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迷思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沈逸

刚刚过去的一周,土耳其的未遂政变,构成值得深入观察和理解的案例,透视和理解伴随全球网络空间新媒体生态变革带来的各种冲击和挑战,对于理解其深层逻辑,继而准确解读和把握曾经红极一时的“推特革命”等主张的实践效果与发展前景,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

当然这种基于单一材料碎片进行形式化简单类比的论述,很快就遭遇了挑战:在粉碎政变过程中使用的媒体,与通过社交媒体发展定义的新媒体基本上没有关系;在落地实践的过程中,并非凭借手机里的社交媒体应用。

事实上,从2007-2009年间开始,一度非常流行并被寄予厚望的“推特革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悄然淡出了美国的外交政策选项,在西方媒体中,也不再是如日中天的宠儿。这一淡出的首要原因,在于“推特革命”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得最初对其情有独钟的美国经常陷入“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尾”的尴尬境地:青睐新媒体,将其视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视作为展现美国巧实力最恰当的平台,本质上建立在对美国倡导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以及相关亲美意识形态在非欧美地区落地生根发芽结果的高度自信基础之上。这种自信,由希拉里在其主政时期带入美国国务院,经由其倚重的青年新锐如罗斯、科恩等影响占据舆论主动的欧美媒体,并通过持同样乐观立场的智库内研究者的立场,影响非欧美区域的研究者和观察者。在实践层面,凭借对全球媒体与舆论场的有效控制,把推特革命在伊朗、突尼斯、埃及的早期实践,加工解读成具有广泛可复制性的样本,并作为证明新媒体革命威力的有效证据。

上述观念与证据的互动,震荡,以及在相关研究领域研究者社群内的强化传播,构成了一套新媒体革命的定势,或者是某种相对稳固的知识——话语体系,进而支配了部分研究者观察、分析和理解现实事件的角度与方向,形成了某种观念认知上的“路径依赖”。

但另一方面,实践的发展已经实现了初步的修正,其中最大的修正,是对动力来源的修正:偏好新媒体革命的美国,终究是一个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利己主义的大国,推行推特革命的初衷,在于以最低的成本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但是,从推特革命的实践来看,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显而易见的缺点正持续暴露:美国缺乏对所谓推特革命整体发展进程以及最终结果的有效掌控能力;非美,甚至是敌视美国的本土化力量,在中东北非地区的一些代表性力量,一旦拥抱和理解了新媒体,其实质性的组织动员能力,在当地,远远超过美国。

无论是此次的土耳其,还是从整个中东北非地区来看,以美国为典型的传统上曾经在这一区域占据支配的域外战略力量,正逐渐失去其曾经享有的绝对意义上的控制能力。当地局势的发展,更多地验证了约瑟夫奈对信息革命影响的认识,即信息革命,包括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全球网络空间的演进,并非发生在虚空之中,而是在既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中进行的,并深刻的受到相关结构的影响。(编辑 祝乃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