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国到富民

——读《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

研究与借鉴》

日本1945年战败后,经济陷于瘫痪,但仅过了23年,到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就跃居世界第二,这被称为“日本奇迹”。虽然近二十年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GDP多年没有增长,国民可支配收入逐年下降,进入了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甚至进出口贸易都出现了赤字,但日本社会基本稳定,并未出现其他国家在经济不景气时所常见的失业者激增,社会治安极度恶化的景象。日本失业率在最坏时也不到5%,这甚至比不少国家的经济高涨期间还要好。这种让人感觉良好的现象,正是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结果。

1953年,日本就已恢复了战前的生产水平,国家发展战略于是成了争论焦点。当时大部分日本人都认为经济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对是走强国路线还是实现富民目标也存在分歧。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社会除面临着农业与非农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外,还面临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较大、过度依赖海外市场、内需严重不足等诸多难题。有鉴于此,池田勇人于1960年当选首相后,召集2000余名社会各界精英制定了以均衡国家经济增长与国民生活水平、建立新经济发展模式为目标的长期经济规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取代1957年岸信介内阁的“新长期经济计划”。这项计划为当时的日本国民许诺了收入倍增目标,即到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26万亿日元,人均国民收入达20.8万日元,约为1960年的两倍;劳动收入达1960年的3.3倍,平均工资为1.94倍。新计划比旧计划更积极、大胆,以至于当时几乎没人支持。然而,该计划的成功实施破解了日本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开启了日本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

通过这项计划,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目标大约65%,即实际成绩为40.6万亿日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实际国民收入都翻了番,前者用了约6年,后者用了约7年。伴随国民收入的提升,日本国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居民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从1960年的41.6%降到1970年的34.1%。经过这十年的发展,日本成功迈入发达经济体行列,而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直接刺激了国内需求的增长,加快了日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国家发展路径也由注重“强国”转为“富民”。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法律法规的形式颁布,其对政府而言是考核业绩的准则,对企业而言则不是指令性计划而是指导性计划。该计划详实、严谨、可操作性强,共分为四部分:总论、政府公共部门的计划、民间部门的预测与诱导政策、未来国民生活状况。学者刘绮霞在《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研究与借鉴》中用了很大篇幅依次记述这四个部分,而在该书第五章“‘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后的功过评价以及日本社会各界的反思”中所做的分析,则促人思考该计划的功过、得失并从中总结出对经济发展有益的经验教训。

刘绮霞认为,日本在经济腾飞最关键时期所实施的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大大增加了社会底层百姓的收入,而且这场消费者革命还成为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较好地缩小了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间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向均衡,较好控制了社会整体收入差距的扩大,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由此,作者总结了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政策,即增强中小企业竞争力,下调法人税;增强个税的收入调节功能;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破除垄断;增加公共福利;重视反腐。

刘绮霞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国家在制度层面提高人力资本投入会对转型期的社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此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她就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制度要素提出了四点想法:第一,进一步增加基础教育投入,强化国家教育投资主体的责任,加快在全民中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第二,把国家人力资本投入偏向农村、落后地区及城市低收入家庭,兼顾社会弱势群体受教育机会的均等。第三,充实科学技术教育制度,通过增加对理工科大学的教育投入及发展职业教育,加紧培养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所紧缺的科技人才和技术人员。第四,加大对企业员工人力资本的投入,通过各层次员工的职业培训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扩大职业训练比例。

刘绮霞认为,以下六个方面经验值得借鉴: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调整增加收入与扩大有效需求的关系,缩小城乡、地区以及企业间收入差距;振兴科学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强化教育机会均等,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劳动者技能和人力资本水平;注重发展由“强国”转向“富民”的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