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长子”们的 荣耀和危机

作为新中国最早起步的工业省份,辽宁代表了中国传统工业的发展历程,是不折不扣的“长子”。60余年来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每一次政治转向和经济调整,在他的身上都留下了痕迹。

日前,从抚顺到锦州,记者深度采访了两家中国最古老的炼化厂——88岁的抚顺石化和78岁的锦州石化。从高层管理人员接受采访时的话语中,很容易感受到他们对自己所在工厂的“骄傲”。

两家炼油厂在建国之后,均是最早开展煤制油和炼制大庆原油的炼化厂,也曾独立自主研发过数项具有代表性的炼化技术。包括催化裂化和重整在内的四项技术,影响了自那以后的所有中国炼化厂。

“抚顺石化和锦州石化是中石油集团最具代表性的两家炼化厂。”一位中石油内部的人士告诉记者。在建国以来的漫长时间里,两者都扮演了炼制大庆、辽河油的重要角色,长期计划经济带来的影响,也随着近几年紧张的外部环境变得不再明显。

更为严峻的是,来自山东的地炼崛起,给辽宁省内的数家国营炼油厂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些荣耀炼厂面临的,将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中国炼厂的旗帜

谈起抚顺石化和锦州石化,在许多石油人眼中是“旗帜”般的存在。

1909年,在抚顺发现了油母页岩,随后的1928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抚顺建厂炼制页岩油;1938年,采用德国人的煤制油技术,伪满洲政府与日本三井株式会社在锦州开设了“满洲合成燃料株式会社锦州工场”。

解放后,两家炼油厂均为当时最大的人造石油生产基地,抚顺石化以油母页岩的合成为主,而锦州石化则是通过煤制油进行生产。但随着1959年大庆油田的发现,抚顺石化成为最早炼制大庆油的炼厂。

1966年末,抚顺石化三所炼油厂年加工能力就达到了363万吨,生产燃料油246万吨,总产值11.6亿元,利税4.9亿元,燃料油的产量占到了全国的40%以上。中国的第一套流化催化裂化装置就在抚顺投产。1980年,该厂年炼化能力达到年870万吨,产值21.8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除了技术和产品的输出之外,抚顺石化在上世纪80年代还为各地的炼油厂输出了大量人才两万余人,支持全国各地的炼油厂的建设和投产。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营经济和以国营经济为支柱的辽宁省,却渐渐失去了往日的活力。

1978年当年辽宁省的GDP为229亿人民币,占全国GDP比重6.29%,位列全国第三位,作为对照,后来稳坐中国GDP头把交椅的广东省,当年的GDP为185亿元,排名第五。而直到1980年,辽宁省的GDP为285亿元,排名第四,该年广东省GDP为249亿元,依然不如辽宁。

但后来的故事已经不需赘述,广东省至1989年GDP上升至全国第一,而辽宁省的比重和排名持续下降,直至2015年排名跌出前十,2016年一季度成为中国唯一一个负增长的省份。

经济转型的阵痛

时间进入2000年后,随着东北经济逐渐失去活力,浩浩荡荡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区”运动甚嚣尘上,成为了那一段时间国内的重点工程。

在这一大方向的指导下,作为中国最早的炼厂抚顺石化开始受到了当时政府的重视。密集调研后,决定在抚顺石化上马“千万吨炼油,百万吨乙烯”的大型建设工程。

该项目在2006年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复,由投资168.6亿元的百万吨乙烯项目,和投资58亿元的千万吨炼油结构调整工程两项组成。在同时,拆除了抚顺石化因土地沉陷而安全隐患极高的石油一厂。

这一项目,也成为了当时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标志性工程之一,但项目建成投产的2012年后,并没有立即为抚顺石化带来效益上的提升,反而让该厂陷入长时间的巨额亏损。

抚顺石化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当年高油价带来的成本倒挂,以及大项目上马后的结构调整不适应,是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管理的落后,灵活性较差,最终导致那几年陷入了严重的亏损。

与之相对,另外一家“古稀”炼厂,却走了另外一条道路。

“我们并没有盲目跟从当时国内炼厂‘大型化基地化’的发展形势。”锦州石化总经理魏立东向记者介绍。“锦州石化走的道路是精细化管理和精细化生产的道路。”

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锦州石化建成了亚洲最大的异丙醇装置,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0%;10万吨的针状焦装置,是目前国内唯一能连续稳定运转的该类装置;以及中石油炼化板块唯一的环丁砜装置。

但面对相对不灵活的库存和销售机制,2013年还略有盈利3.2亿元的锦州石化,至2014年则亏损3.4亿元,2015年亏损2.1亿元。

地炼的竞争成“最大威胁”

依据国际油价的变动周期,往往在油价较低的位置上,针对原油的深加工行业毛利率会大幅提升。所以,当今年年初,国际油价下探至30美元/桶的时候,正应该是这些炼厂效益提升的最佳时机。

但与往日不同的是,除了来自国企同行的竞争之外,去年至今持续快速发展的地炼厂,给他们带来了最大的危机。

一份来自普氏能源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地炼油企的产能已经占到了全国炼厂的25%,并且还在利用各种形式持续扩张。“尽管任意地炼油厂单独拿出来都无法跟他们的国企同行竞争,但是因为独立和小尺寸,让他们很容易在原油价格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存活。”普氏能源的分析师告诉记者。

然而,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抚顺石化总经理李天书和锦州石化的总经理魏立东都向记者表示,来自于地炼厂的竞争,是目前最主要也是最大的威胁。

“这些地炼厂没有社会义务,不用承担社会责任,在申请装置的时候很容易避开政府的监管。”上述分析师告诉记者。然而除此以外,地炼厂在缴纳税费时也更灵活,更容易采用许多目前监管环境下合理避税的措施。

“我们比较过,一个年炼化能力500万吨的炼油厂,地炼交的税可能连一半都不用。”李天书告诉记者。另外,受制于东北成品油已经过剩的环境,这些来自辽宁省的炼油厂必须将自己炼制的成品油向南销售,而横亘在他们销售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就是来自山东的地炼厂。

没有义务遵守政府设置的原油成品油的储备规定,地炼厂在库存管理和开工率方面也远远比国营炼厂灵活。长期无法享受到国家建设的成品油运输设施也让他们开发出了极为便捷的运油“卡车”舰队。

“来自地炼的竞争让我们的装置无法满负荷生产,其实对我们的效益是非常大的挑战。”抚顺石化的钱新华告诉记者。

在背负了数十年荣誉之后,面对新的环境,这些共和国的“长子”们所要解决的将会是更严峻的困难。

(编辑:张伟贤,如有意见建议请联系:zhangwx@21jing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