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先生”的制造业反思

制造业是近几年的热词,“转型升级”也早已成为业界和舆论界认可的一个基本概念。

在这一口号的引领下,中国制造业不仅经历了上一轮人民币升值的阵痛,也见证了最近两年的人民币贬值。只是,虽然经历过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公众对转型升级的理解似乎还只停留在“越高越好”之上。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依然缺乏思考:转型升级对制造业来说,是结果还是原因?转型升级的终点在哪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原动力又是什么?

在这些问题上,“日元先生”榊原英资的一些思考值得我们重视。在他看来,21世纪的基本特点有两个,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一方面已经产业化的国家在逐步走向后现代和金融化,另一方面新兴市场更大规模的产业化则在一波接一波袭来。其结果是,全球范围内的中产阶级群体大为扩张。整个20世纪,欧美与日本产生的中产阶级总人数最多不过5亿到6亿人,但随着其他市场的产业化,这一群体在21世纪上半叶将激增至近20亿人。

这一群体,无疑就是全球市场未来总需求的核心,这也将是一个后现代和现代化夹杂并行的总需求。对制造业而言,这意味着非常明确的两极分化:在发达市场,随着环境和安全意识的觉醒,企业竞相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生产价格昂贵但品质极高的产品;而在新兴市场,由于中产阶级群体折算成美元的消费能力仍然有限,接受度最高的产品其实是品质虽然有所下降,但价格更为便宜的东西。

这种两极化,是制造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这两个极端对产业组织模式和成本沉淀的要求互不兼容。对企业个体而言,可以根据自身基本条件,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个方向发力,但对一个国家整体而言,这种选择就困难很多,更不要说全球市场还远没有实现绝对的自由。

一些曾经深入人心的理念,比如质量至上,在两极化的时代甚至可能成为自身最大的局限。榊原英资以日本手机产业为例,因为品牌的前期沉淀确立了高成本、高品质的基本思路,这使日本手机产业走上了所谓的“加拉帕戈斯化”——只能适应日本本土市场,对其他市场的消费者来说,产品既贵又不实用。对外界所称道的日本制造业的“工匠精神”,榊原英资的看法也和我们迥然不同,他认为这只是20世纪产业化时代的核心竞争力,但并不是日本在21世纪所能够依赖的国家竞争力基础。

换句话说,所谓的转型升级其实只是顺应全球市场变化的自然结果,它不是制造业转变的起点。应该怎么转?从国家战略和企业自身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我们很难用规划去描绘未来。这一逻辑,跟近几年很多产业折射出的现象非常类似。再以手机为例,近年来国内崛起的华为、小米等,品质虽然和苹果手机难以一决雌雄,但其对国内市场和海外其他市场需求的契合,却是苹果手机做不到的。

以榊原英资亲自主导过日元汇率自最高点向下转贬的那段经历而言,他对制造业的这份思考无疑是非常独特的。这对于中国当下而言有多大意义?相信知者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