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次小型金融危机又何妨?”
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诚信董事长、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11月30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举办的“第十一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发表的演讲主题。
毛振华指出,世界主要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都经历过很多次危机。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了三十多年,并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体现出我们过去发展过程中体制机制的有效性。”
毛振华称,从历史经验来看,金融危机爆发存在四大路径:金融产品流动性丧失、债务无法延续、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和货币大幅贬值。
“中国有没有这个情况?我觉得早就有了。我们的政府很有能力,但是我们的危机并没有消除,风险还在累积,我们应该正视这样客观现实。”
但他同时表示,中国具备应对危机的能力,来一次小型金融危机,不会根本改变中国经济的方向,也不会灾难性地破坏中国经济的体系,“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认识,不要视危机为猛虎,为了防止眼前的小危机,而去积累风险,积攒更大的危机。”
信贷产出缺口已显著扩大
“中国在爆发债务危机的边缘。”毛振华表示。
他在现场演示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中国总债务为175万亿元,债务/GDP的比值为254%;对比2008年底,总债务规模为46万亿元,债务/GDP为147%。7年时间,债务规模接近翻两番,债务/GDP增加107个百分点。
债务总量增长过快的同时,债务结构也堪忧。
“我们过去讲,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大部门,政府的债务杠杆是比较低的,个人债务杠杆也还很低。”毛振华表示,若算上地方政府债务,加上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中国的广义政府债务率已达109.5%(美国102%、德国79%、巴西74%),“如果国有企业加进来,中国政府信用支撑的债务已经达到163%,除了日本之外,何尝不是全世界主要国家里负债最高的政府?”
个人债务杠杆方面,毛振华称:“2016年以来,国内新增贷款中,居民贷款增长比例一直在50%以上,7月份甚至高达98.68%。”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考验,就是债务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部门之间轮番上涨,像炒股票一样轮番炒作,哪里有空间就往哪里跑。”
债务增速和债务杠杆之外,毛振华还指出,中国目前的信贷产出缺口已显著扩大至危险区域。
他称,对比其他国家,比如经济泡沫破灭前的日本、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和印尼、次贷危机前的美国,都曾经历短时间内信贷产出缺口的快速扩张,其中美国危机前为12.4%、印尼和泰国分别为17.3%和35.7%、日本为20%。而目前,中国的信贷产出缺口已达到30.1%。
政策核心由稳增长转向防风险
“我们总是认为金融危机是很可怕的东西,但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历来看,危机正好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是毛振华认为“来一次小型金融危机又何妨”的重要理由,“是进行破坏性的调整、改革的阵痛,还是做渐进性的改革?渐进性改革损失更小,实际激进性的改革,破坏性的危机也未必都是坏事。”
他认为,中国具备应对危机的能力。信心源于中国拥有世界排名第二的GDP总额、2016年GDP增速6.7%;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22万亿元,负债约为81万亿元,仍存在大量有价值国有资产;我国外债占比低,外汇储备对外债覆盖率超过200%;以及中国政府强大的政府信用。
“来一次小型金融危机,不会根本改变中国经济的方向,也不会灾难性的破坏中国经济的体系。所以我们要建立一种正确的危机观,我们不怕有危机,全世界的发达经济体都发生过危机,他们还是发达国家。”他说。
毛振华认为,金融危机以来,“稳增长”一直处于宏观调控的核心。但在当前形势下,“政策核心已从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防风险成为稳增长的前提。”
在这一思维转换的背景下,毛振华认为需要建立投资、债务、预算等的约束机制,以防止重蹈过去经济计划的覆辙,“现在政府和国有企业非常容易通过债务工具获得大量资本,获得大量资源的配置能力,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这是我们全社会最大的一个风险。”
至于具体降低债务杠杆的方法,毛振华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将“扩充企业股本”上升为国策,二是增加可交易的资产规模。
“大家知道总资产的变化下降是很难的,但是结构变化是可以的,提高股本率可以降低负债率。”他称,但国内的问题是“大家都想当债权人获得高回报,很少有人愿意投资别人,导致整个市场弥漫追求高收益固定回报的风气,因此我们要用政策引导。”
至于增加可交易资产,毛振华认为,未来在“深化土地改革,启动农地、农房入市;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国有企产入市规模”等方面,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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