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多位代表委员表示,目前中国金融风险防范面临新挑战,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亟待加快。他们建议,加快顶层设计,尽快组建综合性国家金融监管机构。
扎紧篱笆防风险
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交叉风险已引起监管部门警惕,综合监管改革已提上日程。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看来,当前中国金融风险防范面临新挑战,诱发金融风险因素复杂化、多元化;部分金融领域风险持续聚集、隐患突出;金融风险之间相互交汇、相互叠加,大大增加了风险的复杂程度和处置难度。
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副总经理谢卫指出,基于当前的分业监管模式和各监管主体对金融风险的不同管控标准,市场主体似乎找到了在经济下行期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利用监管标准的不统一进行所谓的金融创新,其实质就是在金融行业内寻求监管套利,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的自我循环和不断加杠杆行为偏离了金融业自身发展的使命,累积了不容忽视的资金“堰塞湖”风险。
这些情况对防风险提出了严峻挑战,也对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更加紧迫的需求。央行行长周小川在3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坦言,资产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监管之间通气不够”,对市场总体观察和风险把握不够好。
对于防风险,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强调,要持续提升市场研究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开展金融创新,开发适销对路、量体裁衣的金融产品,深入开展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等专项治理。
加强顶层设计
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看来,“监管体制改革,不是简单地把三会合在一起,或者简单地把三会合并到央行去。”
吴晓灵认为,综合经营的情况会出现很多风险,我们的监管体制不管怎么改变,对于央行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所承担的货币政策职能和金融稳定职能不会改变。金融市场最终流动性的提供者是央行,央行既担负着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责任,也担负着金融稳定的职能。吴晓灵建议,在金融综合经营的情况下,要从单纯的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相结合转变,而央行要更加强调它承担金融稳定方面的任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尽快组建综合性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当前,简政放权到了放管结合新阶段,需要把监管改革作为政府改革重点,加快推进审批与监管严格分开,提高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着眼于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尽快组建综合性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强化监管的统筹协调。”
唐双宁也提出类似建议:加强国家金融安全顶层设计,成立由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的“金融安全委员会”,从国家战略安全层面把握大局,相机决断。同时,理顺影响金融安全运行的监管体制,下决心改革当前各控一域的金融监管体制,尽早解决信息分割、功能分离、决策各异的局面,提升监管效能,防止单体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防止单一领域风险演化成全局性风险。
民盟中央在《关于推进适应新常态的金融综合监管体制创新完善的提案》中建议,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改革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局分业管理体制,构建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为核心,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相协调统一,以综合监管和功能监管为重点的新型金融监管体制;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建立外债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框架;整合监管机构,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原总裁杨超建议,首先要整合监管资源,转换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其次,应仿效此前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通过立法监管的模式,对已经实现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集团通过立法实现有效监管,现在很多金融控股集团,其业务已经涉及银证保三类,如果继续采取分业监管,易造成监管缺位、越位、错位、推诿的问题。通过立法对其进行监管,将有效避免上述问题。
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大势所趋,这也就意味着金融机构监管套利空间将进一步压缩,游走“灰色地带”的成本会上升。
未来金融机构应“如何自处”?多数代表委员直言,金融服务切实盯住实体经济才是“正道”。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句话就是:抓好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机构突出主业、下沉重心,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止“脱实向虚”。
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表示,金融服务和金融监管应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脱离了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根本,金融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全国政协委员、东方资产原总裁梅兴保认为,资金在金融体内循环的情况亟待扭转:一方面是金融机构自身的资金循环;另一方面是资金在大金融系统内循环,比较突出的是银行同业业务近年来增长过快。比如通过信托搞委托贷款、通过配资进入股市、房地产市场等,这都导致资金无法进入工业、农业等实体经济领域,并变相提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