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去产能与培育新动力两条河流汇合起来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虽然是孟子用来论述个人发展和国家兴亡,但有时也适用于思想领域。一些重要学说往往在经济与社会巨变甚至危机之时诞生。比如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凯恩斯主义,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便是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人都在反思经济学以往的成果和理论框架,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政策实践受到质疑。在我国,以2012年11月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为标志,主张供给侧改革的“新供给”学说应运而生,从经济理论和政策两个层面探求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提出,我国宏观政策不能仅限于总需求干预,而应更多重视供给侧。因此,他提出了“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并相继发表了系列文章。而在此后不久,贾康发表《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相继提出“八双五并重”等经济政策建议,以此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

滕泰和贾康是我国“新供给”学说两大代表人物,其思想与主张各有千秋,多有大相径庭之处,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这本“新供给”学说集大成之作中,我们可以读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精髓。

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一辆汽车,那么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追问的:这辆汽车的动力来自哪里?如何持续保持强劲的动力?

长期以来,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成为大家分析和理解宏观经济的基本工具。因为是“马车”,很多人很自然地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其实,“三驾马车”是以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三大组成部分,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结果。对经济发展,消费、投资、出口有短期的推动作用,但绝非根本动力。那么,经济发展动力来自哪里?

近年来中国经济这辆汽车行驶速度越来越慢。是油门踩得不够,还是发动机本身有问题?滕泰认为,仅靠刺激消费、投资、出口已不能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换句话说,虽然我们把“油门”踩到底了,车子依然在减速。在这种情况下,驾驶员需要停下来看看发动机有没有问题。对中国经济而言,刺激需求侧的“油门”效果递减后,必须启动供给侧改革。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强调,“三驾马车”并非财富之源,供给——创造财富的能力,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确切地说,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金融与资本、技术创新、制度与管理等五大财富源泉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同时,滕泰还认为,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交替误导了中国。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决策部门往往设法“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往往“踩刹车”。频繁地“踩油门”和“踩刹车”的结果是,中国经济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也越来越短。因此,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主动的战略性选择。

新供给如何创造新需求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的基本原则,就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供给”指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管理模式等新财富形态,形成了新商业价值,创造了新需求。滕泰认为,一旦资本、资源、劳动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产能过剩将自然消除,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均衡,而且将开始新增长。

对此,滕泰举了个非常形象的例子:在乔布斯创造出iPhone前,人们对iPhone的需求为零;创造出了iPhone后,带来了人们对iPhone的巨大需求。至于具体的创造过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以iPhone产业链为例,作了详细阐述:

第一,新的商业价值附加是新供给形成的基础。如iPhone使上网、聊天、视频等功能从PC端进入移动端,具有全新的商业价值。第二,持续的研发投入和体验改进能提高供给的创造能力。如苹果公司采用新的操作系统和新的芯片构造,不断改善和提升用户体验。第三,打造上下游生态链,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形成新市场。如iPhone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平台,让产品之间形成更深层次的整合和协同。第四,相对开放的贸易环境和完善的配套设施有利于拓展供给创造的空间。如国际贸易,使iPhone销售市场和生产工厂的全球布局成为了可能。第五,加速供给创造需求效率的乘数效应是新供给形成新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苹果公司以手机及周边产品的销售收入,形成公司利润、股东红利、员工薪酬等,再次进入美国经济循环,推动美国经济复苏。

需要强调的是,在我国当下,处于供给老化阶段的煤炭、钢铁等传统产业,其最终出路不在于简单地关闭,而在努力培育新供给、新动能,引导这些产业的生产要素向新供给扩张的产业转移。去产能与培育新供给、新动力是同向并肩而行的两条河流,这两条河流合二为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才真正完成。

要素供给还是制度供给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察觉到制度供给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除了关注“看得见”的动力之外,也将“看不见”的“制度与管理”作为五大财富源泉之一,视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源。滕泰认为,在人口、土地资源、资本和生产技术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解除制度和管理的供给抑制,能提高单位资源、资本、劳动的产出效率,进而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当下,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深层次原因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国家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应进一步明晰产权制度、放宽市场准入、创新金融制度,放开因产权保护不完善、市场准入歧视和融资渠道匮乏等产生的制度约束,解决好国家的制度供给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需求之间的关系,通过制度和管理创新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科斯说,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对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目前制度创新的重要切入点。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不但要引入非国有资本,使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能在经营过程中优势互补,还要强化外部监督机制建设,推进公司治理机制的持续改进和完善。此外,还要着力推进内部机制和体制改革,如制定高管和员工市场化的激励办法,推进员工薪酬体制改革,形成更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用人留人机制。

过度金融化只是表象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增长较快。但眼下“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声音不时出现,其论据是,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过大,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已超过8%,而且还在继续上升,而美国、英国的比重在7%左右。近期,金融监管部门也出台了不少措施,力求稳妥降低金融业杠杆,防控金融风险。

其实,我国目前的过度金融化,只是表象,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当前实体经济比较困难,制造业在尚未完成转型升级时后劲不足,逐利资金流入金融业;二是金融供给结构相对老化,尚未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完全对接,金融供给仍然存在所有制偏好。因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金融和资本供给结构需对接“新供给”经济,使金融流向与新供给扩张方向一致,这就需要通过制度和产品服务的创新来驱动。

具体而言,我认为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一个更完善的金融体系,对接新供给,服务新需求,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首先,应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着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优化企业债务和股本融资结构,提升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大力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例。这样不仅有利于分散金融风险,而且可以拓宽投融资渠道,帮助中小企业走出融资困境。其次,应持续深化银行业改革,逐步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发挥主流银行业对新供给的重要支撑作用。进一步发挥民间资本积极作用,鼓励民间资本有序进入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资本流动、不当创新等对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

毋庸讳言,《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中的部分观点,看起来仍比较理想化,落到实处还要克服诸多困难。不过,这也正是滕泰作为经济学家的难能可贵之处。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学术研究必须有独立性、领先性,不应为了迎合短期决策需要而打扮成与政策相似的样子,更不应放弃原本的学术创新方向。

(作者系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