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扭转“福利养懒汉”局面

包括美国在内,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产业结构调整,经济金融化程度提高,大量就业岗位被转移到东亚、东南亚等后发地区,这种转变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经济和社会。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指出,美国等国家也正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因就业不充分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由街边小贩、乞丐、骗子和毒品贩子组成的地下经济”开始替代正规经济,在相当多的城市兴起——按照2009年世界经合组织的估算,全球接近一半的工人(18亿人)服务于地下经济。不仅如此,美国的许多大城市开始更加突出地呈现贫困和犯罪集中的现象,贫民二代、三代更可能成为流浪者、犯罪者,他们进入中产以上阶级的几率变得十分渺茫。上述现象破坏了美国社会的安全感和财产安全系数,也相当程度上葬送了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及相关公共政策变革的成果,因为有色人种在美国更可能被卷入固化赤贫,这使之将无力摆脱相反还会增强相应的社会歧视。

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国家,部分削减了失业津贴等福利支出项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所造成的薪酬下降幅度更大,以至于出现了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瞠目结舌的一幕:许多行业的非固定岗位薪酬之低,甚至低于本来已经十分微薄的福利补助,并因此造成了所谓的“福利养懒汉”:一些受助对象宁可保持失业状态,以获得福利补助,也不愿意去从事收入低廉的不稳定工作。

针对不正常的“福利养懒汉”现象,许多国家都试图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来扭转局面。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建议,取消社会救助和一部分社保项目来迫使这些项目的受益者去工作,问题是,这丝毫不能改变工资率不足(支付基本生活支出)的局面,显然不可能起到改变失业者心理的作用。也有建议称,应设法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水平。但这显然是经济学界和企业界不欢迎的一种政策思路,认为会增大企业经营负担,相反降低社会雇佣人数。

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其所着的《自由企业繁荣之路:重振劳动参与及供给》一书中,就上述问题开出的药方是,引入就业补贴,例如,政府向坚持雇佣低工资工人的私营企业提供连续性的税收优惠。此补贴针对的是个人生产率低下的劳动者,按照雇主愿意承受的每小时最低生产率计算,旨在让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和失业率恢复到相对理想的水平,增加雇佣,促进就业,在企业能承受的范围内赶上社会整体工资增长趋势。

《自由企业繁荣之路:重振劳动参与及供给》最早出版于1997年,2007年再版,在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均被认为是“反潮流”、与主流经济学界观点判断逆反的一部作品。但多年来,这本书所强调指出的提高劳动参与和供给,来提振实体经济活力、恢复社会秩序健康程度的观点,却越来越多地获得各界认可,对于我国正在深入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具有借鉴意义。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工业国家,以及进入中等收入发展水平的新兴市场国家,埃德蒙·费尔普斯的洞见也因此被完整地转化为公共政策。

埃德蒙·费尔普斯指出,经济学界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决策人士往往忽略了拥有工作对于中低收入阶层人士的极端重要性,即帮助其自我实现和独立。在他看来,那些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过于乐观地忽视了仅能获得微薄收入或依赖福利对于相关失业者或劳动者的自尊等方面的摧残,特别是官方及民间常见的统计数据强调均值,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现有问题的严重程度。埃德蒙·费尔普斯指出,处于劳动年龄的部分弱势群体成员,如果长期脱离正规就业,不仅更可能无法获得被商业组织雇佣的机会,也会削弱其参与地下经济的能力和意愿。

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等国家的经济金融化程度加深,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也在累积,资本所得收益增加,劳动比重持续下降。《自由企业繁荣之路:重振劳动参与及供给》书中列举了劳动者工资不足,以及长期失业等问题对于劳动者本人及其家人、邻里社区、整个社会将造成的长期负面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埃德蒙·费尔普斯在书中清楚地指出,即便依照经济学家的运算逻辑,将提供就业补贴看成是一种公共支出负担,这项支出也远比不提供补贴、放任大批劳动者失业并因此造成社会问题的公共支出成本要低。

埃德蒙·费尔普斯驳斥了在美国等国家颇为流行的、将高失业和低工资问题归咎于文化(地域文化、民族、社区)的解释,指出虽然确实存在特定的地域原籍、民族、社区人口,失业率高于其他群体的现象,但这正是高失业和低工资造成的结果——即特定地域、民族和社区的部分人口,因为无法从父母、家族、邻里那里获得足够的支持,无从在成长阶段接触到健康有序的商业文化,获得教育的情况也大打折扣,这当然要算是一种显著的起点不公平。实际上,近些年来,随着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演进,埃德蒙·费尔普斯所说的起点不公平,所可能造成的迭代负面影响,还在持续加深。书中还分别考量了技术革新、国际贸易等因素对于美国等国家失业率、工资水平的影响。

书中还强调,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国家对失业者提供的生活保障等福利保障,确实起到了弱化失业者接受工作(停止获得保障)的反作用,这很可能造成其长期失业,最终导致就业能力丧失。这种情况下,应当致力于修复福利政策,不仅要形成对于有意愿工作的劳动者给付更高补贴的政策导向,而且要将医疗、食品救助等,与工作挂钩,提高工作黏性。

埃德蒙·费尔普斯认为,引入就业补贴,由于严格限定了受助对象(生产率水平较低的劳动者),因而不会对其他岗位、激励性工资形成影响,不会因此造成就业薪酬水涨船高的现象。考虑到经济金融化背景下,实体经济企业利润率下降、融资困难等问题,就业补贴会提高每一个初始雇员的利润,帮助企业雇佣更多的员工,包括低工资、低效能劳动者,在为企业提供真金白银支持的同时,让相当一批原本在就业市场上毫无竞争力的劳动者获得工作机会,增强其自主实现和独立的信心,并积累工作技能。不仅如此,就业补贴也起到了对冲企业岗位培训成本的积极作用,让企业更可能愿意接受没有技能和经验的求职者。

书名:《自由企业繁荣之路:重振劳动参与及供给》

作者:【美】埃德蒙·费尔普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