王室官员薪水,设立专门收入与支出部门,将原有48个征税官职务减缩到12个,减少了506个与财政相关的职位,取消了王室各类奢华活动,注销了与此相关的职务岗位400多个,并将预算分为日常预算与应付战争特殊情况的非常预算两部分,还将发行债券的利息费用整合到日常财政中,这些不增税,缩减人力资源费用,发行新债券的措施,有效扩大了王室收入,实现了日常收支的初步平衡,在内科任职的1776年财政赤字高达2400万法郎,次年减少到了2000万法郎,到1778年11月底法国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预算平衡。

当今人们只要提到英国福利国家体系,很自然地会想到劳合·乔治与丘吉尔,特别是劳合·乔治,他是构建英国福利国家体系的功臣。他认为英国当时是世界人均收入第一的国家,居然还有贫民和饥饿现象,这是一件耻辱之事。于是,他在1908年率先提出了国民预算案(工人交换计划,失业保险,义务教育,贫民救济强化,道路建设等),批评布尔战争是没有足够名分的战争,认为投入其中的战争经费应用于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金和工人的居住问题,而在当时英国社会问题的关键是土地。他认为凭借经济体制保护受苦受难的工人是国家的义务,他对构建社会福利制度有着强烈的决心,他主张政府应对病人,抚养儿童的寡妇、患有精神疾病、老人、失业者这五大类阶层实行一定的政策倾斜。他因而首先确定了老龄年金,进而全力改善工人待遇,之后又推动健康和失业合二为一的国民保险。到了1911年,在劳合·乔治主张下又通过了援助病人和残疾人士的《国民年金法》和救济失业人士的《失业保险法》。至此,英国成功克服了构建福利国家体制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印度是个古老的亚洲大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始终存在着多样性,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影响强烈的资本主义体制,共存思想所支配的宗教与文化等因素和谐共存着。然而,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却面临着极大的国家经济危机,当时正逢能说14种外语、70高龄的拉奥总理与财政部长曼莫汗·辛格、商务部长奇丹巴拉姆等组阁一起共同解决了印度燃眉之急——外汇危机,并着手推动全面经济改革。曼莫汉·辛格是这场改革最主要人物,他认为印度的许可证制度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加剧了民众收入不均衡,而先前他在担任央行总裁时访问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他到过韩国与我国台湾,看到 “亚洲四小龙”的巨大成功,认识到尼赫鲁当年访问前苏联时所确定的政府所有制比私有制更优越,政府计划比市场的功能更优越,国家彻底控制和计划的经济体制有着更高效率这一在印度推行了很长时间的体制,具有很明显的局限性。

许可证制度对印度经济有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可说是经济管制过度,效率低,不合理及孳生腐败的根源。1984年拉吉夫·甘地上台执政后,采取了减轻部分许可证制度,降低关税等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措施,但印度经济依然没能真正摆脱低增长。在1991年曼莫汗·辛格出任财长时,为了从国际结算银行 (BIS)借到2亿美元,印度政府只能将从走私者手中没收的黄金交给 BIS,而 BIS也只能将储备库中的黄金交给日本和英国,从中调度到4亿美元。为了得到IMF的救济金融,印度被迫向IMF承诺了将实行高水平经济改革。

曼莫汗·辛格随即对支出实行结构性调整,在大幅减缩政府开支的同时,他又认为过度减缩预算会导致更高的社会失业率,减少对低收入层的补助,将给低收入层带来严重负担,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长久发展,所以主张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行适当的紧缩政策,又两次提出使印度卢比贬值20%的计划。卢比贬值,外国资金重新流入印度,外汇储备得到了一定缓解。在废除出口补助金的同时,曼莫汗·辛格主张:“不能将我们的精力浪费在地区间,阶级间斗争中。”为此,他废除了7500多项大大小小的相关进出口许可制度,推行贸易自由化。政府干预减少了,通信、航空、发电等相关行业走向了自由化,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从1990年到2000年,印度出口额从GDP的4.9%上升到GDP的8.5%,进口额从GDP的7.9%增加到GDP的11.6%。

2004年曼莫汗·辛格出任总理,遂再次推动经济自由化的经济改革。在他的主持和强烈推动下,印度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鲜明的特点:重服务而非制造业,重消费而非投资,重内需而非出口,重高科技尤其重视IT行业而非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以班加罗尔为代表的印度IT业迅猛发展起来,使印度在很短时间内在这个领域里迅速占领世界的制高点,IT行业由此成为印度第一大出口型经济,所带来的巨大经济繁荣催生了印度一大批高精尖人才和成功的经济界人士。印度IT行业突飞猛进,最终拉动了整个印度的经济全面发展,当讲着流利英语、年龄不足25岁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54%时候,印度这个年轻国家在曼莫汗·辛格的经济发展政策下所产生的人口红利效应,让相当多的人迅速摆脱了绝对贫困。这种经济政策持久地放射出强力的经济发展能量,这十多年来印度始终维持着9%左右的较高增长率,因而受到全球舆论的高度关注,成了国际经济理论界的重点研究对象。

在世界经济金融史上,有太多经济金融危机事例。虽然经历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一度大行其道,经济危机频率大降。但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滞涨后,凯恩斯那一套失灵了,在层出不穷的各类金融创新下,经济与金融危机以更出人意料的方式爆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前十年,世界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经济金融危机有近百次,其中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影响最大的一次。当时,面对着突然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又面对着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特别与“亚洲四小龙”差距(1990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勉强达到5%左右),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毅然提出,必须坚决拉动内需摆脱通货紧缩,同时大力推行配套的措施1—3—5经济改革计划,即:“一个确保”确保经济增长率在8%,把通胀率控制在3%以下;“三个到位”——为亏损的大中型企业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彻底改革金融系统、改革政府机构,大力精简国家公务员人数;“五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资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改革。随着这些改革措施的执行,中国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

朱镕基当年的改革目标之一就是金融体制,他主政时期非常强调政府的信用,特别是政府金融机构信用。他着手建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这三家政策银行、并实行分账管理。之后又着手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全部转为商业银行,由政府主导的强力控制和结构调整,由政府强调的信用保证问题由此得以有效预警。据此,在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爆世界陷入仅次于1929年大萧条的经济危机时,中国的金融机构平安地度过了这一极其危险的时期。朱镕基的金融改革政策还促使中国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他坚信中国只有加入WTO,中国的体制才可能带来符合国际标准的蜕变,进而使中国经济稳固地站在世界舞台上并拥有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