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困局从何突破

学界、理论界当前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困局的讨论,在相当大程度上有助厘清市场和社会对中国经济处于何种增长阶段的判断。

自我国经济规模迈过具有指标意义的8万亿美元门槛后,随着既有增长动力的逐年衰减及相关红利的逐渐消失,加上多年来经济发展沉疴的陆续显现,增长动力面临相较于过去更大的不确定性,此时经济步入中低速增长区间,是符合经济增长与发展规律的表现。如今中国遍布世界的投资与贸易伙伴越发关注的是,中国巨大的投资胃口会对哪个目的地国和项目感兴趣,而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能力的显著增强和自主研发技术的提升,涌向全球市场的,不仅有中国一般资本,还有以研发为导向的技术性投资。例如,以研发驱动公司跨越式发展的华为,仅在过去4个月里就在阿联酋和法国分别设立了研发中心。其他如生物和制药科技公司也在加紧布局全球研发基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循着提升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为企业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奠定技术基础。而这些不断在全球市场上涌现的高科技企业,正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微观支撑。

在点出上述经济发展亮点的同时,笔者并不回避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难题。对理性的决策者和各级各地政府而言,简单回避问题肯定无助于深层次命题的解决。决策层比任何市场主体都清楚,庞大的存量和增量资金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的危险,也心焦于金融空转之于整体经济的危害。而稍微懂得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庞氏增长”现象,其根源在于融资成本高于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而可投资项目的清淡,当然会严重抑制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的投资热情。毕竟没有一个理性的投资主体愿意做费时耗力的亏本生意。

有研究表明,中国庞大的存量资金在“4万亿”一揽子刺激计划执行的第四年开始便“避实就虚”,寻求短期内能带来更高收益率的投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在金融创新旗号下催生的互联网金融财富管理平台的涌现,其实就是饮鸩止渴赚快钱意识的真实反映。另一方面,尽管产业规制门槛有所降低,负面清单也逐年缩短,但受制于国内外相对低迷的经济周期的约束,以及相对较长的技术创新周期的限制,民间短期内较难找到能带来较高投资回报的项目。于是,存量和增量资金进入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便成为非常自然的逻辑安排。而在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不足5%的约束条件下,指望绝大多数企业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来自不完全的调研数据显示,局部地区新增信贷的50%被用于实体经济的还本付息,只有那些有着较强技术积累和市场份额的企业着眼于长期发展而愿意扩大对实体经济的投资。相当一部分企业贷款或用于资金流转,或进入房地产市场。而在“羊群效应”的引导下,普通居民对房地产的追逐,加上市场中介与银行的串谋与助推,将局部地区的房地产热推向高潮。另一方面,尽管央行一直在呼吁要加强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功能,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对接的不顺畅,以及财富观念的扭曲,使得金融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利润,出现虚实倒挂的局面。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波周期来看,当前面临的增长困局,是经济迈向更高逻辑起点所需克服的阶段性难题,也是中国在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过程中政府规制相对滞后的产物。中国市场主体向来不缺营商禀赋,亦不缺乏敏锐的市场直觉。当前尤须在整体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着力打造竞争性市场体系,营造提高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产业环境。

中国经济要步入更高质量的增长周期,既需要通过国有企业的持续深化改革释放活力,提升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力,也离不开民营资本特别是中小民营资本的责任担当。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理应积极创造条件,以前瞻性的政府规制,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产业发展的准入门槛,消除对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营造真正服务于“双创”的制度与产业发展环境。

看过去30余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构成要素,正是得益于民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民间长期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终于被激发出来,民营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加上FDI的推动,在民营、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竞争下,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不断增进,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动力。而今,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理该加快推动竞争性市场体系建设,支持有条件的民营资本进入能源、金融、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降低准入门槛,并以透明化可监督的操作吸收民营资本的进入,以激发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消除对中小民营企业包括小微企业的信贷歧视,把大多数中小民营资本当作好的市场主体来对待。

某些民营中小企业市场信誉确实不佳,在缺乏坏账准备金和贷款担保的情况下,银行为避免承担风险而对民营中小企业惜贷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但笔者更相信,绝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是极为珍视自身的市场信誉的。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