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限制人口流入治不了“大城市病”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杨志勇

最近,大城市限制人口流入成为热门话题。大城市限制人口无非是因为 “大城市病”的存在。具体理由不外乎如下:大城市交通拥堵,教育、医疗卫生等各类公共服务的资源有限,不足以吸纳更多的人口;大城市水资源及各种自然资源有限,不足以让更多的人口生存。总之,大城市人口已经很多,因此要控制人口规模,才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看似充分的理由,实际上都不够充分。

交通拥堵:先找车后找人问责的路偏了

交通拥堵问题实际上并非大城市所独有,中小城市,甚至连过年时的小城镇,也可能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难道中小城市遇到交通拥堵问题,就得出招让人口往大城市迁移吗?面对城市交通拥堵,城市管理者应该做的是进一步提高交通管理水平,而不是采取懒政惰政的做法。车辆限行就是常用的所谓缓堵措施。车辆限行有效吗?这个本来很容易有答案的问题,现在变得很难回答。再延伸下去,如果取消私家车,或者每辆车一周只能开一天,那么限行的效果是不是会更好?偏偏这不是我们所想要的生活。限行一天周末拥堵的原因很简单,有些事平时该办,但因为遇到限行,只能周末不限行的时候去办;有些朋友聚会,只能等到周末大家都可以方便用车的时候聚。要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不能靠取消私家车,它给城市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也不让尾号限行的措施长期持续,因为它剥夺了车主的部分财产权利;也不宜采取过多的歧视外地车辆的政策,因为它破坏了全国市场的统一。

那么面对交通缓堵,城市管理者就真得无计可施吗?绝非如此。城市通行能力的提高仍然有较大的空间。城市快速道出口的开设、路网的优化、交通信号灯的管理、公交专用线的设计等等,仍然有不少空间可以挖掘。让车辆尽量缩短路上通行时间,而不是遇到堵就让排队等待,城市交通管理理念的改变也很重要。城市停车管理问题的解决也很重要。在主城区,本来就寸土寸金,且公共交通设施较为方便,私家车拥有者本来就应该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不少城市将主城区停车难问题列为重要的民生问题来应对。这真的是错了!主城区停车难有历史原因,于是将道路的一半划作停车场,或将本来不设停车场的道路硬是划出两侧作为停车场。这么做,结果是解决了所谓的停车难问题,又因为道路被占而带来了通行难的问题。

主城区停车难本来是很正常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应该是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主城区私家车拥有者应该有更强的支付能力,否则他或她更合理的选择应该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政策偏向导致主城区居民低成本地拥有了私家车。而且,仅此还不够,一个错误牵连出另一个错误,实属不应该。少数特大城市采取的车牌限制政策,力图控制城市车辆的增长,初衷不可谓不好,但主城区居民犯下的错,是不是应该让郊区人民一起来受惩罚呢?郊区人民停车根本不是问题,拥有车辆后也主要在郊区行使,根本就不会给主城区带来交通拥堵问题。他们的车牌本来就不应该限制,可是,在一刀切措施下,他们也要一起喝药。再加上车牌取得需要靠“运气”,现有的车辆即使不再需要使用,也不会退出城市,结果是,限牌城市的车辆绝对数越来越多。不怎么需要用的车辆,占领了大量宝贵的停车场资源,导致城市停车更加紧张,导致不少小区周边道路成为混乱的停车场,导致更多的地方因为乱停车而变得更加拥堵不堪。

人多,其他条件不变,自然需要更多的车。车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拥堵程度肯定超过车少的情形。于是,将调控目标对准人。实际上,这个方向错了,且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望相悖。城市交通管理应该是提高用车成本,而不是限制车辆的拥有。出行成本高,车主自然就会考虑减少车辆的使用。与此同时,城市公交地铁事业应该大力发展,不仅仅是公交地铁线路的优化,而且还应努力改善公交地铁的乘坐条件,让更多的人愿意公交地铁出行,让更多的人在一般情况下放弃私家车出行特别是进城。

城市交通拥堵的原因还有规划不合理,导致过多的人需要在城市不同区域通勤。现实中,经济资源过多集中在城市,特别是附在政治资源之上的经济资源过多,导致人群往经济资源多的地方聚集。一些地方仅仅通过市政府搬迁,就可以带动一片区域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这样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互动的场面,多少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有点相悖。

教育资源紧张:新增人口惹的祸?

一个城市人口增加,肯定需要占用更多的教育资源。教育不是公共产品,即使是义务教育也不例外。更多的人要在同一个城市享受教育资源,那么在教育资源供给不改善的前提下,这必然会导致城市教育资源的紧张。就此,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少在城市享受教育人口的数量。缓解教育资源紧张的靶子是打对了,可是,这难道就是我们所想要的解决办法?

大城市动用的减少城市享受教育人口的途径不外乎户籍制度。只要不拥有所在城市的户籍,那么对不起,一般情况下,你就得回户籍所在地接受中小学教育。除非你能有若干证明,显示你回到户籍所在地没人照顾,而你的监护人又在这个大城市就业暂住,否则,你要在大城市入学,几乎没有什么路可走。那些证明开起来不是那么容易,费工费力,即使来了证明,外来人口的孩子可能要被分片集中在指定学校就学,要享受到城市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就是有机会在大城市就读的孩子,大学入学考试往往还得回原籍。一道一道的障碍,让外来人口感到不便。

新增拥有大城市户籍的人员家的孩子,可以和城市原来的户籍居民孩子一样享受到当地优质教育资源。于是,限制新增户籍人口,才是真正的让优质教育资源只配置给城市人口的最有力保障措施。实际上,这样的做法仍然错了。大学入学尤其是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的全国各省市区之间的不均等才是问题的关键。在重点大学林立的特大城市,重点大学数量多,在当地投放的录取名额多。能够有机会在这样的城市参加高考,那么就意味着比赛中占有先机。于是,这里就有了强烈的利益冲突,已经有机会在这里参加高考的孩子家长,就会采取种种措施阻止没有户籍的孩子在这里参加高考。这种状况虽然已经改变,但真正放开高考户籍限制的省份基本上都是当地教育水平较高、高考难度极大、重点大学录取机会很少的省份,距离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还有很大的差距。试想,如果重点大学招生名额不是偏向少数大城市,而是按各省份人口比例均等配置,或者干脆不分省份全国一视同仁独立招考,那么这种为了争夺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的战斗就会停止,大城市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就可能与皇帝的新装一样暴露无遗。

如果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全国均等,那么大城市限制无户籍人口孩子入学也就失去意义。父母已经在大城市就业,而孩子要回到原籍去入学或参加高考,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理由都是不充分的。一些孩子因此放弃国内高考,而将海外大学作为目标,全赖全球化的功劳。可是,为什么大学入学全球化的步伐能够迈开,统一国家中的大学入学机会又要那么的不平等?是到改变的时候了!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提高全国的教育水平,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才是正确的选择。对不同户籍孩子所采取的教育歧视措施只是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城市生活的不方便,而无助于教育水平的提高。这种教育资源的控制最终也会让一些大城市的生活便利程度逐步失去。孩子入学不便最终可能会导致城市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家长最终离开这个大城市,而这样的家长本来是大城市生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孩子,就应该有相应的教育资源配置,这么简单的道理,不是没有人懂,而是最终的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的争夺,让外来人口成为代为受过的一方,让更多本来有机会拥有大城市户籍的人员失去机会。

大城市的活力还是要靠人员流动

医疗卫生服务,更不是人口限制就可以控制住的。“大城市病”的去除,应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剖析,找到合理的应对之策,而不是采取简单的人口限制措施。

一座城市的生机勃勃,靠的是人口的积聚。更多的人员加入,只会让城市充满活力,而不是相反。过多不必要的限制,只会让城市生活变得更加不方便,只是让本来可以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变得不那么美好。”大城市病”的去除不是靠人口的过度限制,而是靠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靠城市的均衡发展来解决。事实上,一座城市可以承载的人口规模是动态变化的。城市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人口限制就可以解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就来自于人口的流动,大量人口的迁移促进了中国经济持续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这种趋势不应该限制。(编辑 张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